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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都的異鄉人:穆斯林、孤軍、難民和移工,如何譜寫出現代高雄史

林聖峰 2024-12-25

坐落於臺灣西南部的高雄,是一座充滿活力的現代化都市。這裡有全臺灣最大的國際商港,碧藍的海岸線蜿蜒綿延,與城市天際線相互輝映。在這片土地上,工業區的煙囪與漁村的晨曦共存,繁華的購物中心與古老的廟宇比鄰而立。
 

然而,高雄最引人入勝的特質,或許不僅僅在於它的硬體建設,更在於這座城市所孕育的獨特人文氛圍。走在高雄的街頭,你可能會聽到各種不同的方言和語言,聞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香氣,看到各式各樣的面孔與服飾。這座城市彷彿是一個巨大的調色盤,融合了無數文化的色彩。

這樣的多元面貌,源於高雄作為一座新興移民城市的特質。從二戰結束後到現在,高雄不斷吸引著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們,他們帶著各自的文化、習俗和夢想,為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讓我們一起走進高雄的街巷,聆聽那些來自遠方的故事,看看這些移民如何在這片土地上紮根,又如何豐富了高雄的文化景觀。
 

1949:高雄清真寺的故事從小房子到大建築

 

在高雄的移民歷史長卷中,1949 年的一幕格外引人注目。那一年,隨著國共內戰的結果,一批特殊的移民群體來到了臺灣——大批的中國穆斯林。這批穆斯林軍公教人員隨著國防部部長白崇禧與軍事將領馬步芳來臺定居,據估計約有二十多萬名,在當時的臺灣社會中可謂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他們主要選擇在臺北和高雄兩地落腳,帶著自己的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展開了人生的新篇章。

 

白崇禧是廣西的漢族穆斯林、桂系軍閥將領,曾於二二八事件中來臺撫慰,在國軍中有著重要地位。(Source: wikimedia\公有領域)

在高雄,這群穆斯林移民的故事,可以通過高雄清真寺的發展歷程得到生動的詮釋。這座清真寺不僅是一個宗教場所,更是見證了這個群體如何在高雄紮根、成長的活歷史。

高雄清真寺的故事始於 1949 年,當時剛到高雄的穆斯林們在五福路租下了一棟日式房子。他們在二樓開設餡餅店,一樓則是「北聲照相館」。餡餅店老闆趙明遠為了在異地彰顯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將店名取為「清真館」,同時將其作為信徒們的禮拜場所。日後,這裡成為了南部穆斯林聚集禱告、交流的家園,他們在異鄉互相扶持,共同面對新生活的挑戰。

隨著時間推移,五福路的小房子很快就不敷使用。1952 年左右,他們將清真寺搬到了更寬敞的林森一路。在這個新的家園裡,清真寺不再只是單純的禮拜場所,還成為了學習和文化傳播的中心。穆斯林們在這裡學習阿拉伯語和《古蘭經》,年輕一代接受宗教教育,保持著與先輩的文化聯繫。他們也開始出版小雜誌《伊斯蘭之光》,向外界傳播他們的文化,搭建起他們與本地社會交流的重要橋樑。
 
高雄清真寺的正門。(Source: Chongkian\CC BY-SA 3.0)

時光飛逝,穆斯林社區已在高雄紮根近半個世紀。到了 1990 年,隨著社區規模擴大和需求的日益增長,一個更宏偉的計畫開始實施。在建軍路,一座全新的大型清真寺拔地而起,這座新清真寺不僅有寬敞的禮拜大廳,還配備了圖書室等現代化設施。隔年年底,當新清真寺正式啟用時,它不僅標誌著高雄穆斯林社區發展的新階段,更象徵著這個群體已經真正融入了港都的肌理。
 

1961:異鄉拓荒者泰緬孤軍的與吉洋農場的新生

在高雄的移民史上,1961 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這一年,一群被稱為「泰緬孤軍」的特殊移民來到了陌生的土地。他們是國民黨殘餘部隊的軍人及其家屬,經歷了從雲南到緬甸,再到臺灣的漫長遷徙。在當局的安排下,他們被安置在美濃的高雄農場吉洋分場。

