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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過了二戰,卻在自由來臨前喪命──被關進集中營的海外臺灣人

被遺忘的二戰臺灣史

電影《太陽帝國》裡被關押在日軍集中營的英美平民,或許是多數人對戰爭集中營的印象。然而鮮少人知道,二戰期間曾有數百位身處南洋的臺灣人,因為被視為日本人,一夜間失去所有,集體送入集中營拘留。「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鍾淑敏研究員,她挖掘集中營筆記、報紙等史料,尋訪當年集中營的臺灣人,試圖填補這段被遺忘的海外臺灣人歷史。

馬來半島大逮捕 臺灣人也成為犧牲者

1941 年,二戰下的歐洲戰局正陷入緊繃膠著。  12 月 8 日這天,戰情驟變!日本突然發動閃電大突襲,揮兵珍珠港及東南亞的馬來半島、菲律賓等地,太平洋瞬息煙硝四起……

當時,東南亞是西方多國的殖民地,包含英國統治的緬甸、印度、馬來半島、新加坡,荷屬東印度(今印尼),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今柬埔寨、越南、寮國),美國掌控的菲律賓。

為了防諜,交戰雙方皆立即展開拘留行動,大肆逮捕「敵國人」。

12 月 8 日馬來半島大逮捕,當地日本人全被召去警察局,一時間砲火隆隆、風聲鶴唳,沒有人知道接下來的命運。數日後,有些日本人被送往新山(Johor Bahru)監獄,有的被送往聖約翰島,其中也包含不少南洋臺灣人。

二戰期間,交戰雙方都設置集中營扣留敵國人民。日軍在中國、日本設置,關押英美平民;美國也扣押囚禁了約 11 萬日裔美國人。圖中即為美國集中營內的日本學童,戰後美國政府歷經訴訟,道歉賠償。
圖│美國國家檔案局,Wikimedia

前進南洋的臺灣人:工頭、醫師、演藝人員

戰火來得突然,平民向來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但當時為何有這麼多臺灣人身在緬甸、印尼、馬來半島?日治時期,這些臺灣人又為何要千里迢迢到南洋?

哪裡有機會,就往哪裡去!如同今日,許多七、八年級生積極前進海外,南洋也是日治臺灣人的夢想航道。為了更好的待遇與發展,不少臺灣人遠赴新加坡、馬來半島,尤其以印尼最多。

在本島,臺灣人的地位遠遠不如日本人,但一到印尼,便能擁有與日本本國人相同的地位。特別是甲午戰爭後,日本人與西方人平起平坐,「臺灣籍民」(日治時期到中國、東南亞的臺灣人之通稱)待遇遠勝當時的清人,吸引許多人到那裡做起小行商,經營茶葉、農林特產、雜貨貿易。

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灣人則大約分成三類。

一類是受聘於日本礦業、橡膠業公司。日本企業雇用大量華人苦力,需要通曉華語與日語的中間人,臺灣人便脫穎而出擔綱工頭、小主管。

第二類則是醫學專門學校畢業者。他們到南洋開業、從事醫職,為當地華人看病。

另一群臺灣籍民很特殊:演藝人員。由於 19-20 世紀南洋有大量華工,掙錢討生活之餘,也發展出庶民的娛樂生活,不少劇團、俳優、歌仔戲班因而趁勢下南洋,四處行走表演。

大體來說,相較於從事苦力的華人勞工,南洋臺灣人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水平。有些人定居、有些人往返南國與臺灣,根據臺灣總督府的統計,雖然當時最大宗是前往中國,但也有約三千人居住南洋。

延伸閱讀:一位新加坡華僑,如何成為清、日、俄三國領事?
印度集中營裡,目前可知的臺灣人職業多數是演藝人員,也有不少行商、小老闆,另外還有部分醫師、藥商以及日本企業中的工頭領班。
圖│研之有物、iStock(資料來源│鍾淑敏)

亞細亞的孤兒:臺灣人?日本人?福建華人?

