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專心寫稿,幸沒有人來。」在日本時代當記者,好忙!黃旺成的記者人生
作者:李盈佳

1926 年 12 月 25 日上午一點二十五分,大正天皇過世。依照日本皇室的慣習,下一任天皇旋即繼任,正式拉開昭和時代的序幕。這一日,早上 7 點半起床的《臺灣民報》記者黃旺成(1888-1979)花了 3 個鐘頭,完成了原本前一天要寫完的稿子。

這時的《臺灣民報》不在臺灣發行,而是在日本東京,不是天天出刊,而是每週出刊。

而此刻的黃旺成,也才剛加入臺灣民報社不久。

讓我們把時間往回拉一點點。黃旺成,新竹人,38 歲,正站在他人生的轉捩點上。他必須決定:要不要去當記者?

1925 年的黃旺成(站立於後排)還不知道,1 年後的他必須做出人生的抉擇。(Source: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提供)

第一幕:意想不到的邀請

1926 年 9 月 6 日,黃旺成的同齡老友張傑(1888-1939)和任職於臺灣民報社的苑裡人鄭明祿(1900-1995)商議著要慫恿黃旺成擔任駐在記者,隔天興致勃勃地向黃旺成提起,但黃旺成不置可否。9 月 29 日,和鄭明祿一樣任職於臺灣民報社的彰化人謝春木(1902-1969,後來改名為謝南光)到新竹與黃旺成見面,正式邀請他擔任《臺灣民報》的記者;之所以力邀黃旺成當記者,原因在於報社有意多做一些地方報導,而黃旺成不但是新竹地方活躍的文化人,還擁有符合報社需求的寫作能力,不啻最佳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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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春木提出的條件是:先到臺北支局當囑託記者(しょくたくきしゃ)一個多月,而後回到新竹擔任地方駐在記者。到臺北支局可以熟悉報社事務,而所謂囑託是一種非正規的雇用型態。以報社對黃旺成的提議來看,有點像是「先試試看,如果順利,再邁入正式的合作狀態」。

囑託記者的月薪 45 日圓,派駐地方後則會調升到 60 日圓以上。這樣的待遇算不算好呢?倘若以黃旺成 1926 年在日記裡記錄的物價來做比較——3 個人在臺北大稻埕的餐廳吃壽喜燒,共花費 2 日圓,家裡的母雞 3 隻半夜被偷走,損失大約 5 日圓。

又或者,以黃旺成 23 歲起在母校新竹公學校當老師時的薪水來對照,當年當老師的起薪是 15 到 17 日圓,根據黃旺成於晚年受訪時的回憶,是可以撐起有 3、4 個成員的家庭的。那麼,15 年以後,臺灣民報社向黃旺成提出的待遇,對他應該頗有吸引力。

不過,黃旺成不僅沒有答應,還拒絕了謝春木。因為,這時候的他正忙於和友人共同經營的紡織事業,怕兼顧不來。謝春木希望黃旺成能再考慮看看,不急於做出決定。

接下來的日子裡,陸續有人來想要說動他出馬,而關於要不要答應臺灣民報社的邀請,黃旺成也和朋友們商議了多次。

第二幕:成為記者,正式上崗

1926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10 點,新竹產業共進會的閉會式(閉幕式)在新竹小學校的講堂舉行。11 點閉會式結束,12 點在新竹公園有熱鬧的園遊會登場。這一日,受黃旺成雇用的小朋友們,在活動現場分送臺灣民報社新竹通信部設置的宣傳單和《臺灣民報》給大家。

是的,黃旺成還是加入了臺灣民報社。他在 1926 年 11 月 11 日允諾出任記者。12 月初,當臺灣民報社的新竹通信部成立,他除了成為記者,也擔任新竹通信部的代理主任,擔起報社對地方報導能夠增加的向望。不過,因為種種因素,原先謝春木所說的入社後先當囑託記者、再當駐在記者,並沒有成真。