那年 7 月的某一天,674 名義民抵達了美濃。因為安置房舍尚未建好,他們不得不暫時住在當地小學的教室裡。從美濃國小到吉洋國小,再到中壇國小,這些教室成了他們臨時的家。直到年底,他們才終於搬進了吉洋分場的新家,共分為信國、精忠、 定遠、成功新村四個村落,正式開始了在異鄉的定居生活。

然而,新家並不如想像中美好。吉洋分場位於河床下游沖積扇上,曾經是河床,映入眼簾的是連綿的礫石和沙地,寸草不生。最初幾年,靠著聯合國的經費補助和社會各界的慰問金,居民們勉強維持生計。到了第四年,所有補助全部停止,政府希望義民們能夠自力更生。

直到 1965 年,政府才開始進行第一次大規模的客土(填土)工作,但成效不彰。1965 年到 1969 年間,是吉洋分場居民最艱難的時期。沒有了補助,土地又無法耕種,許多家庭陷入了絕境。悲觀絕望之下,甚至發生了多起自殺事件。1968 年,國民黨中央黨部終於派人來調查情況,聽取居民們的意見後,政府決定進行第二次客土工作,並幫助義民們發展副業。這次,他們使用了來自旗山和美濃的良田土壤,終於讓這片荒地煥發了生機。

隨著土地條件改善,義民們的生活也逐漸好轉。他們開始種植水稻、大豆,有的人還養起了豬。政府還成立了「吉洋義民砂石廠」,為他們提供額外的收入來源。隨著時間推移,外省第二代成長,文化融合逐漸發生。如今的義民社區既保留原有的文化傳統,又融入臺灣本地的元素,成為高雄多元文化景觀中的一抹亮色。

回顧泰緬孤軍在高雄的安置歷程,很難不為他們的堅韌精神所動容。同時,這段歷史也折射出政府在處理特殊群體移民問題時的諸多不足。從初期的安置規劃,到後續的支持措施,政府的政策顯得短視和被動。這不僅加重了移民的生活困境,也延緩了他們融入本地社會的進程。
 

1975:浪潮中的避風港越南難民與九曲堂的重生之路

1975 年 5 月 3 日,一列從高雄北上的列車緩緩駛出車站。車廂內,一群特殊的乘客引人注目。他們神情沉默,眼神中透露著疲憊和困惑。這些乘客不是普通的旅客,而是剛剛從越南撤離的華僑難民。他們離開了生活多年的越南,經歷了在九曲堂的短暫安置,如今又將面對在臺北的新生活。這趟列車之旅,成為 1975 年越南華僑撤離潮中的一個縮影,揭開了一段複雜的歷史篇章。
1975 年 4 月,隨著北越軍勢如破竹的攻勢,國民黨政府緊急組織了包括救總在內的「救助越、棉、寮難僑專案小組」。該小組下分設四個小組,除了規劃撤離過程之外,也同步安排來臺難民的就業、就學等需求。除了投靠在臺親友之外,僑胞陸陸續續被安置在高雄九曲堂、北投僑園招待所、臺北市的僑光堂等地。
 
澎湖講美村亦曾經是越南難民安置點,圖為越南難民加入講美天主教會的感謝牌。
(Source: 許玉河\CC BY 3.0 TW)

在這場大規模的撤離行動中,許多華僑不得不面對艱難的選擇和危險的處境。有些人幸運地登上了臺灣派出的撤僑軍艦,而對於那些來不及趕上的人來說,只剩下另外一條路:乘坐漁船自行出海漂泊。在茫茫大海上,他們面臨惡劣的天氣、缺乏食物和淡水、以及被海盜襲擊的風險。這段旅程充滿了未知和危險,許多人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難以想像的苦難。