為著生活去打拚,臺人的異鄉求生路自然得步步為營。

身為「亞細亞的孤兒」,曖昧複雜的身分彷彿是臺灣人宿命,而南洋又是國族多元之地,因此形成重重「遮罩」。若當地爆發排華衝突,日本身分是隱身的保護網;到了華僑勢力區,臺灣人則轉而隱匿國籍,用福建華人身分交往、做生意。

然而當無情的戰事一起,所有濾鏡保護色全數失效,臺灣人一律被標上日籍身分押入收容所。

延伸閱讀:在亞細亞的孤兒之前,預示臺灣人悲劇的先知──賴和和他的〈一個同志的批信〉

這段二戰史過去鮮少被挖掘,即便戰後日本學者投入研究,他們也不太提及臺灣人。中研院研究員鍾淑敏蒐集史料、尋訪當年集中營的當事人,包含被送到印度的新馬臺灣人、被送到澳洲的印尼臺灣人,努力拼組這段消逝模糊的過去。

其中,有兩份關鍵資料提供了重要線索。

日本「三五公司」技師小林博,以跟火柴頭一樣小的字,在暗夜中足足寫成了 8 本筆記!藉著原為牙醫的日本人本間清的掩護協助,用齒模封住小冊子,秘密帶出集中營。小林博製作的拘留者名冊,記下名單、被捕處、在臺灣的居住地,成為研究集中營臺灣人的關鍵史料。

另一份重要資料,則是 1966 年發行的報紙《インドワラ通信》,刊載了臺、日被拘留者的投書回憶。

一夜落難,顛簸送往印度、澳洲集中營

鍾淑敏研究發現,監禁南洋日本人的集中營主要在兩處。

馬來半島的日本與臺灣人,被送到印度;在印尼、婆羅洲等地者,則被跨洋帶到更遠的澳洲。一夜之間,他們失去所有家產,惶惶然被押上不知開往何處的船,命運未卜。多數人直到 1946 年中,才得以離開集中營。

路途上,士兵持槍監視,大批日籍俘虜被迫擠困在酷熱船艙,超過 3 天沒有任何食物,輾轉送到印度德里留置。在印度 Purana Qila 的帳篷集中營裡,因為衛生差、沒有乾淨用水,瘧疾、赤痢、傷寒都是致命威脅,當地白日酷熱、夜裡降溫,多數俘虜倉皇間被捕,缺少禦寒衣物,不少體弱者最終支撐不住、魂斷異鄉。

兩千多位俘虜中,包括 182 位在新馬被逮捕的臺灣人。

因為殖民地關係,這些臺灣人被歸入日本籍,不幸落難成為階下囚。

曙光乍現:衣食無虞的自治社區

1943 年,苦難終於有了轉機!

拘留者陸續被送到綠洲城市代沃里( Deoli),脫離粗陋的帳篷,遷入磚瓦房舍。收容所內設有廚房、浴場、運動場,衛生與醫療設備完善,拘留者依照小家庭、大家族、單身女性、單身男性,井然有序地安排在不同舍區。

在英屬馬來亞(包括現在的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被逮捕的日本與臺灣人,最後統一送往印度,遷入代沃里(Deoli) 的集中營。
圖│研之有物

除了限制外出自由,收容所生活幾乎就像自治小社區。

每日,監管員早晚點名,其餘時間可自行活動,例如種菜、裁縫,收容所不會強制勞動。日日困守營內盼不到自由,拘留者便自行組織炊事班、園藝部,舉辦相撲大會、放電影、打網球,讓監禁的生活不至於茫茫無望。

作息好克服,家鄉口味卻總教人難以割捨,俘虜學著用豆類配給品,改造成日本人習慣的味噌和豆腐;被關在澳洲的拘留者則更挑戰,得從台菜、日式料理,改吃起牛肉與起司。但無論如何,在戰時能有充足的一日兩餐,已算得上珍貴幸福。

集中營裡的兒童:學習「成為日本人」

歷經半個世紀,當年被監禁的臺灣人大半凋零,多數受訪者是童年隨家人被送入,這也讓鍾淑敏採集到兒時視角的集中營回憶。

戰後的西方電影、回憶錄,常描述日軍集中營受虐的悲慘際遇,相較於此,英軍集中營大體相當人道,更像是現代化的監獄。這些在收容所長大的受訪者回憶,裡頭設有福利社、發送救濟品;印度收容所每月發零用金,由日本政府出錢;澳洲集中營裡甚至還提供郵購型錄!

