一月的某個早晨，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的漢諾瓦鎮（Hanover）正下著大雪，達特茅斯學院的洛依禮堂（Loew Auditorium）外聚集了一夥又一夥學生。此時還未到冬日嘉年華（Winter Carnival），所以看不到打雪仗和升營火的景象；這會兒校園裡也沒有什麼需要抗議的洩憤對象。可是不知道為了什麼，一百多個學生緊挨著彼此，身上的背包擦來撞去。看得出來有事要發生了，誰也不想錯過。
原來大家激動的原因是：古典學教授保羅．克里斯特森（Paul Christesen）即將開講，教授他著名的「古代今探」（Antiquity Today）導論課程。
克里斯特森教授的年紀坐四望五，國字臉，對於古地中海文化豐富、樸質的元素，興趣始終不減。接下來的十個星期，他將帶領學生領略風俗（nomos）與自然（physis）的重要性，解釋奧林匹克競賽的由來；他會討論（古代與現代）一國參戰的涵義，還會花一整堂課探索羅馬公民古怪的性癖好。
在克里斯特森的教導下，希臘羅馬的古文化一點兒都不古老，而是得到重生，對照我們今日的生活方式，顯得十分刺激，挑動人心。
學生們愛死了這門課。2016 年冬天，大學部登記選修「古代今探」這門課的學生超過 200 人，因為教室容量有限，其中幾十個學生被迫放棄。最後校方公布選修這門課的學生人數是 159 個，克里斯特森發現自己所教班級的人數之多，在達特茅斯學院名列前茅，相當於全體新生的 14%，都被他的魅力所擄獲。
如果任何人告訴你文科教育快要完蛋了，切莫相信。全美各地的大學裡，眾多傑出教授正在復興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哈佛大學的哲學教授麥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開了一門以正義為主題的課程，內容包羅萬象，吸引了 1100 個學生選修。德州大學英語教授伊莉莎白．李契蒙加爾札（Elizabeth Richmond-Garza）開的維多利亞時代文學課，同樣引來選修人潮。
另外，根據學生的評價，查爾斯頓學院（College of Charleston）、舊金山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阿帕拉契州立大學（Appalachian StateUniversity）最受崇拜的教授，分別任教於西班牙語系、音樂系、心理學系。
不過，光是叫好又叫座的講學還不夠。由於擔心這類專長在畢業之後有礙自己的前途，主修傳統文科學門（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學生更少了。走人文學科的道路，一來無法保證優渥的起薪，二來有哪些能夠協助畢業生迅速獲得進展的戰略，則不太為人所知。文科畢業生鬱鬱不得志，最後淪落到星巴克，穿綠圍裙煮咖啡的可怕刻板印象，已經變成無法抹滅的比喻了。
我們來看看史帝夫．帕爾斯坦（Steve Pearlstein）的經驗。帕爾斯坦是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公共事務系教授，他邀請成績優等的學生研讀長達 800 頁的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傳記。結果所有學生都喜歡這本書，因為書裡對人性與經濟奮鬥有十分深刻的洞見。
帕爾斯坦受到學生熱烈反應的鼓舞，開口問這些 24 歲的學生，有多少人主修歷史、英語、哲學這類專業，答案：只有一個。其他六個人的解釋是：「我爸媽不允許。」上大學的成本高昂，正逼得許多家庭縮短投資期限。將獎學金和學費折扣的因素考慮進去之後，一般家庭每年需要支付 27000 美元，才能負擔一個孩子上四年制私立大學；在戶籍所在的本州念四年制公立大學，每年平均開銷是 14000 美元。
自從 1990 年代初期以來，美國經濟的其他部門大多不見通貨膨脹，反觀大學卻獨樹一幟，年復一年，讀大學的成本都比總通貨膨脹率高出 3%。
如果思考長遠一點，那麼上學是一生最佳投資的這個想法依然可靠，不論選擇主修哪一門知識都一樣。事實上，儘管資訊、電腦科系學歷看似十分熱門的敲門磚，然而某些人文科系卻能帶你走更遠的路，可惜許多父母等不下去，不免把焦點放在起薪高和所謂比較安全的科系，也就是讓繳出去的學費儘速回本（至少從經濟角度來看是如此）。