最終抵達臺灣的難民,大多被安置在高雄九曲堂的海軍陸戰隊基地。從1975 年 4 月到 7 月間,九曲堂就登記收留了 3939 人,平日寧靜的軍營突然間變得熱鬧非凡。原本整齊的營舍被迅速改造成臨時住所,軍用床位上鋪著臨時徵調來的床單被褥。食堂裡,廚師們手忙腳亂地準備著三餐,試圖滿足這群突如其來的「客人」的需求。

九曲堂之所以成為主要安置點,有其獨特優勢:靠近高雄港,便於接收海路撤離的難僑;軍營的基礎設施可以快速改造;同時,其封閉性有利於集中管理。這些因素使得九曲堂能在短時間內接納大量難僑,最終安置了超過 3000 名難民。在救總的協調下,營舍被改造以適應家庭居住需求,軍方負責提供膳食,平均每人每天的伙食費為 50 元。醫療方面,營區內設立了醫療站,每人每月還有 100 元的醫療預算。這些措施體現了政府全面照顧難僑基本生活需求的努力。

就業和教育是安置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制定了「輔導越南、高棉難僑就業工作要點」,為 16 至 50 歲的難民提供多種就業途徑。有工作技能者被安置於各類生產事業單位;漁民由救總協調省漁會安置;有志於農墾者則由退輔會安置。對於無技能者,大陸救災總會職業訓練所提供培訓,並給予每月 1000 元的生活費。此外,政府還為學齡兒童安排入學,年幼者則在營區內的臨時托兒所得到照顧。

事後回看,政府對九曲堂這批難民的安置可以說是竭盡全力。在資源有限、時間緊迫的情況下,政府調動各方力量,形成多方協作的安置網路,確保工作有序進行。許多國營事業響應號召,為難民提供就業機會。

然而,從有限的史料中我們可以推測,像場地適應性、職業培訓的多樣性、文化融合等方面,可能都有著潛在的困難。這些潛在的問題不僅可能反映了資源的局限,也暗示了政府在應對大規模、多元背景難民安置方面經驗的不足。雖然僑資事業協進會、各類公會等提供了約一千多個職缺,但對於九曲堂 3000 多位難民來說依然不夠,更遑論其他安置區的需求。

政府選擇通過救總職業訓練所提供就業輔導,而非直接安排工作,其初衷是培養難民的自立能力。這看似美好的願景,在現實中卻有所變調。職業培訓的結束,並不是困難的終結,反而標誌著一段更為艱辛的適應之旅。

記者黃文玲採訪的難民鄭德志,所經歷的就是這種苛刻現實。培訓結束後,他並未如期望中那樣迅速穩定就業,求職之路猶如一場漫長的馬拉松:輾轉於多家公司,甚至一度遠赴日本打工謀生。最終,在經歷了無數次碰壁和失望後,他才在土城工業區找到了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

鄭德志的案例,揭示了一個殘酷而普遍的現實:對這些異鄉人而言,適應新家園的過程遠比想像中艱難。職業培訓或許給了他們一技之長,但在陌生的環境中找到合適的位置,仍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和時間。

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從檔案記錄來看,職訓所開辦初期的培訓種類相當有限,僅涵蓋車床、鉗工、冷凍空調三項,總計培訓名額也只有 61 名。這些數字不禁讓人質疑:如此小規模的職業培訓,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難民們重建生活?職訓所的實際效果,似乎仍有待進一步的考證和評估。

九曲堂的故事,是一個關於失落與希望、掙扎與重生的故事。對於那些從越南千里迢迢來到臺灣的華僑來說,九曲堂不僅僅是一個臨時的避難所,更是他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在九曲堂,我們看到了人性最堅韌的一面。移民們離開了熟悉的家園,告別多年的生活方式,帶著對未來的忐忑和不安,踏上了這片陌生的土地。他們中的許多人,如鄭德志一樣,面臨著語言障礙、文化差異和就業困難等多重挑戰。然而,正是在這樣的逆境中,我們見證了人類適應能力的奇跡。從最初的茫然無措,到逐漸適應新的生活節奏;從依賴救助,到努力自立更生;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和汗水,一步一步地在臺灣這片土地上紮下了根。
 

