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人眼中，本朝的法律制度較前代更為優越。如張之洞就曾標榜：
我朝深仁厚澤固屬美不勝書，然大要則有兩事，一曰賦斂輕，一曰刑獄平。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中亦稱：
近人詩文、制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遠勝古人：一律例之細也，一弈藝之工也，一窯器之精也。余於博弈不肯用心，窯物不甚措意，獨律例則數年州縣頗能極思研慮，而嘆其准情酌理，湊乎精微，平衡至當，真非古人所能盡也。
不過，在整體的制度設計愈加完備的同時，清代的地方司法系統，一直存在著一個影響惡劣、人盡皆知但無法解決的現象：諱盜。
即境內如出現強盜案，特別是多名強盜入室搶劫財物，甚至殺、傷事主的案件，地方官吏往往不願意據實立案、將盜情上報。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通常採取兩種做法避免立案。第一是建議、誘導，甚至壓服事主，使其收回報案請求。第二是諱盜為竊，即如果事主丟失的財物不多，且沒有人員傷亡，就在案卷上將明火執仗的入室搶劫改為偷偷摸摸的入室盜竊，以重作輕。
如果以上兩種做法遭到事主拒絕，或者被上司發現，有少數喪盡天良的官吏就會採取「諱盜誣良」這樣一種最極端的方式掩蓋案情，就是將財物被盜、事主傷亡的罪名蓄意栽贓給本非強盜的良民，特別是事主的家庭成員，造成被誣者久陷囹圄甚至家破人亡的嚴重後果。
律例設計精細，卻難免冤案發生
道光年間的名宦張集馨在擔任四川按察使時曾經遇到這樣一件案子。遂寧知縣徐鈞報告，本縣一蔣姓青年男子，被十八歲的妻子胡氏與十七歲的妹妹合謀捏傷睾丸致死，並假報盜案。知縣在上報的文書中稱，蔣某患有癆病，其妻欲害死丈夫後改嫁，其妹欲害死親兄後獨吞家產，所以合謀殺人。妻子謀殺丈夫、妹妹謀殺哥哥，按照清律都是淩遲重罪。
對於遂寧知縣這樣駭人聽聞的說法，張集馨感到難以相信。等胡氏姑嫂二人提解到省後，張集馨親自審訊，見其二人都是纖弱女子，毫無潑悍之氣。問其為何殺夫殺兄？二女對曰：「受刑後，書吏叫如此招供。」又嚴審驗屍的仵作，仵作承認：死者睾丸本來無傷，遂寧縣的張師爺怕驗屍單中填寫死者遍體無傷會導致上司駁查，遂叫仵作捏報睾丸重傷致死。再提蔣某的鄉鄰親友仔細查問，事情真相終於浮出水面。
此案死者蔣某夙患癆病，病勢十分沉重，從床榻走到臥室門的距離也要蹲地休息。案發當夜，蔣某與妻子胡氏赤身在床上沉睡，下墊篾席，身蓋絮被。胡氏睡夢中忽聽其夫大喊一聲，滾下地去。胡氏欲披衣而起，卻找不到自己的衣服。她看到屋內牆根處被挖出一個大洞，透進光來。胡氏一邊驚呼有強盜，一邊趕到小姑房中借衣服和照明之具。
胡氏的呼喊之聲，廂屋居住的王氏母子、後院居住的蔣家叔嬸都曾聽見。叔嬸隨後持燈前來，照見胡氏屋內牆根有洞，屋內絮被衣物盡失，本來身患重病的蔣某受到驚嚇，已經躺在地上氣絕身亡。大門外杳無人影，洞口泥堆有足跡。正在此時，又隱隱聽見鄰村有逐盜的叫喊聲。
次日，該鄉保長等人到縣衙門將蔣家盜情稟報。知縣徐鈞執意諱盜，命捕役誣陷胡氏姑嫂謀夫殺兄，用以掩蓋盜情。徐鈞到蔣家驗屍時，見蔣某因為病、嚇而死，屍身無傷，恐怕不好交代，即指其背上舊抓傷為致命傷，以屋內彎針一根指為凶器。他將胡氏姑嫂各掌責數十，又用木扁擔各壓杠一次。二人受刑不過，遂聽差役教供，自認謀殺。
