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政治下的抵抗精神──中央書局與臺灣儒教文化的出版事業

最近中央書局於臺中原址原名重新開幕，實為臺灣文史領域的一大盛事。如果你上維基百科檢索「中央書局」，會在頁面上瀏覽到幾筆醒目的關鍵詞，比如臺灣文化協會、林獻堂、莊垂勝、張深切、賴和，這些鼎鼎大名，標示著中央書局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臺灣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1925 年，「中央俱樂部」作為臺灣文化協會的附屬機關而創立，是協會同仁「啟迪民智」的重要機構；1927 年，因受到文化協會內部分裂的影響，莊垂勝遂將俱樂部改為「中央書局」，延續其文化使命，在當時是臺灣從中國、日本進口漢文、日文書籍的流通重鎮。中央書局更撐過戰爭時期，挺進戰後。

從這樣的背景來看，中央書局在臺灣文化史上的地位，最值得稱道的就是：繼承了臺灣文化協會的啟蒙精神，引進當時東亞的主流新知，建立以臺灣人──就訴求對象與思想立場而言──為主體的知識體系；最重要的是，在戰後初期的政治高壓中，仍以出版活動的形式，持續不輟。

「時代精神」的線索，與其謎團

今天的我們回顧臺灣文化協會的歷史，不免要強調他們對抗權威壓榨的精神，還有包含在這種精神中的，接受新思潮、批判舊文化的立場。然而大時代的劇烈變動，總是與人的思想糾纏雜揉，有些你以為是「新的」，其實不是「全新」，有些你以為是「舊的」，其實已被磨洗一通，反而突顯出它的「時代精神」。

在筆者近年的閱讀中，偶爾會遇到一些相關線索，一路連接，最後竟然都可以接到中央書局；進而撐起一張網，看出它在這種「時代精神」主題中的樞紐地位。這幾條線索就是莊垂勝、張深切、徐復觀、莊幼岳。

莊垂勝出身鹿港莊家，是名詩人莊太岳的弟弟，曾於戰後擔任臺中圖書館館長，二二八事件期間，因參與「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而被捕，最後幸得身免。張深切既為中央書局的股東之一，與莊垂勝自是舊識，然而在二二八事件中，他因遭指控協助臺共謝雪紅部隊而逃亡山林，最後雖以平反收場，但卻從此轉而專注於文藝與著述工作。

1954 年 12 月，中央書局出版張深切的《孔子哲學評論》，這是一部極具系統性與批判意識的哲學專著；相對於當時一面倒地尊孔的臺灣學界，這本書表現出不可自抑的反抗性格，也是臺籍思想家劃時代的儒學著述。

關於這本著作，有一個時代之謎，那就是日後眾多學者都說它「一出版就遭查禁」。[1] 然而近來筆者在 1955 年 3 月出版的《臺灣教育》上，看到《孔子哲學評論》的書商廣告，再行查閱 1966 年出版的《查禁圖書目錄》，也未見《孔子哲學評論》。於是，除非其中尚有不為人知的曲折，否則此書應該沒有被查禁過，就算真被查禁，可能也沒有徹底落實。不過，這種「被查禁」的說法究竟緣何而生？

禁錮時代的文人心境

筆者追索最早提出此說的文章，是徐復觀為張深切所作的悼文，徐氏提到此書：「奇怪的是，這部書竟遭遇到禁止發行的運命；此一無法解釋的運命，當然會打擊他向這一方面繼續努力的興趣。」[2]

徐復觀作為 1949 年以後遷出中國的「港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在強調「反共復國」的時代，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中國文化」或「儒家道統」的捍衛者，並相對享有意識型態上的正當性。但是徐復觀在當時幾位著名的遷臺儒學家之間，卻特殊地與臺籍知識分子彼此充滿相知相惜的情感；我們尤其可以透過徐復觀的記述，感受到一種嵌入臺灣脈絡的儒學思想，如何被時代氛圍所箝制。最重要的問題是，如果說徐復觀的記述純粹是出於某種誤會，那麼這個誤會所彰顯的歷史脈絡是什麼？

徐復觀在臺中東海大學任教期間，與莊垂勝、張深切等人時相往來。1956 到 1957 年，莊垂勝促成中央書局為徐復觀出版其政論雜文集《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甲集」、「乙集」，莊垂勝並為此書封面題字。

徐復觀回憶該書出版不久，就受到某機關政治部官員的關切，私下要他回收二書，大概是因為二書中有些影射時政的地方，極易為文網羅織。如果徐復觀在張深切的《孔子哲學評論》中，看到了某些「恐怕遭禁」的內容，那可能也反映出當時文人憂讒畏譏的的普遍心境。

事實上，以張深切書中對儒者攀附權貴的直言批評，或各種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分析觀點來說，中央書局在出版前後所受的政治壓力，一定非常大；由此正可見莊垂勝與中央書局可敬之處。

中央書局的抵抗精神

戰後初期中央書局的出版活動，一方面由張深切《孔子哲學評論》，批判性地重省儒教；另一方面，又從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詮釋儒教與自由主義乃至威權體制的關係。綜合而言，可以看作一種以當代臺灣脈絡，重新消化儒教文化的努力。我們可以從同時期莊垂勝姪兒莊幼岳的另一種儒教活動，襯托出中央書局這種努力的歷史價值。

莊幼岳是莊太岳之子，從日治晚期開始活躍於臺北傳統詩壇。1954 年 9 月，正是中央書局出版張深切《孔子哲學評論》的三個月前，臺北覺修宮創刊了《正言》雜誌；1959 年 9 月，莊幼岳接任其主編。這份刊物延續了清代、日治以來，儒教文化在民間的傳播傳統，以三教合一的善書形式，闡揚儒教道德。

與中央書局的出版事業比較起來，莊幼岳主事下的儒教論述，對傳統文化的實質反省可說極少；在對當時官方政策的立場上，也是附和多於對立。因此可以說，從儒教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戰後初期臺灣的這兩種出版事業，分別代表了臺灣儒教不同層面的「時代精神」；莊垂勝與中央書局，正代表了其中抵抗性格的一面。這也是我們在歡慶「中央書局」重生的同時，值得多加緬懷的史跡。

（本文作者為清大中文所博士候選人，寫過一篇以《論語》為主題的碩士論文，目前以「臺灣儒學／儒教」為研究主題。）
 

[1] 包括陳芳明，〈亞細亞孤兒的聲音──張深切與《里程碑》〉，收入張深切，《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下）》（臺北：文經出版社，1998 年），頁 766；廖仁義，〈台灣觀點的「中國哲學研究」──《孔子哲學評論》與張深切的哲學思想〉，收入張深切，《孔子哲學評論》（臺北：文經出版社，1998 年），頁 561；李泰德，〈張深切「孔子哲學評論」之評析〉，《台灣人文》第3號（1999 年 6 月），頁 305。

[2] 徐復觀，〈一個「自由人」的形像的消失──悼張深切先生〉，《臺灣風物》第15卷第5期（1965 年 12 月），頁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