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那些被寫進課本的「愛國」少男少女

我們都知道課本除了封面、封底以外，最重要的組成元素就是「課文」。現在的老師雖然會在課堂上進行多元的課外補充，但各科課本仍然是最重要的教學工具。仔細想想，如果單以各年級的國語和歷史課本來思考，課文的編排、撰寫內容可是藏著大大的玄機。換句話說，許多「魔鬼」就藏在「課文」中。（相關請見〈課綱微調不是一個爭議，而是一連串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到底要教給下一代怎樣的歷史？〉）

曾經接受過義務教育的人，肯定對於「課本」一點也不陌生。勤學的學生在上面作滿了筆記，認真的學生在裡面貼滿了標籤紙。正所謂高手在民間，在有才學生的揮毫下，課本再也不是死氣沉沉的教科書。

看似單純的課本，卻可以從內文的篩選到架構的編排中，嗅出某種特定的政治性框架，又或者可以說是一種傳遞統治者「史觀」的最佳媒介。今天，我們要把時間拉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下簡稱日治時期），來談談兩位少男、少女被編入國語課本內的故事。

在進入故事之前，有必要先簡單地介紹一下當時的時代氛圍。

1936 年 9 月，臺灣第 17 任總督小林躋造提出了「皇民化」治臺方針，這有兩種意涵：一是臺灣總督再度轉為武官，二是前幾任總督「內地延長主義」的基礎下，開始思索如何更有效地讓臺灣人「成為」日本人。

隨著 1937 年中日戰爭開打，皇民化運動也加快了腳步。除了更加用力地推行「國語」運動[1]，禁止報紙的中文欄、廢除學校裡的漢文課，以日本神道取代殖民地原有的宗教，推行海陸軍志願兵制度、皇民奉公會等，都可以說是皇民化運動的特徵[2]。

在這段期間，有兩個故事被總督府以及主流報紙《臺灣日日新報》大力傳頌：一個是來自苗栗的「國歌少年」詹德坤，另一個則是來自宜蘭南澳的泰雅族「愛國少女」莎韻。在皇民化時期，這兩個人先後出現在國語課本之中，究竟兩人有什麼樣的共通點呢？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國歌少年─詹德坤

1935 年 4 月 21 日上午 6 點 2 分，臺灣發生大地震。就讀苗栗公館公學校的三年級生詹德坤在前往學校之前，一如往常地向貢祀著「神宮大麻」的神龕進行禮拜，沒想到一出家門沒多久，伴隨著「轟」的一聲巨響，四周的房子開始劇烈的搖晃了起來。這場地震中，少年詹德坤不幸地被一旁倒塌的屋瓦所傷，全身各處接受到嚴重的傷害，但是當詹德坤爸爸聞訊趕來時，詹德坤卻強忍痛楚，堅強地確認母親的安全狀況。

到了臨時搭建的診療所，詹德坤謹記老師在課堂上教的「日本人就是說國語的人」，就算是在強烈的疼痛之下，詹德坤依然絕口不說臺灣話，頻頻用著不太流利的日文呼喊著老師、同學的名字。隔天中午，傷重的詹德坤被送往遠處的醫院。那天夜裡，詹德坤向父親說：「爸爸，我好想要唱〈君が代〉[3]。」深呼一口氣後，緩緩地從口中唱出歌詞，語畢的同時，一位少年在師長以及父母的陪伴中，安詳地離開人世。

以上是《初等科國語》第三卷第六課〈君が代少年〉的課文大意。1943 年以後的臺灣與朝鮮就讀小學四年級學生，都會在上學期的課本中看到這篇詹德坤的故事。

這位在傷重中仍不忘吟唱國歌的少年故事很快地傳開，甚至連日本本土都獲得了廣大的迴響。許多人聽聞這位「愛國少年」的事蹟後，紛紛倡議要撰寫紀念文章、設立紀念碑。1936 年 4 月，詹德坤的紀念銅像出現在公館公學校。與此同時，一本專門介紹這位國歌少年事蹟的書《震災美談　君が代少年》也正式發行。