案情既被張集馨看破，胡氏姑嫂得以無罪釋放。而諱盜誣良、險些冤殺姑嫂二命的知縣徐鈞，則因為當道高官的百般說情而免於法辦，不過以多病為藉口，自乞卸任而已。事實上，對於這類因地方官諱盜而橫遭誣陷的受害者來說，能在本省內正常的審轉程序中就得以申冤洗雪，胡氏姑嫂還是比較幸運的。與她們相比，許多被誣之人的結局更要慘烈得多。
乾隆元年十一月，剛上任不久的刑部尚書孫嘉淦接受了一項艱巨任務。皇帝命他到河南鄭州審理一樁輪姦大案。這件案子自上年七月案發，一年多的時間內，已經縣、府、司、省多輪審理，巡撫擬定之後，當事人親屬不服，進京控訴，皇帝委派刑部侍郎吳應棻、內閣學士伊爾敦為欽差大臣前往覆審。吳、伊二人接手後，與巡撫富德意見相左，兩方爭執不下，上奏互參。年輕的乾隆皇帝也拿不定主意，先命臨近的河道總督白鐘山前往主持，又恐撫、部大臣爭執，沒有司法經驗的白鐘山難以服眾，只得又讓在朝頗有威信的刑部尚書孫嘉淦親赴河南，會同白鐘山審此大案。
孫嘉淦看過全案的卷宗之後，就意識到前期的審理工作問題極為嚴重。一件輪姦案，連輪姦者到底有幾個人都沒有確數：受害人常氏初供六人，後改七人，再改九人，最後又是六人。再審被告，則其「屢經枷訊之人，畏刑甚於畏死，平心究問則極口呼冤，一加斥呵則涕泣招供。忽認忽翻，總難憑信」。至於河南巡撫富德和前次欽差吳應棻等人的審理結果，相差亦極大。而在河南省內各級審得的口供，前後也大相徑庭。
富德給出的審理結論尤為離奇。在他的結案報告中，受害人常氏的夫家族叔、住在東院的郭宗炎行為不檢，為了謀取錢財，經常放任自己的妻子劉氏與同鄉弓勛、王桐等人通姦。住在西院的常氏曾對其進行嘲諷，常氏之夫郭元曾亦曾予以勸諫。為此，郭宗炎夫婦惱羞成怒，遂糾合弓勛、劉高、王棟、王良等人於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夜在西院將常氏輪姦。
隨後王桐等人又將常氏抱到東院劉氏床上，王桐、毛三、王成、毛玉佩、魏尚智、黃七、劉迪等人不但將常氏輪姦，同時亦將劉氏輪姦。而欽差吳應棻等人認為，抱至東院後的情節是不存在的，所以一直不肯承認富德的審理結果，雙方爭執不下。
孫嘉淦在當時素稱精幹，經過一系列調查之後，他發現案件的本來面目全不是富、吳等人所審的那樣，不但富德所言東院之事純屬子虛烏有，即便吳應棻等人給出的結果也是疑點重重。首先，郭宗炎家不但談不上貧困，且是鄉紳宦裔。郭宗炎的祖父曾經擔任過知縣，父兄都是進學的秀才，雖然在外教書，但一年半載也要回鄉一次；劉氏之父亦是監生，其餘姻親家屬亦多紳宦。如果郭宗炎有肆無忌憚縱妻賣姦之事，父兄親屬豈能毫無察覺約束？
此外，被供與劉氏通姦的王桐等人，都是傭工佃戶，本身就是貧民，哪有紳宦家庭的婦女因為貪圖錢財而向貧寒鄉民賣姦的道理呢？如果劉氏不曾賣姦，常氏又何來嘲笑？兩家如無大仇，郭宗炎又怎麼能幹出糾集多人輪姦侄媳婦的事來？孫嘉淦等人帶著這些疑問翻閱全部案卷，瞭解到該案在州衙門初審時，各方都沒有郭宗炎夫婦與弓勛等人賣姦的口供。直到半年後巡撫帶郭元曾祕密過堂，才有了「宗炎家貧不檢、縱妻通姦」的說法。隨後審訊各官根據巡撫所問的口供嚴刑逼供，迫使各犯供認。劉氏為此情急投井，被撈出後施以竹板敲手之刑。劉氏求死不得，只好供認賣姦。