1980 年代至今:多元文化的交響曲-外籍移工與高雄的蛻變

高雄作為臺灣重要的工業城市和港口,在外籍移工的引入和管理上一直處於前沿。這座城市的經歷不僅反映了臺灣整體的經濟發展軌跡,也展現了其獨特的城市特性。

從 1980 年代開始,隨著臺灣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勞動力短缺問題日益突出,高雄也不例外。1980 年代初期,外籍廉價勞工非法進入臺灣工作的現象已經存在,但尚未引起廣泛關注。《經濟日報》等媒體開始呼籲政府正視這一問題,反映了社會對這一新興現象的初步認知。

到了 1980 年代末,隨著勞動力短缺問題的加劇,產業界開始積極呼籲引入外籍移工,甚至建議參考新加坡的做法制定管理辦法。1989 年 10 月,行政院正式通過在 14 項重大建設中引進外籍勞工的原則,標誌著臺灣開始逐步開放外籍勞工政策。

此後,外籍勞工開始大規模進入臺灣,高雄作為工業重鎮和重要港口,成為外籍勞工集中的地區之一。到 2009 年,高雄市的外籍勞工人數達到 12,252 人,高雄縣則有 13,577 人,占全國外籍勞工總數的相當比例。

然而大量人口移入,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和管理問題。1990 年代,隨著外籍勞工人數的增加,高雄市議會開始多次提出加強管理的建議。議員們擔心移工聚集可能引發的治安問題,如酗酒、打架滋事、行竊搶劫等。甚至有市長候選人公開承諾,高雄市的重大工程將不使用外籍勞工,優先雇用本地勞工。這類意見的出現,其實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外籍勞工的負面看法,以及城市在面對快速社會變遷時,平衡經濟發展需求和本地就業壓力的適應困難。

不過,隨著時代的進步,高雄人對外籍移工的態度也變得更為包容。移工已經成為高雄城市景觀和經濟結構的重要組成,在高雄火車站周邊和港口區,形成了所謂的「外勞街」,成為城市中獨特的文化景觀。這些地區不僅為外籍勞工提供了購物和社交的場所,也逐漸成為本地居民體驗多元文化的地方。
 
市區與加工出口區是高雄外勞的集中地,反映了高雄特殊的產業地理結構。圖為楠梓加工區的安波泰國雜貨店,服務加工區的泰國與越南移工。(Source: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CC BY 3.0 TW)

根據陳坤宏教授的調查,高雄火車站周邊的「外勞街」主要集中在建國三路、中華三路、七賢一路、七賢二路和八德二路。這裡的商店總數超過 400 家,其中不少店鋪專門經營東南亞商品,為外籍移工提供家鄉食品和日用品。週末時,街道上常常擠滿了外籍勞工,他們在此購物、聚會,尋找家鄉的味道和氛圍。港口區的「外勞街」則位於七賢三路和必忠街一帶,有近 100 家商店。這個區域因為靠近港口,更多地吸引了菲律賓籍的勞工。有趣的是,一些商店的老闆雖然是臺灣人,但雇傭了東南亞籍的店員,以更好地服務他們的主要客戶群。

作為一個開放、包容的國際港口城市,高雄的移工展現著城市在面對全球化的適應能力。儘管仍面臨諸多挑戰,但外籍移工早已是現代高雄城市面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移民圖像的另一頁:澎湖與東部原住民

在這四個重要的移民群體故事外,高雄的移民史還有其他動人的篇章。1908 年,日本政府重修高雄港時,由於澎湖環境條件不佳,許多澎湖人便趁著港區大興土木的時機,來到這座新興的港口城市尋找機會。除了從事勞力和經商活動外,一批具有漢學素養的「澎湖師」在此設帳授徒,為高雄的文教發展做出貢獻。其後澎湖人逐漸站穩腳跟,像是陳光燦家族等澎湖商人,於 1913 年成立「南部製酒株式會社」,並參與投資「新興製糖過程株式會社」,成為當時與陳中和並稱的富商。