即便常春藤盟校也存在這樣的桎梏。哈佛大學歷史與文學主修領域的系主任姬兒．勒波爾（Jill Lepore）在自己家中定期舉辦說明會，讓大學部學生了解她所推動的跨學科計畫。《紐約時報》採訪勒波爾時，她無奈地回憶起某一次說明會上，一個樂觀的學員當場遭到父母的簡訊轟炸：馬上離開。趕快出去。那是痛苦之屋（a house of pain）。我們很容易想像，這類父母心裡如何警鈴大作：想去蓋你自己的安非他命實驗室就去蓋，想搭便車橫越美國就去搭，但是永遠別再踏進什麼歷史學者的房子。
社會變得越謹慎，我們就越容易把只為學習而學習當作某種脆弱的魔法，認定它只適合中學、學院、大學這些地方。想想電影《春風化雨》（Dead Poets Society）裡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飾演的那個狂熱的英語教師，還有《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Game）的主人翁數學家艾倫．圖靈（Alan Turing）的掙扎。
這些天才拚命努力，到頭來卻發現自己無法搞定世界上所有的問題。我們半是景仰、半是憐憫地看待他們的作品，即使在真實生活中，每次畢業典禮上，若是某個出了名不切實際的學系，有某個教授因為教學卓越而獲獎，總是會激起眾人的一絲惆悵。成千上萬工程系和商學系的畢業生揣著學歷證書，爭先恐後奔向致富的大道──至少看起來如此──反觀那位受到仰慕的老師，卻必須繼續在相同的學術道路上穿梭，永無止境地空將一身本領交付這個不知感激的世界。
也許是學術機構作繭自縛。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大學入學率激增，新設立的院校大多推出與職業相關的課程，至於教授所謂「不切實際」科目的教師，則依然頑固地以「為學習而學習」的精神為榮。在他們看來，讀土木系的學生可能接受建築橋梁的訓練，讀護理系的學生可能準備好去醫院照顧病患──可是讀英語系、哲學系、社會學系的人，理應層次更高，學習獨立思考的純粹性。只要讀完書，工作自然會有著落。此外，最出色的大學生可以繼續深造，未來還能在大學教書。
然而到了 1990 年代末期，這股老派的篤定思維逐漸式微，太多新出爐的博士競爭稀少的大學教師職缺，可惜僧多粥少，結果掀起了最高學歷人才的低度就業新危機。在此同時，不以當教授為職志的大學生，也不確定該朝哪個方向走：隨著文科學門領導人開始重視社會上學術導向較不明顯的職務，這些大學生覺得遭到背叛，卻又不曉得如何因應。
教授、系主任、教務長希望所有大學部的學生都能成功；這些領導人相信，學校教給學生的東西極為寶貴，他們只是不懂得如何將校園淬鍊出來的價值觀，連結到職場的需求。這些學術領導人越緊張，就越可能講出站不住腳和自以為是的話。
價值觀與需求的錯配之所以那麼讓人捶胸頓足，是因為校園與職場本來可以輕易強強聯手──問題是雙方鬥士必須使用共通的語言，去訴說自己的價值觀、需求、成就，使對方心領神會。可惜現在的學者、學生、雇主卻因為令人苦惱的翻譯問題，立場無法協調。
那麼共同立場究竟在何處？雇主想要僱用的大學畢業生，必須說寫流利、能夠在團隊中發揮效用、懂得如何分析複雜的問題。這些優點正是良好大學教育的核心，尤其是文科生的特長。在學術圈很愛使用的詞彙「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觀念中，這些全都深深嵌入其肌理，可是如果你請大學領導人詳細解釋批判性思考，得到的反應將是一堆疊床架屋、彼此衝突（和自利導向）的噪音。
這一點既痛苦卻真實：當學術界卯足全力為批判性思考下定義時，無意間就為自己套上了誹謗者所持的意識型態。我讀過追溯至 1935 年的大學校長推薦書，發現大學領導人一直把批判性思考描繪成一種能力，藉它來檢驗支持某項論點的假設，也把批判性思考視為一種包容力，藉它來考量對立的觀點，而不要倉促下定論。可是在求職面談時，引用這類抽象、無趣的詞句，恐怕會搞砸謀職者的機會。當學術圈暢談自己最擅長的東西時，花了太多時間讚揚學者開發知識的過程，卻又花太少時間稱頌真實世界的報酬。
若想恢復文科教育的好名聲，就需要用嶄新的方式來談批判性思考，這次要把大學畢業之後的職業生涯放在心上。我們需要儘可能鮮明地展現文科教育能夠幫助你出人頭地的各個層面，這意味著要把畢業典禮致詞中那些空泛的話，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幫助你找到工作、增強權威、步步高升的就業市場用語。批判性思考的力量改個名號之後，應該會幫助你在畢業 20 年後的同學會上，發現你已經達成多年前許下的志願。
