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豔后是黑人嗎：歪曲歷史或反叛傳統，孰黑孰白為何重要？

5 月 10 日，Netflix 即將上架劇情式紀錄片《埃及妖后》（Queen Cleopatra，又譯作埃及豔后、克利奧帕特拉），但早在 4 月，該劇便因選角爭議引發全網議論。
 
由劇照可見，製片方安排非裔女星阿黛爾·詹姆斯（Adele James）飾演埃及妖后一角，預告片中更有對話如此強調，「我記得奶奶對我說：我不管學校怎麼教你的，克利奧帕特拉就是黑人」，顯然有意在種族議題上衝撞「白人至上」敘事。
 
然而此舉引爆新的輿論戰線。首先是來自埃及的反彈，埃及律師 Mahmoud al-Semary 向檢方提起訴案，要求在預告片發布後關閉埃及的 Netflix 平台，理由是「該紀錄片宣揚非洲中心主義，旨在扭曲和抹殺埃及人的身份認同」；著名埃及古文物學家、埃及前文物部長哈瓦斯（Zahi Hawass）亦在專欄文章中表示，「埃及妖后不是黑人，歷史證據顯示，她是一位馬其頓希臘將軍的後裔，而這位將軍與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同時代。她的第一語言是希臘語，在當時的半身像和肖像畫中，她被清楚地描繪成白人」，哈瓦斯接著痛批該片為「歷史修正主義」、「文化挪用」和「洗黑」（black-washing）。
 
再來是西方輿論場。不少網友本就不滿當今影視業的「政治正確教條」，眼下迪士尼《小魚仙》（又譯作小美人魚）真人版電影爭議未完，又多了《埃及妖后》這一新戰場，其自然蜂擁而至，將非裔女星荷爾·貝莉（Halle Bailey）與阿黛爾·詹姆斯一同打為「洗黑」的時代變態。
 
然儘管這一風暴看似新穎，是屬於這一時代的輿論博弈，埃及妖后的種族定性卻不是新話題，而是來自 1980 年代非洲中心主義、黑人民權運動的回音。
 

古埃及文明是不是非洲文明

非洲中心主義顧名思義，便是強調非洲對世界史的實質參與，否定歐洲中心的傳統史學書寫，希望藉此瓦解西方的文化優越性，奪回非洲應有的歷史地位。
 
此一主張原本只是學界的內部辯論，但伴隨 1950 年代民權運動風起雲湧，其開始獲取政治能量，並在 1960 年代批判理論崛起後進一步水漲船高，最後於 1980 年代達至巔峰，其論述體系也進一步完善：在西方與歐洲中心的敘事霸權下，非洲人（或黑人）的真實歷史貢獻遭到淡化、抹去與掠奪。而鞏固這一知識結構的，不僅有西方與白人，更有對歷史無知的非洲領導人與群眾，後者由此成為自我壓迫的幫兇。時至今日，能解放非洲人民的意識形態，唯有非洲中心主義。
 
然而上述主張付諸現實研究，便容易遭致「矯枉過正」的批評。例如瑪麗·萊夫科維茨（Mary R. Lefkowitz）便直斥所謂「非洲中心主義史學」是偽歷史，「是身份政治和神話，而不是可靠的學術研究」；奎邁·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則認為，非洲中心主義者聲稱要打破世界史的單極研究，其實只是以同樣的種族中心階級敘事，來取代歐洲中心主義；克拉倫斯·沃克（Clarence E. Walker）亦稱其為「塗黑臉的歐洲中心主義」。
 

簡言之，有部分學者認為，非洲中心主義過分貶低歐洲、近東和亞洲文明的影響力，藉此誇大非洲的文化和技術發展水平。例如在美洲歷史研究場域，有非洲中心主義者主張，非洲文明是中美洲所有文明的母文明，美洲文明是埃及人或其他非洲文明跨洋影響的結果。其結果自是遭到許多中美洲研究者抨擊，稱此論述「扭曲現實、竄改數據、無視既有研究成果」。
 
而非洲中心主義者與古埃及研究者的爭論更是連篇累牘。前者極力聲稱，古埃及文明就是非洲文明，古埃及人本身就是非洲黑人（撒哈拉以南非洲人），而不是北非的馬格里布人，之所以會有今日的人種與文化多樣性，是因埃及曾被多次入侵，導致了古埃及「非洲性」的淡化。
 
至於證據，非洲中心主義者曾從不同角度提出說明。首先是古典希臘歷史學家的著作，非洲中心主義者指出，不論是斯特拉博（Strabo）或希羅多德（Herodotus），皆曾在著作中以「深色皮膚」（melanchroe）形容埃及人，足為佐證；在人類學領域，非洲中心主義者表示，針對埃及木乃伊進行黑色素水平測量，可以發現其與非洲黑人十分相近，古埃及語更與撒哈拉以南語言存在關聯；在文化場域，非洲中心主義者主張，古埃及人也施行割禮、母權制、圖騰崇拜、編髮和王權崇拜，同樣是其他非洲文明的特徵。
 

然而上述證據皆曾被古埃及學者反駁過。針對古希臘的歷史記錄，有學者主張「melanchroe」一詞的英語翻譯本就存在爭議，且人們必須承認古代遊記極難排除抄襲、人云亦云、甚至異域想像的成分；針對人類學證據，亦有學者指控，埃及木乃伊樣本非常有限，其解釋也充滿不確定性，對其進行黑色素水平測量相當不可靠，且古埃及語分明也與阿拉伯語、柏柏爾語等語言存在關聯，並非如非洲中心主義者所述，只與撒哈拉以南的語言有關；至於割禮、編髮、王權崇拜、母權制，確實都曾存在於古埃及文明中，但這並非是南撒哈拉文明的特有現象，世界各地古文明皆可發現類似實踐。