這時的黃旺成,已經知道臺灣民報社之所以將新竹通信部交給他負責,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是新竹地方活躍的臺灣文化協會成員;如果他能夠多寫地方記事刊在報上,那麼《臺灣民報》的內容可以更加豐富,影響力也有望更為壯大。不過,話說回來,這是他頭一次當記者啊!一位合格的記者到底都在做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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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報同仁於臺灣民報社前合影,前排右 4 為黃旺成。(Source: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提供)

第三幕:那些寫稿的日子

雖說《臺灣民報》在當時還是週刊,平均起來,每天要寫的稿量不算太多,但由於黃旺成原本就是個忙碌的人,在成為記者之後,也沒怎麼放下原先奔忙的事務;因此可以說,成為記者後的他,更忙碌了。

從黃旺成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寫稿」這件事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所佔的份量。黃旺成寫稿的地點,有時候是家裡,有時候是支局,若人在外地,則會是下榻處──旅館或朋友家。舉例來說,1928 年 7 月 30 日到 8 月 2 日,黃旺成進行了 4 天 3 夜的臺中行,住在名為集賢館的旅館裡,他也如常寫稿。

黃旺成用來計算稿量的單位,通常是枚,應該是稿紙的計量單位。如果順利寫完,大多時候他會自己拿去寄,偶爾則由兒子幫忙代勞。不過,寫稿也不總是順利。

會讓他寫稿不順利的,有時候是寫作素材不夠,有時候是無法專心。若是遇上前者,他會出門去,或到青年會閱報,或做些其他事情;後者則往往是因為訪客絡繹不絕,人來人往的情況下,寫作效率不佳,可想而知。喜愛熱鬧的他,會在日記寫下「今日專心寫稿,幸沒有人來」這樣的句子,可見訪客對他的影響有多大。

黃旺成在 1929 年 5 月 28 日的日記也寫下了:「今天幸無來訪的人,予得專心寫稿」。(Source: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提供)

不過,訪客對他的影響,也不盡然是負面的。對於一面摸索如何當記者、一面將自己參與其中的事件化為文字(這也正是臺灣民報社希望他做的事)的他來說,訪客帶來的消息,很多時候會成爲他的寫作素材,或者激發他的寫作靈感。

總的來說,黃旺成在擔任記者期間所寫作並刊出的文字,自發性可以說相當高。有一種情形例外──是報社提出要求,要求他隔天甚至當天出發,前往探查。這種情形,通常是因為突發事件而生,或是雖然不是突發事件,但有其緊迫性。以下以「新竹騷擾事件」為例,讓我們試著更貼近黃旺成所經歷的新聞現場。

第四幕:新竹騷擾事件

說到「新竹騷擾事件」這起事件,著實讓黃旺成四處奔走,而且火氣十足。事件的起因,是 1927 年 11 月 13 日晚間 7 點,臺灣文化協會和臺灣農民組合等團體在新竹的「內媽祖」(又稱內天后宮)舉行的一場講演會。同一時間在臺灣其他地方,也有相同主題的講演會。而新竹的這一場,開始沒多久就被警察給解散了,還有人被抓去關。黃旺成也去了,但當他和同行友人抵達現場時,現場已經冷冷清清。

兩週後,也就是 11 月 27 日,晚間 7 點半,臺灣文化協會的人們再度於「內媽祖」舉行講演會,講演的主題是警察執法過當。群情激憤之下,更多人被抓了。黃旺成在當天的日記中,以「騷擾—中止—解散—檢束—包圍郡役所—拔劍」簡述事發經過,並且以「鬧的天翻地覆」來描寫事件的狀態。

「新竹騷擾事件」引發了許多人的關注,例如 1927 年 12 月 28 日,遠在東京的葉榮鐘還發了電報,希望黃旺成如果有什麼消息,能夠通知他。但即便消息靈通且經驗豐富如黃旺成,在追蹤這起事件時,仍不是很順利。