至於王桐等人將常氏抱至東院再行輪姦一事，也非郭元曾、常氏初控中所有，是時隔八個月之後複行加入的，且屢次翻易，情節極為混亂。譬如深夜輪姦，怎樣確認輪姦者身分一事，常氏先供在西院時借月光看破，後經一審官指出初二月光晦暗不能辨認，又改供為聽聲音辨認；當又有審官提出其中劉高等三人並未出聲時，則又改供稱郭宗炎始終在一旁持火紙照亮，但這又與王桐此前供述的在東院碰見郭宗炎相矛盾。又如東院劉氏臥榻寬度只有三尺一寸，竟能同時容納五人。而眾人輪姦常氏、劉氏時，劉氏一歲幼子被驚嚇大哭，竟然沒有驚醒同院居住的郭宗炎之母羅氏。
此外，常氏前後指認的參與輪姦之人，經孫嘉淦派人調查，大多沒有作案的可能性。如王桐被人證實七月初二日在馬家莊住宿。馬家莊與郭家莊雖只隔二十裡，但中間有黃河阻擋，非一夜能渡，所以沒有作案可能。魏尚智是元曾家雇工，事發次日即奉常氏之命叫回外出的元曾，並代元曾到州衙報官。如魏尚智果然強姦女主人且被識破，怎能不馬上逃跑，反而親自尋主報官？王棟、王良是親兄弟，王棟年近六旬，又患病不能行房，也沒有帶著弟弟參與輪姦的道理。至於黃七、劉迪都是外莊之人，口供中忽有忽無，不明所以。
經過反覆對比前後案卷，孫嘉淦最終得出結論：這一切令人瞠目結舌的離奇場景，根本子虛烏有，所有前後矛盾的供述，或是在嚴刑之下信口胡亂承認，或是在審官的威逼教唆之下說出的。案件的情節原本非常簡單。案發當夜，郭元曾家被強盜數人入室盜取財物，牆角挖掘的盜孔至今仍在。盜賊因見其家只有郭元曾妻子常氏一人在內，遂將其輪姦。
常氏倉皇黑暗之中不能辨認強盜面目，強盜恐被識破，冒名承認為弓勛，而弓勛又是常氏在郭宗炎家見過的。河南地方官不能擒盜獲贓，遂將盜情隱諱，硬把案件轉移到姦情上來，且為了應付上司駁詰，層層羅織，編造情節，不斷牽連，無辜者十餘人被擬為死罪。終致郭宗炎、魏尚智二人瘐死獄中，其餘眾人傾家蕩產、遍體刑傷。如果不是孫嘉淦及時審出諱盜誣良之情，後果更不堪設想。
從制度上找漏洞：諱盜誣良是如何發生的？
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處分則例》，地方官諱盜誣良要按「故入人罪」之「全入」論處，如被發現，即當反坐。即便並未誣良，只是單純諱盜不報或是諱盜為竊，一經發覺，初審官亦要遭到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此外，如果上司官員沒能及時發現初審官的以上行為，亦有不小的連帶責任。那麼，在如此嚴厲的處分下，為什麼諱盜問題屢禁不絕，地方官甚至不惜誣陷無辜、以身犯險？問題根源還要從清代的制度上來找。
首先是清代官員的考績制度。根據清代律例和處分條例，地方如果發生強盜案，地方大小文武官員又沒能在一定期限內將盜賊抓獲，就有「疏防」之罪，要被本省督撫題參，由吏部給予處分。處分的輕重根據盜情的嚴重程度，以及官員對此事責任大小、盜賊被抓獲的時間長短而定。
例如，百姓在道路、鄉村、城內被劫，盜賊逾限不獲，該管州縣官要被降一級調用。道光以後，因為盜案頻發，條例也愈加嚴格，地方一旦有盜案發生，無論能否抓獲，督撫往往先將該管州縣官摘去頂戴、勒限緝盜。如果逾限不獲，處分也較此前更重。至於大股強盜團夥作案、一地之內出現連環盜案，或是官府、倉庫被劫的大案，相應官員的處分要更加嚴重。清代知縣的品級是正七品，已經是正印官的最低一級，如果降一級調用，就只能擔任佐貳一類的閒職。如果這名官員本身已經帶有降級留任之類的處分，再遭降調，很可能就淪落到烏紗帽不保的境地。
