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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名同志之死,回顧歐洲平權之路的漫長征途

邱羽瑄 2019-03-24

2012 年 4 月 22 日,一如每個即將面對 blue Monday 的星期日,許多人把握著最後的周末時光盡情狂歡。


在比利時列日市的某處街角,一間頗負盛名的同性戀酒吧「Open Bar」,如同往常一般閃耀著霓虹,吸引男男女女在此喝酒聊天,32 歲的男同志薩能.賈非(Ihsane Jarfi)也是其中一員。


悲劇的開端就發生在這樣一個稀鬆平常的假日──薩能失蹤了。目擊者指出薩能曾在酒吧前與四名男性發生口角,企圖阻止他們帶走一名女子,隨後薩能被強行拉上一台汽車,自此下落不明。


兩週後,薩能的屍體在列日郊區被發現,根據警方調查,屍體上有多處凌遲過後的傷痕,包括肋骨附近的 17 處骨折,顯示他在生前遭到長時間的虐打,可以想像薩能最終是在極度疼痛的狀態下掙扎斷氣。


這起兇殺案震驚了比利時社會,除了兇手令人髮指的行徑之外,被害人薩能.賈非的背景也引起眾人關注──同性戀、穆斯林、非裔血統,無論何者都足以挑起輿論敏感的神經。兇手究竟是誰?殺人的目的又是什麼?


若是想破案,並了解兇手的犯案動機,要先回到 20 世紀初的歐洲,在那裡我們將一窺隱藏在這場慘劇背後,龐大的結構性問題。


真實上演的歐洲「恐同」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敗後德國的社會依舊動盪不安,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開始崛起,逐步登上歷史舞台。


眾所皆知,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屠殺數以萬計的猶太人,但其實羅姆人[1]、身心障礙者、共產黨員、性工作者和同性戀等族群都深受其害。之所以會有如此大規模的屠殺行動,起因於當時希特勒的種族淨化政策,計畫將「基因缺陷者」絕育,並宣揚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種,希望通過此舉,實現創造一個優等民族的夢想世界。


由於同性交往無法繁衍後代,被視為阻礙德國發展的一員,所以大量同性戀者被送入集中營,企圖透過強迫勞動「治療同性戀」,藉以強制改變他們的性取向。此外,納粹德國還修改刑事法第 175 條,加重同性(尤其規範男性)間的性行為罰則,讓同性戀的處境更加嚴峻。


在集中營中,囚犯們都必須佩戴一個倒轉的三角形臂章以區別其所屬的「類別」,男同性戀的代表是粉色倒三角,根據統計大約有 5 萬名以上的男同性戀曾被關入集中營[2];女同性戀則是佩戴黑色倒三角,但這個標誌其實包含了所有「反社會」的群體,例如妓女、酗酒者、低智商者。


1936 年,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 1900-1945),創立了「打擊同性戀和墮胎帝國中心辦公室」(Reich Central Office for the Combating of Homosexuality and Abortion)積極收集有關同性戀的數據,其中還有一支特殊部隊可以執行死刑。1937 年到 1939 年,納粹對同性戀者的迫害達到了高峰,警察頻繁地突襲同性戀者的集會場所,查抄通訊錄和建立告密者機制,以確認和逮捕疑似同性戀的男女。


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 )是納粹德國的一名重要政治領導,曾被評價為「有史以來最大的劊子手」。(Source:Wikimedia

這些同性戀「罪犯」被關入集中營後,守衛會大肆譏笑和毆打他們,且通常會將同性戀者與其他囚犯隔離,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司令官魯道夫.赫斯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此舉是為了防止同性戀擴散到其他囚犯和守衛,避免其他人也感染成同性戀。[3]


上述的言論從現在的角度看來根本是荒謬至極,但更不可思議的是在集中營裡,還有醫生對同性戀者進行治療手術。卡爾.瓦內特(Carl Peter Værnet, 1893 -1965)是一名崇尚激素治療的醫師,他在加入納粹黨後沒幾年便進到布亨瓦德集中營擔任外科醫生,以治療的名義對集中營的同性戀進行了各種殘酷的實驗。


卡爾醫生採用的並非僅是傳統注射激素而已,而是透過手術安裝人工性腺,提取睪酮裝進金屬管並植入男性的鼠蹊部,目的是希望證明「同性戀可以轉換成正常的性傾向」。大約有 17 名在集中營的罪犯接受了這項手術,雖然並沒有造成患者直接死亡,但術後出現 2 例因感染而亡的病患,這項實驗性手術的成果也被認定為「無效」。


然而,當時接受過類似實驗的同性戀者都表明自己被「治癒」了,很明顯地,他們的聲明是希望能藉由宣告實驗成功進而逃離集中營的監禁,並不是真的改變了性向。除了上述了激素治療,在集中營最常對同性戀者進行的便是所謂的「厭惡治療」,若有更「頑固」的罪犯,不願承認自己的性向已經改變,最後的下場有可能就是被閹割。


根據德國著名的 LGBT 學者 Ruediger Lautman 指出,在集中營內同性戀者的死亡率高達 60%,原因除了各種慘絕人寰的實驗之外,同性戀者在獄中的待遇可以說是在最底層,他們被認為是噁心的代名詞,連其他囚犯都可以隨意污辱,甚至會遭到守衛的私下暴行。


紀錄片《175 紀事》便記錄了數名曾被關入集中營的同性戀者,在納粹德國統治期間以法例第 175 條中逮捕的經過,由受害者娓娓道出在集中營裡遭受各種不人道對待,揭示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紀錄片《175紀事》於 2000 年上映,記述幾名男女被納粹黨以法例第 175 條中的「同性戀罪名」逮捕的經過。(Source:Wikipedia