我已經盡力破譯密碼。第一步是搜尋徵才廣告，找出美國境內每一份提供 10 萬美元以上年薪，同時要求精通批判性思考技能的職缺。這些徵才廣告大多是 500 字以上精雕細琢的宣言，首先詳細描述工作內容，以及正式的條件清單，最後帶進一些比較人性訴求的字句。美國資本主義制度有個不滅的優點，一旦企業打算花大錢，就會相當老實地說出他們想要什麼，所以要不了多久，到處都會出現相同景象：「批判性思考」對於各行各業的公司意義重大，促使他們需要你這樣的畢業生。
2016 年夏天，我有緣使用 Indeed.com 這家就業媒合網站的求職求才廣告資料庫，發現有 5600 多筆徵才廣告提供六位數薪水，徵求具有批判性思考的人才。刊登這些廣告的雇主從蘋果電腦到好事達保險（Allstate），從新創事業、小型顧問公司到美國勞工部都有，勤業眾信（Deloitte）會計師事務所也在其中。這些徵才廣告五花八門，內容足以吸引每個人，同時也猛然提醒大家：文科價值觀的需求依然旺盛。每次打開一則徵才廣告，我都會記下關鍵詞「批判性思考」出現後的十行文字中所提到的特定實力，不久就得出一組一組類似的特質。
當雇主要求批判性思考的技能時，這個詞大致代表五種關鍵因素。首先是自信且願意（甚至渴望）對付尚無規則可言的未知領域。你將想像力帶進工作，在新情境中調適得宜，我們稱之為「開疆闢土」（Working on the Frontier）。
下一個是洗鍊的分析方法，讓你精於「發掘洞見」（Finding Insights）。你獨具慧眼，找到並不明顯的答案，漸漸獲得推崇。隨著經驗的累積和權力的提升，你將開始綜合各種見解，當組織需要做出複雜的決策時，你建構洞見的方式便使你成為值得信任的專家。我們稱這種較高階的力量為「選擇正確途徑」（Choosing the Right Approach）。
最後，你對團體動力學和他人的動機，具有難得的深刻理解。你擅長「判讀現場氣氛與人員情緒」（Reading the Room），以及「鼓舞別人」（Inspiring Others）。你的校園領導人試圖用更學術的字眼來形容這些能力，也不能說他們錯得離譜，可是現在你有了更好的立場，利用與雇主願望合拍的語言，替自己爭取工作。
只要精通這個架構，你將會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有那麼多看似圈內人才懂的文科成就，能夠加以重新包裝，於工作有利的情境中講述出來。哪怕是遊覽發生溫泉關（Thermopylae）戰役的古希臘戰場，那樣另類的經驗也可能派上用場，它引你苦思那場戰役的重大決定──以及所有涉及的變數。
假如與你面談的人對電影《三百壯士：斯巴達的逆襲》（300）有一絲絲印象，你就可以侃侃而談了：想像西元前 480 年，自己站在一條狹窄的隘口上，敵軍大舉進逼—而你只有一把斧頭。
不管你正處在人生中的什麼階段，以下的分析將會說明，當你找新工作時，文科背景可以如何轉變成力量，而不是讓你難堪。在學校砥礪出來的那些技能，甚至可能使你在出社會之後如魚得水，進而暗自得意洋洋。你曉得如何在求職面談中脫穎而出，如何主持會議，如何在堆積如山的數據中找到真相（或危險的謊言）。
現在我們就來仔細瞧瞧。
開疆闢土
你是高度自我導向（self-directed）型的人嗎？你能脫離窠臼思考嗎？你能適應變動的環境嗎？碰到挑戰時你反而發揮得更好嗎？如果這些問題都讓你點頭稱是，那麼你便擁有探索者的心態，正是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哈門納（Humana）醫療保險公司、美國聯準會想要找的人才。這些機構不斷朝意料之外的方向成長，因此十分渴望聘僱欣然迎向新領域的員工。
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心理學家就在鼓吹無界限（boundary-less）、「無定性」（protean）職業的優點，從業人員撰寫自己的工作內容，替自己規畫路徑。不過，當研究人員在工作現場詢問員工實際的職場態度時，卻發現大部分人並沒有那麼勇敢。
有一項值得注意的意見調查發現，絕大多數受訪者自我描述的特質，落入研究人員所區分的三個類型：「好公民型」（solid citizens）、「槍手型」（hired guns）、「受困／迷惘型」（trapped/lost）。
不到 1/3 受訪者選擇獨立自主、無定性的路徑。我們這個社會依然珍惜可預測性，從在麥當勞煎漢堡到在一流醫療院所判讀 X 光片，都屬於這類工作。正因為如此，自動化、全球化才會嚇壞那麼多人，因為這兩種力量不斷襲擊性質重複的工作類型。
一旦選擇攻讀人文科系，就等於決定和探險家並肩同行。上大學後的前幾個學期，你將會對爭議性話題建構自己的詮釋觀點，尋找「新」的說法，而不是像鸚鵡學舌似地複製教授的看法。自己提出的論點贏過別人時，你會找到樂趣；若是起初的嘗試不如人意，沒有關係，你將學會如何生存與重組。
