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歡迎來到考試地獄
據著名的歷史學家何炳棣（1917-2012）統計，明代家世背景可考究的進士六千餘名，其中有一半是平民出身，可見科舉確實是一把通往成功的階梯，有效地促進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微寒的家族非常有機會經由科舉向上爬升。但考中科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語有云：
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1901-1995）有一本探討科舉的著作，書名為《科舉：中國的考試地獄》，宮崎氏把科舉形容成地獄，倒也十分貼切，學子們過著清貧困頓的生活，埋首於書冊中，只求能夠在科舉中出人頭地。
晚明曾有讀書人寫了一篇〈不第賦〉，抒發四十歲還未考取的哀怨心情，最後還不忘勉勵自己：「前程事，暗如漆，塞翁失馬休嗟怨。且莫埋怨，埋頭對著聖賢，科場門終不掩。且與烏有先生講一篇，縱使鐵鞋難破踏，到手不為難。」
清初小說家吳敬梓（1701-1754）筆下的范進，五十四歲才中舉人，聽聞消息，竟然一跤跌倒，喜極而瘋，這固然是小說家的誇張筆法，但多少也反應了讀書人的殷殷期盼。
睡覺浪費時間，熬夜讀書拚考試！
科舉的實施，似乎也深刻地影響了士子的生活作息，宋代的程朱理學家們總是想把握時間讀書，對於睡覺有著不得不睡的抗拒態度，希望能晚睡早起，他們認為不讓自己多睡點，正是「存天理，去人欲」的一種實踐。
而明朝將程朱理學視為正統，所以明代初期也維持這樣的基調，士人們犧牲睡眠，點著蠟燭在夜間讀書到一、二更，似乎是一種常見的生活方式，朱元璋還曾褒獎一位為了讀書而少睡的學者焦伯誠。
到了明代中期，讀書人便有愈來愈晚就寢，甚至通宵讀書的傾向，一方面是因為工商業較為發達，百姓們白天務農後，晚上還可以從事手工業，所以認為到了三更（子時，晚上十一點至凌晨一點）才真正算晚；另一方面，因為參加科舉的人愈來愈多，錄取的機率相對變低，壓力也就愈來愈大，自然更想拚命讀書了。謝肇淛曾在筆記中寫道：
可見明代中期為了科舉而讀書至三更以後的人不在少數，所以謝肇淛借《莊子》的寓言，感嘆一樣都是讀書，古人不傷身，明代的讀書人卻因此賠了身體健康。
但不是所有熬夜的讀書人都是為了舉業，明代後期流行「陽明學」，學者們自有一套養身的理論，他們認為做事只要順著良知就可以了，對睡眠抱持著較為隨性的態度。
至於一些本來就不把舉業當作目標的讀書人，也就沒有那種非得與睡眠抗爭的焦慮感了，夜間要讀書或事從事各種娛樂活動，隨意改變睡眠習慣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生活情趣。紈絝子弟的日常作息，經常是雞鳴就寢，日中始醒。有一位名為莫是龍的書畫家，也偏好在夜晚創作藝術。
熬夜苦讀也好，順應良知也罷！從童蒙教育到官學教育，學子肩負家族與師長的期許，費盡心血究竟是結出碩果，抑或化為泡影，全憑他在科場上的表現了。那麼科舉究竟要考些什麼呢？
科舉不只考文科，還要考射箭騎馬？
洪武三年八月初九第一次在各行省舉辦鄉試，三天考一場，共考三場，考試的科目改良自前朝的科舉制度，第一場考兩道四書的義理，及一道本經的義理；第二場考一道議論，第三場考一道時務策。
通過筆試的士子，十天後還要面試，即測驗「五事」，觀察騎馬是否敏捷、射箭是否準確、書法是否端正、算術是否精通、判案是否公道。洪武十七年，復辦科舉後，還是維持著三場分別測驗義理、議論、策問的形式，只是每場的題目道數略為增加，最大的不同是廢除了術科項目，使士子準備的重心集中在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上。
