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過了二戰，卻在自由來臨前喪命──被關進集中營的海外臺灣人

被遺忘的二戰臺灣史

電影《太陽帝國》裡被關押在日軍集中營的英美平民，或許是多數人對戰爭集中營的印象。然而鮮少人知道，二戰期間曾有數百位身處南洋的臺灣人，因為被視為日本人，一夜間失去所有，集體送入集中營拘留。「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鍾淑敏研究員，她挖掘集中營筆記、報紙等史料，尋訪當年集中營的臺灣人，試圖填補這段被遺忘的海外臺灣人歷史。

馬來半島大逮捕 臺灣人也成為犧牲者

1941 年，二戰下的歐洲戰局正陷入緊繃膠著。  12 月 8 日這天，戰情驟變！日本突然發動閃電大突襲，揮兵珍珠港及東南亞的馬來半島、菲律賓等地，太平洋瞬息煙硝四起……

當時，東南亞是西方多國的殖民地，包含英國統治的緬甸、印度、馬來半島、新加坡，荷屬東印度（今印尼），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今柬埔寨、越南、寮國），美國掌控的菲律賓。

為了防諜，交戰雙方皆立即展開拘留行動，大肆逮捕「敵國人」。

12 月 8 日馬來半島大逮捕，當地日本人全被召去警察局，一時間砲火隆隆、風聲鶴唳，沒有人知道接下來的命運。數日後，有些日本人被送往新山（Johor Bahru）監獄，有的被送往聖約翰島，其中也包含不少南洋臺灣人。

前進南洋的臺灣人：工頭、醫師、演藝人員

戰火來得突然，平民向來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但當時為何有這麼多臺灣人身在緬甸、印尼、馬來半島？日治時期，這些臺灣人又為何要千里迢迢到南洋？

哪裡有機會，就往哪裡去！如同今日，許多七、八年級生積極前進海外，南洋也是日治臺灣人的夢想航道。為了更好的待遇與發展，不少臺灣人遠赴新加坡、馬來半島，尤其以印尼最多。

在本島，臺灣人的地位遠遠不如日本人，但一到印尼，便能擁有與日本本國人相同的地位。特別是甲午戰爭後，日本人與西方人平起平坐，「臺灣籍民」（日治時期到中國、東南亞的臺灣人之通稱）待遇遠勝當時的清人，吸引許多人到那裡做起小行商，經營茶葉、農林特產、雜貨貿易。

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灣人則大約分成三類。

一類是受聘於日本礦業、橡膠業公司。日本企業雇用大量華人苦力，需要通曉華語與日語的中間人，臺灣人便脫穎而出擔綱工頭、小主管。

第二類則是醫學專門學校畢業者。他們到南洋開業、從事醫職，為當地華人看病。

另一群臺灣籍民很特殊：演藝人員。由於 19－20 世紀南洋有大量華工，掙錢討生活之餘，也發展出庶民的娛樂生活，不少劇團、俳優、歌仔戲班因而趁勢下南洋，四處行走表演。

大體來說，相較於從事苦力的華人勞工，南洋臺灣人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水平。有些人定居、有些人往返南國與臺灣，根據臺灣總督府的統計，雖然當時最大宗是前往中國，但也有約三千人居住南洋。

亞細亞的孤兒：臺灣人？日本人？福建華人？

為著生活去打拚，臺人的異鄉求生路自然得步步為營。

身為「亞細亞的孤兒」，曖昧複雜的身分彷彿是臺灣人宿命，而南洋又是國族多元之地，因此形成重重「遮罩」。若當地爆發排華衝突，日本身分是隱身的保護網；到了華僑勢力區，臺灣人則轉而隱匿國籍，用福建華人身分交往、做生意。

然而當無情的戰事一起，所有濾鏡保護色全數失效，臺灣人一律被標上日籍身分押入收容所。

這段二戰史過去鮮少被挖掘，即便戰後日本學者投入研究，他們也不太提及臺灣人。中研院研究員鍾淑敏蒐集史料、尋訪當年集中營的當事人，包含被送到印度的新馬臺灣人、被送到澳洲的印尼臺灣人，努力拼組這段消逝模糊的過去。

其中，有兩份關鍵資料提供了重要線索。

日本「三五公司」技師小林博，以跟火柴頭一樣小的字，在暗夜中足足寫成了 8 本筆記！藉著原為牙醫的日本人本間清的掩護協助，用齒模封住小冊子，秘密帶出集中營。小林博製作的拘留者名冊，記下名單、被捕處、在臺灣的居住地，成為研究集中營臺灣人的關鍵史料。

另一份重要資料，則是 1966 年發行的報紙《インドワラ通信》，刊載了臺、日被拘留者的投書回憶。

一夜落難，顛簸送往印度、澳洲集中營

鍾淑敏研究發現，監禁南洋日本人的集中營主要在兩處。

馬來半島的日本與臺灣人，被送到印度；在印尼、婆羅洲等地者，則被跨洋帶到更遠的澳洲。一夜之間，他們失去所有家產，惶惶然被押上不知開往何處的船，命運未卜。多數人直到 1946 年中，才得以離開集中營。

路途上，士兵持槍監視，大批日籍俘虜被迫擠困在酷熱船艙，超過 3 天沒有任何食物，輾轉送到印度德里留置。在印度 Purana Qila 的帳篷集中營裡，因為衛生差、沒有乾淨用水，瘧疾、赤痢、傷寒都是致命威脅，當地白日酷熱、夜裡降溫，多數俘虜倉皇間被捕，缺少禦寒衣物，不少體弱者最終支撐不住、魂斷異鄉。