事實上，在當時的刑偵技術條件下，捕盜非常困難。州縣官一旦將盜案立案上報，十之七八難逃「疏防」。除了疏防處分，如果被捕的強盜在抓捕過程中被捕役虐待致死，在解審路途中逃跑或是被同夥劫囚，關押在監時死亡或是越獄，地方官也都要受相應處分。這種情況下，如果能諱盜不報，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對地方官保全官位無疑是最有利的。而對於那些由盜而奸、由盜而殺、難以諱言的大案，一些保位心切、人品又極其敗壞的官員，就會冒險做出誣良的舉動。
清人所著官箴書中，常勸誡為官之人「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蓋求免公罪，即是私罪」。對盜案的處理而言，疏防處分是「公罪」，諱盜誣良是「私罪」，地方官一旦有回避「疏防」之心，就要行諱盜誣良之事，事主陷入「失盜又遭官」的悲慘處境，就在所難免。
其次是清代的地方財政制度。一方面，清代的財政收支採取量入為出的管理辦法，由中央戶部統一支配，每一筆開支都要嚴格審核報銷。乾隆以後，隨著人口的不斷激增，地方上的社會矛盾也日益複雜，但僵化的財政制度不存在為州縣刑名事務大量增加開支的餘地。至於由地方政府出面，增收耗羨補充公費使用，雖然是普遍的做法，但也要有所限度，數量過多容易激起民變。
另一方面，清代刑名大案的審轉程序十分複雜，強盜案作為涉案人數最多的死刑案件，大致要經過縣、府、按察司、督撫四級官府審理，案卷送交北京刑部覆核，由皇帝批准處決，中間如有情節審問不清、法律引用不確之處，任何一級都可能往返駁詰，再二再三。十幾名甚至數十名當事人、犯人、證人及其親屬在省內各級衙門之間輾轉解送，成本非常之高。
因此，地方一旦出現重大盜案，必然經費不敷，這就需要承辦此案的吏役自籌。吏役借此肆無忌憚，任意舞弊，一些經驗不足的官員，因此被其玩弄於股掌之上。一些官員或不欲造成經費虧空，或不願受制於吏役，往往有壓案諱盜之舉。而一些惡吏蠹役如果與大盜相串通，甚至本來就是養盜之人，受官員委派辦案捕盜時，就會出現接受盜賊賄賂，轉而誣陷良民的舉動。
對於諱盜，特別是諱盜誣良這樣貽禍百姓、助長盜情、破壞吏治的「虐政」，清廷和當時的有識之士都有清晰的認識，但又無法徹底打破考績制度和財政制度從而根治這一弊端，只能不斷對地方官進行說教告誡，並通過以上制下的制度設計，在個案層面進行糾錯，省內無法解決，就由中央派欽差處理。
而一旦督撫甚至中央高官也「專務粉飾」，則「屬吏仰體上意，率多諱匿」，那麼「盜賊充斥，生民塗炭」的局面自然隨之而來。張集馨在四川任職期間，僅簡州一個州，一年內就有劫案三百餘起，皆未通報。此後，未及五年，太平天國運動就全面爆發。
真實刑案總是比虛構的更離奇、更不可思議，原本簡單的事件，一旦摻雜人性的詭祕心境，越爬梳越令人陷入泥淖！
著有《年羹堯之死》暢銷書的鄭小悠，再次以明快好讀的文字，娓娓道來歷史刑案現場，重現雍正至光緒年間的多樁驚奇案件。除了帶著專業歷史研究者的敏感度，亦側寫了清代由盛世墜入末路的更迭起伏，有助反思中國傳統法律體系，以及政治制度的疊床架屋所造成的沉屙不振，並讓我們從另一個有趣的角度理解清朝有關律法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