鄉試高中者，稱為「舉人」，次年二月至京師參加會試，考試的內容與鄉試相同。又中式者，稱為「貢士」，但幾乎已等同取得進士資格了，會有這種待遇，還要從宋代說起。宋代有一位名為張元的考生，因廷試下第，竟投奔西夏，成為宋朝大患。為避免再有優秀的人才埋沒，宋朝改變了廷試的淘汰制度，除觸犯皇帝名諱、文理不通者，基本上不黜落考生，只重新擬定名次。
明代也依循著這樣的傳統，只有少數的考生通過會試後未參與廷試，而不能成為進士。此種情況稱為「告殿」，可能的因素有罹患疾病、奔喪、躲避政敵等，仍可在之後的廷試進行補試。三月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廷試，只考一道策問，重新排定貢士的名次。直至大明王朝風雨飄搖之際，科舉才恢復了幾道術科項目，崇禎十三年，思宗朱由檢決定測驗跑步射箭、騎馬射箭兩科。
上京趕考，官方會補助車馬費？
明王朝幅員廣袤，會試與廷試既在京師舉行，各地的舉人免不了一趟遠行。自宋代起，距離京師較遠的地區，官方會給予趕考的舉人「公券」，自啟程至還鄉，費用均由公家給付。明清時代的舉人考進士，官方也會提供赴考旅費，記錄典章制度的《大明會典》簡約地寫道：「當考中鄉試，身分成為舉人，出示官方的憑據，官方應當給付路途的津貼，參加禮部主持的會試。」可是該補助多少，就沒有明說了。
清代的《大清會典》記載得較為詳細，例如安徽、廣東皆為二十兩，孤懸海外的廣東瓊州府（今海南島）可再多領十兩。甘肅雖然也很遠，卻只補助五兩。同樣位屬邊陲的雲南、貴州除補助三兩之外，再借一匹驛馬。推測路費津貼應是依路程遠近，以及地方財政狀況調整，明代可能亦為如此。
出借雲南、貴州、四川等邊遠地區的舉人驛馬，並非清代始創的制度，其實宋代就已實施。明代官方則給予考生一種准許在驛站食宿及使用車馬的憑證，稱為「郵符」。但往返皆補助的政策在崇禎十三年有了改變，兵部尚書楊嗣昌實行了一項新政，即會試沒中的考生回程沒有郵符，造成一些考生流離不能回鄉，甚有在異鄉自殺者。
當時在翰林院任官的楊士聰感慨道：「祖宗延續下來的法度，難道就因為楊嗣昌而廢除？節省了一點錢，而失去了士子對朝廷的恩心，也失去了遠方的民心，這不是一個好政策。」明代中式的舉人若無故不參加會試，會被禮部充為吏員。
因此對考生而言，上京趕考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重擔，觀察楊士聰的一席話，可知官方的路費補貼對於考生是至關重要的，但不足的旅費又該怎麼補湊呢？宗族中往往有一部分產業是作為興學之用，稱為「義莊」（義田），因此有宗族支持的考生，便可從中取得獎助學金及旅費。鄉里間的士紳也會與地方政府合作置產，提供利息給考生使用，士子參加鄉試前，地方官設宴款待的活動稱為「賓興」，因此這類的組織泛稱為「賓興莊」。另有一種名為「合會」的私人組織，為考生入學、籌措旅費提供經濟上的互助。
在各大城市中，同鄉人士為凝聚地緣意識而設立的場所稱為「會館」，其可作為招待同鄉聚會，或推廣商務之用。明代在永樂年間，就有官員在京師成立會館，但明代的會館大多是提供在京同鄉仕宦的俱樂場所，一般同鄉人士反而不能使用。
至清代初期，才開始有專為提供原鄉考生住宿設立的會館，例如安徽歙縣會館於乾隆六年制定的規約寫道：「本會館創立的目的是專門為了舉人上京趕考之用，其他的貿易商人，自行尋找寓所，不得在會館居住，及在此停放貨物，以免失去會館設立的本意。」會館既為幫助考生而設，嗣後考生高中，自然也會有所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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