早在 1974 年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研討會上，各方學者便曾為「黑色埃及」的假說激辯，卻仍無法取得共識。在如今的主流古埃及研究中，多數學者拒絕以白人或黑人文明定義古埃及，並稱以現代黑人或白人的種族概念論述古埃及，相當不合時宜。與此同時，學者們也不認為古埃及人在種族上具有同質性，因為下埃及、上埃及和努比亞人的膚色本就各有不同，並曾在古埃及的不同時代先後崛起。
 
儘管如此，「黑色埃及」的假說依舊在非洲中心主義圈內風行，其支持者往往鎖定幾個古埃及著名圖騰進行闡釋，希望證明古埃及文明是非洲文明、古埃及人是黑人，包括法老圖坦卡蒙（Tutankhamun）、吉薩大獅身人面像（Great Sphinx of Giza）中的人臉，以及希臘化的托勒密王朝統治者克利奧帕特拉。
 

埃及妖后作為「女黑人」的意涵

然而涉及克利奧帕特拉的討論，往往會牽引出更複雜的身分政治話題：女權主義。
 
回顧西方對克利奧帕特拉的初期形象塑造，其與凱薩（Julius Caesar）、安東尼（Mark Antony）的關係往往是焦點。在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歐洲，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視其為罪惡的化身，喬叟（Geoffrey Chaucer）則將其描繪為「愛情的殉道者」，與時興的騎士小說框架大抵雷同。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將克利奧帕特拉描繪為「腐敗東方」的代表，引誘了安東尼背叛象徵勇氣和美德的羅馬人，兩人的結合構成一段情慾至上的墮落悲劇，色情的圖騰取代了政治權謀。

到了近代，克利奧帕特拉依舊是集性感、殘忍於一身的「蛇蠍美人」形象，如此範式甚至影響了非西方場域的埃及妖后形象，例如俄羅斯詩人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便如此書寫，「克利奧帕特拉相當好色，經常出賣自己，卻又如此美麗，故許多男人不惜以生命為代價，也要與她共度一夜。」即便是 19 世紀的西方女性作家，也難以擺脫這一框架，例如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維萊特》（Villette），便是以克利奧帕特拉反襯英國新教價值觀的道德優越，即便前者美麗又富有，且有能力玩弄男性。
 

至於克利奧帕特拉的種族爭議，便與非洲中心主義一樣，是相對近代的產物。畢竟西方的埃及研究熱，要到 1798 年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入侵埃及後，才真正開啟。在此之前，人們只能模糊想像埃及妖后具有東方面孔，至於其身分究竟是非洲、埃及或阿拉伯人，人們往往不感興趣，而是只想看到克利奧帕特拉作為「壞女人」出現，推動劇情。
 
然而正因「壞女人」的形象過於深刻，故在當代女性主義主義書寫中，克利奧帕特拉具有重大的顛覆意義：從毫無道德的淫蕩象徵，轉化為女性自主的獨立圖騰。而這般反叛傳統的性別敘事，又與挑戰的白人至上的非洲中心主義相結合，一次迎合了兩種思想市場的情緒脈動：非裔的文化被剝奪焦慮，以及黑人女性遭受歷史和生存雙重壓迫的痛苦隱喻。
 
眼下輿論相當激憤，認為 Netflix 的「政治正確」已經毫無底線、不顧人類學現實，硬要定性埃及妖后是黑人。平心而論，人們的怒氣有其基礎，但從歷史發展來看，宣稱克利奧帕特拉是黑人的主張，並不是起於影劇政治正確橫流的今日，而是早在 1980 年代便在西方蔓延，對當時的黑人女權主義者來說，克利奧帕特拉不只是非洲女王，更是「姐妹」，是同樣經歷壓迫和勝利、剝削和生存的一員。這便是為何，預告片中會有一位非裔婦女如此訴說：「我記得奶奶對我說：我不管學校怎麼教你的，克利奧帕特拉就是黑人。」
 

當然在身分政治大行其道的今日，人們會想辨明埃及妖后的種族屬性也屬常情，只是迄今為止，考古學家未能發現且確認任一位埃及托勒密王朝統治者的墓穴，因此也不可能對克利奧帕特拉在內的托勒密王族遺骸進行基因檢測，確切分析其種族屬性與混血狀況。至於半身像、肖像畫或鑄幣形象，在寫實概念尚不流行的古埃及，實在也稱不上直接的種族證據，且當時人像基本上受到「希臘化」的風尚影響，克利奧帕特拉不論真實膚色與形貌為何，都有極高可能被塑造成希臘樣貌，自然易被後世判別成白人。
 
故從嚴謹的學術視角來看，主張克利奧帕特拉是白人，其實就跟主張其為黑人一樣，缺乏直接證據，且正如當今古埃及研究的主流觀點所述，以當代黑人、白人概念定位古埃及文明，不論哪一主張，都是一定程度的削足適履。歸根結柢，克利奧帕特拉的種族博弈根本無關歷史真相，而是一場爭奪話語權的文化戰爭，並在戰線延展為文化產品時，無可避免地與政治資產、影視資本相掛勾。到頭來，真正重要的不是埃及妖后究竟是誰，而是在某一群體眼中，她必須歸屬於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