到了大四，你將自動自發學習、挑選專題、蒐集資料、擬定閱讀清單。不論眼前感興趣的主題有多狹窄，你挖得越深，就越能學會「孤身一人時知道該做什麼」的這個時時刻刻都管用的技巧。
最有活力的教授們將會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延伸你的安逸區（comfort zones），使你更容易著手實驗。不妨將他們想成手持簡報器（presentation clickers）而非排笛的牧神（Pan）。
達特茅斯學院的克里斯特森教授在新生訓練上就是扮演那樣的角色，他在一席反傳統的演講中，告訴學生：「生命中最棒的時刻，就是即將開始動手進行某件精采事情的時刻。」他透露自己初識未來的妻子歷史教授塞西莉亞．賈波斯金（CeceliaGaposchkin）時，一個星期後就向她求婚了。
克里斯特森笑開了嘴說：「樣樣事情都順利解決了！」達特茅斯與許多文理大學一樣，並未設置會計學、物理治療等領域的專業預科（preprofessional）學位──對此克里斯特森並不表示遺憾。
不過克里斯特森倒是指出一項例外：數位革命使得人文科目的學習更寶貴。他說：「網際網路和智慧型手機的崛起，意謂如果你需要額外的事實，可以很快就找得到。」
這麼一來，塞滿事實卻無力分析的腦袋，價值就減低了。克里斯特森比較喜歡學生做好準備，應付無法逆料的未來，方法是發展何時何地都管用的情境分析方法，以及培養他們在探索新事物時自信的敞開心胸。克里斯特森主張，只要把這部分搞定了，未來不論換多少份工作，你都已經擁有值回票價的專門知識。
艾莉．貝格麗（Ally Begly）於 2007 年進入達特茅斯學院就讀，當時她以為自己會把焦點放在醫學預科，以後當個醫生。沒想到入學之後的頭幾個月，貝格麗發現很多預科生把學習視為討厭的瑣事，她為此感到惴惴不安。為了因應醫學院的要求，貝格麗的同學全力尋找拿 A 等成績的捷徑，但是她卻想從大學得到不一樣的東西。讀高中時，貝格麗很喜歡拉丁文，於是決定自己可能更適合念古典學系，她回憶道：「古典學很難得高分，你沒辦法翻開一本研究書籍，學習書裡的內容，然後把這些內容當作自己的知識運用。原樣照抄是行不通的。」
貝格麗打定注意，這種新的節奏是能引領她通往更美好未來的路徑。她寫的第一篇古典學的主要學期報告，是檢討一本關於希臘骨灰甕的小冊子，報告長達 20 頁，探索古希臘雙耳罐究竟是替每個人量身打造的骨灰甕，或是標準化的規格。
沒有任何教科書能回答貝格麗的這個問題，她在達特茅斯學院的圖書館度過很多個漫長的夜晚，分析細節，然後建構出一項理論。貝格麗回憶說：「那是我苦難的開端，但也是我首度嘗試原創的神奇經驗。後來我得到 A 等，感覺棒透了。我的這一門領域，縱有滿腔熱血也不怕招來異樣眼光。」
大學畢業後，貝格麗把她的一腔熱忱轉化為成功的、有意義的教師職業，進而成為教導小學四、五年級女童學習科學的專家，她通曉女孩子接近讀中學的年齡時，為何往往忽然在學業上喪失信心。貝格麗十分關切冒名頂替症候群（impostor syndrome，譯按：認為自己成功是僥倖，而非出於自己的真才實學，總是擔心有朝一日會被人揭發的心理）；曾有學生不安地提出一個問題，她也一直記在心裡：為什麼沒有女性登陸月球？貝格麗說：「我們仍有改革的空間，而我想成為那個過程的一部分。」
幾年前，克里斯特森要大學部的學生思考，雅典藝術作品為何從來沒有稱頌過西元前五世紀的海戰勝利。這個問題，學術圈一直沒有找到解答，克里斯特森想看看這群菜鳥能否別出心裁。後來他向我解釋：「大部分學者並不比學生聰明，我們只是知道得比較多罷了，如果我們習慣了特定的思考方式，這些知識反而可能礙手礙腳。」
結果大學生莎拉．茉瑞（Sarah Murray）抓住了這個機會，發展出的答案極為引人注目，因而受邀去古典學者的一場重要會議上發表她的見解。就在上臺前，茉瑞臨時變得手足無措，趕緊向克里斯特森求救。克里斯特森回憶道：「我告訴她，到時候將有一位世界頂尖專家出席，她看起來更害怕了。然後我解釋：『那就是妳，妳比任何人知道得更多。』」
十二年後，茉瑞已經靠自己的實力成為學者，任教於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Dame）與內布拉斯加大學（University of Nebraska）。她繼續在學術圈開疆闢土，推展數位人文方面的新學科。茉瑞想要藉現代數據分析之力，解決古典學最晦澀的問題，再一次找出別人料想不到的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