孩子們不懂紛亂時勢,吃得飽、睡得暖、全家一起生活,好似沒有太多戰爭創傷。集中營宛如超大型防空洞,意外阻隔了外頭的烽火衝突。

只是,盟軍贏一局,日軍攻一城,無人知道何時能終戰,孩童教育成為另一道難題。於是拘留者便在集中營內自組學校,手編教材、開辦小學堂,自己的孩子自己教,

這段集中營的生活,卻意外讓臺灣人學習「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移居南洋的第二、第三代,原本幾乎沒有接觸過日本文化。但身在印度集中營,這些孩子寫日文、唱頌揚大和魂的校歌、遙拜皇居、過日本節慶,反倒經歷了「皇民化」歷程。

泥於里收容所第一國民學校,共有 8 個學級,學生行事曆完全與日本內地相同,也要學唱強調「忠君愛國」、「大和魂」的校歌。
圖│峯一男畫、東京外国語大学/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史資料ハブ地域文化研究拠点」編, 《峯一男作品集》,無頁碼。
收音機體操。收容所內的學童每日 7 點 15 分打掃教室,7 點半朝會,7 點 45 分前是體操時間,之後上課到下午 4 點。
圖│木村二郎編,《スケッチが語る印度抑留記:1941.12.8-1946.5.19(印画紙集)》,無頁碼,圖 131。

活過戰亂,卻喪命於自由來到之前

近 5 年的集中營看似平靜無波、避開烽火,但難以預料的是,死神卻在戰爭結束後現身。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遠在印度集中營內的拘留者,並沒有同步接收訊息。儘管各國官員前來說明,許多日人仍拒絕相信,「這絕對是假新聞!」他們懷疑廣播、報紙的真實性,甚至大罵前來解釋的日本大使是冒牌貨。

在強烈兩極的氣氛下,分裂成「(日本)戰勝組」與「(日本)戰敗組」,衝突不斷。部分戰勝組開始暴力制裁「不相信國家者」、攻擊守衛,情勢越演越烈,結果引發了「二二六事件」── 印度政府下令朝集中營發砲射擊,17 人不幸死亡。

走過戰火歲月,卻喪命於獲取自由的前夕。或許正是因為收容所看似遠離戰火,但他們仍活在充滿不確定的恐懼,以及被迫與外界隔離的不安之中,最終釀成悲劇。

前台大電機系教授邱雲磊(圖中幼童),幼時與在新加坡經營鐵礦公司的父母,一併被送入印度集中營。他回憶原本南洋住家多是馬來人、印度人,一直到進入集中營後,他才開始學日語。
圖│邱雲磊提供

大歷史中被翻弄的小人物

有人死於拘禁路途,有人不幸在集中營遇難,戰後倖存的臺灣人又落腳何方?

鍾淑敏提到,一位受訪者的家族經歷余清芳事件後,深惡日本政權,遠走印尼謀生,後來全家被送入澳洲集中營。家族只讓小孩讀華文、英文,拒絕念日語課程。戰爭結束,他們非常擔心被送往日本,甚至拒絕遣返,最後被澳洲軍人強架著上船,直到落地臺灣才終於鬆口氣。

這份倉皇恐懼,流露出大時代下臺灣人的無奈。

二戰後,臺灣再度成為「國際孤兒」,不再歸屬日本,盟軍也不承認國民政府立即有管轄權,多數臺灣人被遣送回臺灣。然而,許多人早已在南洋落地生根好幾代,卻毫無選擇自由,生生與當地親人分離。即便歷經萬難重返,努力經營的家園、產業也化為烏有。

臺灣人的身分一直很尷尬,從來都不能自己選擇。

長年研究二戰臺灣史的鍾淑敏,感觸良多。

臺灣籍民看似擺盪日人與華人之間得利,實則不斷被世界大局所翻弄。正如同臺灣自身,在頻頻更迭的政權統治下,身不由己被強權決定命運。

這也正是鍾淑敏投入研究的初衷。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歷史經常被忽略,一方面臺灣人鮮少自我書寫,留下的資料很少;更迭的政權好似也多了鴻溝禁忌,老人家避談自己的故事,子孫也無從理解家族史。

然而沒有人挖掘,回顧這段歷史時,便缺少屬於臺灣視角的史觀。

我們個人或家族的歷史,都是臺灣的歷史,也是這個時代的一部分。

鍾淑敏由衷地說:「我希望透過研究填補那一段空白,但我更期待,臺灣人能發掘自己的歷史。只要你願意記下、說出家族的故事,就能幫助往後填補失落的臺灣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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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史料難尋,但追溯那些被忽略、遺忘的歷史,說出臺灣人的故事,是鍾淑敏一路投入歷史研究的關懷。她也正著手研究二戰期間成為戰俘、戰犯的臺灣人,期望能填補更多臺灣史的空白。
圖│研之有物

採訪撰文|吳易珊、劉芝吟
美術設計|林洵安

延伸閱讀

  • 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
  • 鍾淑敏〈二戰時期臺灣人印度集中營拘留記〉,《臺灣史研究》24:3 ,2017
  • 鍾淑敏個人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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