兩千多位俘虜中，包括 182 位在新馬被逮捕的臺灣人。

因為殖民地關係，這些臺灣人被歸入日本籍，不幸落難成為階下囚。

曙光乍現：衣食無虞的自治社區

1943 年，苦難終於有了轉機！

拘留者陸續被送到綠洲城市代沃里（ Deoli），脫離粗陋的帳篷，遷入磚瓦房舍。收容所內設有廚房、浴場、運動場，衛生與醫療設備完善，拘留者依照小家庭、大家族、單身女性、單身男性，井然有序地安排在不同舍區。

除了限制外出自由，收容所生活幾乎就像自治小社區。

每日，監管員早晚點名，其餘時間可自行活動，例如種菜、裁縫，收容所不會強制勞動。日日困守營內盼不到自由，拘留者便自行組織炊事班、園藝部，舉辦相撲大會、放電影、打網球，讓監禁的生活不至於茫茫無望。

作息好克服，家鄉口味卻總教人難以割捨，俘虜學著用豆類配給品，改造成日本人習慣的味噌和豆腐；被關在澳洲的拘留者則更挑戰，得從台菜、日式料理，改吃起牛肉與起司。但無論如何，在戰時能有充足的一日兩餐，已算得上珍貴幸福。

集中營裡的兒童：學習「成為日本人」

歷經半個世紀，當年被監禁的臺灣人大半凋零，多數受訪者是童年隨家人被送入，這也讓鍾淑敏採集到兒時視角的集中營回憶。

戰後的西方電影、回憶錄，常描述日軍集中營受虐的悲慘際遇，相較於此，英軍集中營大體相當人道，更像是現代化的監獄。這些在收容所長大的受訪者回憶，裡頭設有福利社、發送救濟品；印度收容所每月發零用金，由日本政府出錢；澳洲集中營裡甚至還提供郵購型錄！

孩子們不懂紛亂時勢，吃得飽、睡得暖、全家一起生活，好似沒有太多戰爭創傷。集中營宛如超大型防空洞，意外阻隔了外頭的烽火衝突。

只是，盟軍贏一局，日軍攻一城，無人知道何時能終戰，孩童教育成為另一道難題。於是拘留者便在集中營內自組學校，手編教材、開辦小學堂，自己的孩子自己教，

這段集中營的生活，卻意外讓臺灣人學習「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移居南洋的第二、第三代，原本幾乎沒有接觸過日本文化。但身在印度集中營，這些孩子寫日文、唱頌揚大和魂的校歌、遙拜皇居、過日本節慶，反倒經歷了「皇民化」歷程。

活過戰亂，卻喪命於自由來到之前

近 5 年的集中營看似平靜無波、避開烽火，但難以預料的是，死神卻在戰爭結束後現身。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遠在印度集中營內的拘留者，並沒有同步接收訊息。儘管各國官員前來說明，許多日人仍拒絕相信，「這絕對是假新聞！」他們懷疑廣播、報紙的真實性，甚至大罵前來解釋的日本大使是冒牌貨。

在強烈兩極的氣氛下，分裂成「（日本）戰勝組」與「（日本）戰敗組」，衝突不斷。部分戰勝組開始暴力制裁「不相信國家者」、攻擊守衛，情勢越演越烈，結果引發了「二二六事件」── 印度政府下令朝集中營發砲射擊，17 人不幸死亡。

走過戰火歲月，卻喪命於獲取自由的前夕。或許正是因為收容所看似遠離戰火，但他們仍活在充滿不確定的恐懼，以及被迫與外界隔離的不安之中，最終釀成悲劇。

 

大歷史中被翻弄的小人物

有人死於拘禁路途，有人不幸在集中營遇難，戰後倖存的臺灣人又落腳何方？

鍾淑敏提到，一位受訪者的家族經歷余清芳事件後，深惡日本政權，遠走印尼謀生，後來全家被送入澳洲集中營。家族只讓小孩讀華文、英文，拒絕念日語課程。戰爭結束，他們非常擔心被送往日本，甚至拒絕遣返，最後被澳洲軍人強架著上船，直到落地臺灣才終於鬆口氣。

這份倉皇恐懼，流露出大時代下臺灣人的無奈。

二戰後，臺灣再度成為「國際孤兒」，不再歸屬日本，盟軍也不承認國民政府立即有管轄權，多數臺灣人被遣送回臺灣。然而，許多人早已在南洋落地生根好幾代，卻毫無選擇自由，生生與當地親人分離。即便歷經萬難重返，努力經營的家園、產業也化為烏有。

臺灣人的身分一直很尷尬，從來都不能自己選擇。

長年研究二戰臺灣史的鍾淑敏，感觸良多。

臺灣籍民看似擺盪日人與華人之間得利，實則不斷被世界大局所翻弄。正如同臺灣自身，在頻頻更迭的政權統治下，身不由己被強權決定命運。

這也正是鍾淑敏投入研究的初衷。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歷史經常被忽略，一方面臺灣人鮮少自我書寫，留下的資料很少；更迭的政權好似也多了鴻溝禁忌，老人家避談自己的故事，子孫也無從理解家族史。

然而沒有人挖掘，回顧這段歷史時，便缺少屬於臺灣視角的史觀。

我們個人或家族的歷史，都是臺灣的歷史，也是這個時代的一部分。

鍾淑敏由衷地說：「我希望透過研究填補那一段空白，但我更期待，臺灣人能發掘自己的歷史。只要你願意記下、說出家族的故事，就能幫助往後填補失落的臺灣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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