隨著都市內工商業發達、以及前鎮漁港的興建,1960 年代末的高雄也吸引了來自臺東、花蓮等東部地區的原住民下山追逐工作機會。他們多聚集在前鎮漁港的舊草衙地區,除了方便上下船外,當地房租相對低廉。以阿美族和排灣族為主的原住民移民中,男性多在加工出口區內從事製造業工作,女性則找尋漁業相關零工或從事手工藝、家庭代工。這些來自東部的新移民,為高雄的多元文化景觀增添了嶄新的色彩。
 

高雄的移民故事:從苦難到融合的旅程

高雄的現代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移民史。從 1949 年的穆斯林群體,到 1961 年的泰緬孤軍,再到 1975 年的越南難民,以及 1980 年代開始的外籍勞工,每一波移民浪潮都為這座城市帶來了新的活力,同時也寫下一段段艱辛而動人的故事。

移民,無論是因為戰爭、政治動盪還是經濟需求,都是一個充滿苦難的過程。離鄉背井,告別熟悉的環境和親人,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重新開始,這需要莫大的勇氣和決心。我們在這四個案例中看到的,正是人性中最堅韌的一面。

穆斯林群體從租借的小屋開始,一步步建立自己的社區和清真寺;泰緬孤軍在荒蕪的吉洋分場艱苦創業,開墾出新的家園與良田;越南難民在九曲堂軍營中,克服語言障礙和文化衝擊,為融入社會做準備;外籍勞工們則通過自己的勤勉工作和獨特文化,逐漸成為了高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些移民群體的經歷,不僅豐富了高雄的文化內涵,也深刻地改變了這座城市的面貌。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儘管移民過程充滿艱辛和挑戰,但通過堅持和努力,終能在新的土地上紮根、開花、結果。

高雄這座海港城市,正是通過包容和接納這些來自不同地方、懷著不同夢想的人們,逐漸發展成為了今天這個充滿活力和多元文化的現代化都市。每一個移民的故事,都是高雄城市發展的縮影,見證著這座城市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斷成長和蛻變。
今天的高雄,正是這些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們共同締造的家園。他們的故事提醒我們,一個城市的偉大不僅在於其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更在於其包容、開放的精神,以及市民們共同創造美好生活的決心和努力。
 
本文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合作
1924 年 12 月 25 日高雄設市,從此,由一個港口小鎮,百年內蛻變成稱霸南臺灣的港都工業城,更是一座承載國家經濟使命、社會多元文化包容,與國際接軌的偉大城市。

20 世紀開端鐵道和港埠建設在港邊展開,海陸聯運打造高雄市聯通世界的平臺。1908 年高雄港吞吐量超越台南安平,成為南部第一大港,製糖、製磚、水泥、軍事工業,高雄開啟了百年工業狂飆之旅。

1950 年代塑化工業、1960 年代石油化學工業和著名的加工出口區代工產業、1970 年代的重工業,以及小兵立大功的螺絲王國、香蕉王國等,高雄長期肩負了台灣經濟發展的重擔。

1976 年高雄人破百萬、1979 年升格為直轄市,因鐵道、港口、工業構築了高雄成為大城的基礎。

2010 年縣市合併,疆域納港包山成就了現在我們生活的「高雄市」,近十數年駁二藝術特區、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世貿展覽館、旅運中心等構築出亞洲新灣區的面貌,從百年推動高雄的臨港線到今天的輕軌環狀線,一種屬於高雄的新生活方式,讓百年舊港灣成了青春高雄的引領者。

2024 回望百年,作為一座年輕的移民城市,匯聚來自全台各地的人一起打拼、一起生活,成為所謂的「高雄人」,今年8到12月讓我們用繞境遊程、講座等活動更了解這片我們一起打拼的土地吧!
文章資訊
作者 林聖峰
刊登日期 2024-12-25

文章分類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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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好市:高雄設市百年的人群聚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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