這篇文章，確實反應出皇民化時期殖民政府所強調的「尊師」、「敬父母」、「愛國」情操。詹德坤「膜拜神宮大麻」、「堅持說國語」、「崇敬國歌」的行為，也確實達到皇民化運動的諸項要求。是故，詹德坤會被塑造成愛國青年的「典範」，似乎也不足為奇了。然而，課文中仍有一些值得討論的地方。

首先，研究者指出詹德坤確有其人，也確實在 1935 年的大地震中死亡，但是他是否真如課文中所說「一如往常地祭拜神宮大麻」，則令人感到懷疑。這是因為儘管到了皇民化運動末期的 1945 年，鄉下地方受皇民化運動影響、而在家中設立日本神龕的現象仍然有限。文中的詹德坤居住於苗栗公館家中設有神龕，而且又習慣性的在早晨「膜拜」，極有可能是為了配合皇民化運動而加上的「劇情」。

姑且不論是否早晚膜拜日式神龕，從教科書編纂的角度來看，主管單位將詹德坤的「模範」言行舉止編入課本，是希望讓讀者（通常是國小學童）自幼學習如何當一個堂堂正正的帝國子民，達到從小教化的功能，背後的政治性目的也就不難理解了。

愛國少女──莎韻

現在，利有亨教育所的庭院中，在開著紅色美麗花朵的番紅花樹的圍繞中，并立著莎韻之碑和鐘樓。

鐘上刻有銘文：

1922 年 1 月，位於臺北州蘇澳郡的泰雅族利有亨社內，哈勇．麥巴歐最小的女兒出生了。由於泰雅族在命名習慣上採取的是連名制，通常會在子女的名字後面加上父親的名字，這一名剛出生的女嬰，就被命名為「サヨン」（Sayon），全名為「サヨン‧ハヨン」（Sayon Hayon），以下簡稱莎韻。

小學階段，莎韻都在利有亨社教育所裡頭接受簡易的初等教育課程。畢業後，她隨即被編入當地的女子青年團，繼續接受公民教育的訓練課程。看似平凡又單純的泰雅族少女，為什麼會變成舉國皆知的「愛國少女」呢？

這都要從 1938 年，一起發生於南澳的溺水意外開始說起。

如前所述，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殖民地臺灣進入了戰爭時期，許多定居於臺灣島內的日本人也紛紛收到召集令，準備前往戰場為帝國榮耀盡一己之力。1938 年秋天，利有亨社教育所的老師田北正記也收到了來自日本本島的召集令。

就在田北老師要離開的時候，臺灣總督府氣象測候所發布了暴風警報，再加上山洪暴漲，聯外道路泥濘不堪，以莎韻為首的泰雅族少女們為了感謝老師平日的教導，不顧田北老師婉拒，堅持替他揹負行李，陪老師走完最後一段路程。

就這樣，一群人在狂風中緩緩下山。就在接近目的地──大南澳公車站前一里處，強大的雨勢讓一旁的溪水暴漲，也將唯一一個圓木搭建的臨時橋墩沖毀，眾人僅能手牽著手，合力渡河。由於行李過於沉重，再加上一旁湍急的水勢，只聽到「啊！」的一聲驚叫，莎韻與行李跌落翻滾的溪水，載浮載沉，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消逝於滾滾洪水。那一年，莎韻只有 16 歲。

實際上，當時莎韻跌入溪水的消息，已經在事發兩天之後刊出。只是，當時的新聞標題是以「蕃婦」失足落水的角度進行報導。

真正要從「蕃婦」形象轉變為「愛國少女」，是臺灣第 18 任總督長谷川清的傑作，同時也反應出 1930 年代末期的時代氛圍。

莎韻最大的亮點在於她身為「泰雅族」少女，卻願意在狂風暴雨中送日本籍「老師」踏上「光榮的征途」。1930 年爆發霧社事件後，歷任的臺灣總督在面對原住民議題的處理態度，都是相當謹慎且小心的。莎韻的故事不僅提供總督府一個原住民教化成功的典範，不畏自身安危護送老師踏上帝國的出征道路，更是有利於戰爭時期軍國氛圍的推展。