縱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性戀的污名依舊存在,德國政府甚至一度拒絕發放補償金給這些曾被關押的同性戀者,有些人還被要求重新服刑,只因為違反針對同性戀的不合理刑罰。


直到 1990 年,世界衛生組織決議將同性戀自疾病列表刪除,聯合國並將每年的 5 月 17 日,這個象徵「17.5」的日子,定為「國際不再恐同日」,對同性戀的誤解終於得到國際上的正視與澄清。而德國議會也在 2002 年不顧其他政黨的反對,通過了《廢除國家社會主義法案》,根據該法案,在納粹德國時期針對同性戀者的判罪都將被撤銷,許多受害者自此才真正受到較公允的對待。


由此可見,即使在戰爭結束了,集中營也早已被解散,同性戀者的平權之路,還需經歷一段漫長的黑夜,才能迎來真正的曙光。


讓悲劇不再重演

戰後的同志族群在社會上遭到嚴重的歧視和警務人員的特別關注,長期遭到外界的異樣眼光令他們備感壓力,終於在 1969 年美國爆發了石牆暴動,不僅為美國平權運動寫下歷史新頁,也視為全球同志平權運動風潮的起點。


雖然在此之前已有許多國家接連將同性戀除罪化,但大眾並未真正接納同性戀族群,仍存有許多歧視和誤解,於是許多平權運動者開始上街爭取自身的權益,世界各地的平權遊行相應而生,每年的規模也越來越大,許多曾苦苦壓抑自己的同性戀者也慢慢願意走到陽光底下。


在同志大遊行中,除了大家現在熟知的彩虹旗之外,曾是二戰時期同性戀者的夢魘──粉色三角形和黑色三角形,也被用來象徵同性戀者自我認同的價值,有些團體會將標誌改為正三角形而非納粹使用的倒三角,也是代表著積極戰鬥與迎向未來之意。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同性戀紀念碑、美國舊金山的粉紅三角公園等,都藉此形象紀念在大屠殺中被殺害的同性戀者和表達對 LGBT 族群的支持。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同性戀紀念碑(Homomonument),世界上第一個紀念被納粹殺害的同性戀者的紀念碑 。(Source:by Keith H ,via Flickr

故事說到這裡,那麼究竟是誰殺害了那名可憐的比利時青年薩能?


根據警方調查,那四名在酒吧前強迫他上車的男性,他們承認毆打薩能並偷走他的錢包和手機,其中一名兇手更認為這是在「給同性戀者上課」,教導他們「正確的性觀念」。這樣的言論引起眾怒,法官認為兇手有嚴重的同性戀恐懼症[4],故而犯下如此殘忍的兇殺案,因此以有辱人性、違反人道、任意拘留他人等罪刑起訴,最終有三人被判處終身監禁,另一人則是 30 年的有期徒刑。


事件過後,薩能.賈非的父親 Hassan Jarfi 出版了《Ihsane Jarfi, le couloir du deuil》記錄他的喪子之痛,並成立「Ihsane Jarfi 基金會」,希望打擊一切形式的歧視和暴力,特別是因同性戀恐懼症造成的過激行為,讓大眾不再漠視他們的權益。

 
Ihsane Jarfi, le couloir du deuil》書封。

2018 年,比利時根特劇院藝術總監米洛.勞(Milo Rau)將薩能.賈非的悲劇搬上劇場,演出《重述:街角的兇殺案》,同時也讓社會大眾開始反思,為何在以多元開放聞名的比利時,還會發生如此駭人聽聞的兇殺案?


時至今日,社會對同性戀者的態度開始慢慢轉變,至少在法律和醫療上都已洗清對他們的汙名。然而,薩能.賈非的死亡彷彿昭示著同性戀族群依舊難以扭轉的境遇,如同詛咒般如影隨形。


社會上層出不窮的慘案,不禁讓大眾重新審視:「為什麼悲劇會一再地在真實中反覆上演?」我們到底應該將這樣的慘劇歸因於人性的殘忍,還是這其實是整個社會體制底下,要共同承擔與面對的缺陷?


薩能的兇殺案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盤據在所有弱勢族群生命中的陰影,我們都應該好好面對那些歷史上曾犯過的錯誤,並思索如何改進才能讓悲劇不再發生。


《重述:街角的兇殺案》劇照(Source:Hubert Amiel)

本篇文章由國家兩廳院與故事共同製作。

2019 TIFA 米洛・勞《重述:街角的兇殺案》


演出時間|4/5(五)14:30 & 19:30、4/6(六)14:30
演出地點|國家戲劇院(臺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演出票價|600/900/1200/1600/2000/2500
購票連結►https://bit.ly/2W2hxct

 

[1]羅姆人(Roma),也稱為吉普賽人。為起源於印度北部,散居全世界的流浪民族。由於,當時歐洲人認為羅姆人來自埃及,於是稱之為「埃及人」,而「吉普賽」即是「埃及」的音變,但多數羅姆人認為「吉普賽人」帶有歧視意味。

 

[2]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the Nazi war against homosexuals ,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88.


[3]Rudolf Hess ,Death Dealer: The Memoirs of the Ss Kommandant at Auschwitz, Da Capo Pr ,1996.


[4]俗稱的恐同,是指對同性戀的排斥感,可能是基於恐懼,有時也涉及到受宗教信仰及社會文化的影響。

 
文章資訊
作者 邱羽瑄
刊登日期 2019-03-24

文章分類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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