1928 年 6 月 13 日晚上,黃旺成收到報社要他隔天到臺北地方法院聽「新竹騷擾事件」判決。於是,隔天他起了個大早──根據日記,當日起床時間是早上 4 點半──搭乘上午 6 點 25 分從新竹發車的火車,9 點多抵達臺北報社,隨即前往臺北地方法院。他進了法院,但中午過後就被禁止旁聽,只好從記者席退出。

黃旺成 1927 年 11 月 27 日的日記記下了新竹騷擾事件的發生。(Source: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提供)

6 月 25 日,剛剛完成晨間的準備工作、正要開始寫稿的黃旺成,收到他過去在新竹公學校教過的學生林培銓傳來報社要他再到臺北聽判決的消息,於是他收拾手提包,出門到車站,搭上 9 點 41 分的北上列車,於中午 12 點半抵達臺北。不過,當他趕到臺北地方法院,比上次還慘,根本進不了法院。 

然後他就去吃冰了。

出師不利但吃到了冰的黃旺成,回到報社以後,拗不過林呈祿(專務取締役兼主筆)和林煥清(編輯印刷兼發行人)叔姪倆,答應「兼勤」臺中支局。從此,忙碌的他,更忙碌了。

值得留意的是,每一期《臺灣民報》在配送之前,理論上都會經過日本政府的檢閱,也就是說,得以在當時流傳乃至於能讓今天的我們看見的報導,都是受到日本政府同意(或至少不反對)後面世的。

檢閱制度如何對「新竹騷擾事件」相關報導發揮作用,目前所知有限。可以肯定的是,作為記者,黃旺成在追蹤「新竹騷擾事件」的過程中多次受阻,等於被剝奪了可以獲得第一手資訊的機會。不過,對於「新竹騷擾事件」的始末,他自始至終,都盡他所能地報導。

終幕:從未消逝的記者魂

黃旺成在日本時代的記者生涯,在寫作方面其實有相當大的自由度,不過,也時有不順。那些不順的時刻,除了像是追蹤「新竹騷擾事件」時遇到來自政府的阻礙,也有遭遇來自民間的阻力。

有時候是他所寫報導的相關人士提出請求,希望不要刊登,例如 1928 年 5 月 15 日,鄭肇基(1885-1937)託人帶話給林呈祿,要求「取消救濟會記事」──但黃旺成表示不可以取消。有時候則是已經刊出的報導,令相關人士火大,例如同年 7 月 17 日,劉禮樂(1894-?)因為黃旺成寫的的記事,要叫無賴漢(ぶらいかん)打他。而面對這些試圖影響他的作為,他並不妥協。

1932 年,黃旺成離開臺灣民報社。五年多的記者生涯中,黃旺成的筆,以他的故鄉新竹為中心,勾勒出那段日子裡,發生了些什麼事,以及人們對於時事與未來的看法。

離開記者崗位的他,轉向商務,並且持續參與政治,然後和島嶼上的其他人們一樣,經歷了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黃旺成和許乃昌(1907-1975)、林佛樹(1902-1984)等舊識,組織了《民報》這一媒體,報社設在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充滿衝勁的一群人,於 1945 年雙十節發行《民報》創刊號,而雙十節的訂定者,中華民國政府,卻在 1947 年 3 月查封了《民報》。這個在戰後重生,為讀者提供詳實報導的媒體,從此不再能發聲。報社沒了,使報社得以運作的人們也受到重大打擊。社長林茂生(1887-1947)被帶走後,就此消失;身為總主筆的黃旺成遠走避難,兩年後返臺。熄滅多年的記者魂再次燃燒,卻迅速被撲滅了。

如果我們問:黃旺成作為記者,和當代的記者有什麼樣的異同,答案會是什麼呢?他,沒有受過所謂專業的新聞訓練,但是他所展現出來的態度,是今天的我們仍會期待記者所持有的。

而當年若非他和他的有志者們,致力於讓《臺灣民報》這樣的媒體持續運作與擴張,很多事情將不為人所知。事實上,直到今天,島嶼上正在發生的許多事情,如果沒有媒體報導,我們仍然不得而知,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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