也因此，1941 年 4 月 14 日，總督長谷川清為了表揚莎韻的「愛國之心」，特別頒給利有亨社一個刻有「愛國乙女サヨンの鐘」字樣的鐘，之後亦設立「愛國乙女莎韻遭難之地」的石碑，以茲紀念。

莎韻的事蹟也在總督府的宣傳下，快速傳遍了各地。各方雅士聽聞此事後，也紛紛以此創作出許多感動人心的作品，例如陸軍美術協會會員鈴木榮二郎創作的《莎韻之鐘》。畫中的莎韻冒著狂風暴雨，手持日本國旗揹著田北老師的行李，生動地描繪出莎韻的動人事蹟。此外，也有詞、曲甚至是電影的演出。不難想像在戰爭時期的氛圍下，「愛國少女」是多麼熱門的創作題材。

從「國歌少年」以及「愛國少女」的故事可以發現，僅管詹德坤和莎韻的生長背景、環境完全相異，事件發生的原因也不盡相同，然而，在日治時期進入皇民化時期之後，兩者的「愛國」情操都被刻意地凸顯了出來。

不管是否帶有過度渲染的成分，兩者的事跡之所以被認為是「典範」而納入教科書當中，或許也反應出總督府認為這就是「忠君愛國」應有的形象，並以此作為模組，透過教育的方式，使各個殖民地學童皆成為「愛國青年」吧。

現在的立場將影響對過去的再現；對於過去的認識，也會影響現在的自我認同。

僅管各級學校的教育模式已經不像過去那般制式化，但是體制內的教育依然是以課本作為教學的主幹。一本課本從撰寫、編排以至於審查，都是相當專業且繁雜的過程，也是各時期政府不容忽視的議題。

此外，課本本身就是政治的產物，如何在政治框架中書寫一本兼具專業且符合實情的教科書，也不會是政府單方面的責任。或許，民間組織的參與可以反應出更加多元的意見，避免有心人士刻意在課本置入不符合國情的意識形態，以達監督之效吧 。

[1] 由於本文討論的時間斷限屬於日治時期，因此這邊所謂的「國語」並非戰後的中文，而是符合當時時代背景的日文。也因此，「國語」運動、國語學校、國語講習所、國語家庭等，都是當時在殖民地台灣推行日語普及化的歷程。

[2] 有關於皇民化運動的研究相當豐富，可以參考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新史學》，第 5 卷 2 期，1994 年 6 月，頁 117-158；蔡錦堂，〈再論「皇民化運動」〉，《淡江史學》，第 18 期，2007 年 9 月，頁 227-245；近藤正己撰，許佩賢譯，〈對異民族的軍事動員與皇民化政策--以臺灣軍夫為中心〉，《臺灣文獻》，第 46 卷 2 期，1995 年 6 月，頁189-223；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1 期，1999 年 6 月，頁 168-211。

[3]〈君が代〉為〈君之代〉。「代」是年紀、年華或年代的意思。1880 年，〈君が代〉原本是日本海軍祝賀天皇誕辰而製作的歌曲，後來到 1882 年定為日本國歌。也因此，當時的報章媒體形容詹德坤為「君が代少年」就是「國歌少年」的意思。見周婉窈〈日治末期「國歌少年」的統治神話及其時代背景〉，頁 1。

[4] 以上節錄自《初等科國語》第五卷第十七課課文〈莎韻之鐘〉最後一段，全文翻譯請見周婉窈〈「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周邊波瀾〉，頁 27-31。

【本文撰寫期間，特別感謝政大臺史所林果顯副教授給予諸多寶貴意見，也特別感謝楊燁老師提供的珍貴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