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的憂鬱：太陽旗下的朝鮮與臺灣

朝鮮民族主義之父在臺灣 

後見之明的上帝視角告訴我們，1928 年的臺灣演奏了兩首名為獨立的樂章；這是朝鮮民族的建國前史，也是兩個難以忘懷的故事。

先是朝鮮民族主義之父申采浩（1880-1936）在基隆落難。這一年的五月八號，他為籌措資金，浮海而來，卻被日本官方逮個正著。

接著是趙明河（1905-1928），揣著短刀，行刺巡訪臺中的久邇宮邦彥王（1873-1929），這驚人的舉動同樣以失敗告終。1910 年的日韓合併沒能帶來太多和平，哪怕是坐落在日本帝國南疆的島嶼上，仍能見到朝鮮人持續不斷的抗爭。

申采浩主張朝鮮民族源自「檀君」，一位在時代上堪比「黃帝」、「堯帝」的傳說人物。他一方面挑戰傳統「親中事大」的思維，同時拒斥日本的殖民史觀，處處彰顯朝鮮的獨特性。即便在失事之後，囚禁於旅順監獄的歲月亦沒能限制申采浩，他開始撰述歷史著作《朝鮮史研究草》（조선사연구초，1929）。 

在其中一篇名為〈朝鮮歷史上一千年來第一大事件〉的文章中，他認為朝鮮史一千年來最重要的事件是「妙清之亂」。朝鮮半島的統治者除了幾次的例外之外，大多使用「外國」的年號記時（等於讓出時間主權），但僧人妙清卻勸說高麗仁宗（1109-1146）遷都平壤、建元稱帝，甚且攻打金朝。 

申采浩筆下的妙清之亂是歷史的分水嶺，朝鮮半島統治者曾有機會爭取更多權力，但國際政治的現實是小邦需要靈活的外交技巧，「稱臣」成為史書上的常態。申采浩的例子揭示：1920 年代的朝鮮知識人，仍不斷透過歷史寫作，持續他們的革命事業。

脫亞入歐

相形之下，臺灣顯得溫和許多。

1920 年，連橫（1878-1936）的《臺灣通史》問世，該書請來當時的民政長官下村宏（1875-1957）贈序，這是 1920 年代的朝鮮無法想見的光景。日本殖民統治的兩個對照組「臺灣與朝鮮」，回應帝國的方式不盡相同。畢竟臺灣本是大清國的邊陲行省，1887年建置的臺灣省雖是全島最高行政單位，卻從未徹底控制福爾摩沙。

朝鮮則不然，她擁有淵遠流長的歷史，用文字撰寫的信史能夠追索至千年以前的《三國史記》，[1]甚至兩千一百年前的《史記‧朝鮮列傳》。哪怕在中國的明朝、清朝時期，朝鮮雖年年履行對中國的朝貢義務，但朝鮮仍是主權獨立的政體，在大多數的狀況下，中國鮮少干涉其內政。

換句話說，在 1910 年的日韓合併之前，這片土地完整地屬於一個政府，而日本則粗暴地介入，接著置換主權，宣稱自己是朝鮮之主。[2]

不僅如此，以朝鮮王朝（1392-1897）為主體觀看與日本的互動，才能意識到朝鮮與日本的巨大反差；一個本來趾高氣昂的文化，遭遇全面性的挑戰。試著以兩個時代的朝鮮通信使為中心，我們能發現兩個截然不同的故事。 

1709 年，江戶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1646-1709）逝世，朝鮮官方派遣一支前往日本的外交使節團，慶祝其養子德川家宣（1662-1712）襲職。當朝鮮使節團行經大阪之際，日本百姓為一睹朝鮮人的容顏，爬上沿途的閣樓，規模甚至達到「首尾三十餘里，不知其幾千萬人」；隨行副使任守幹（1665-1721）形容「士女填擁」，導致「無一人敢出門外」，可見日本人對朝鮮通信使的濃厚興趣。[3]

任守幹的經驗並不特別，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朝鮮人精緻的衣著，以及高超的漢文素養，風靡日本上下。因此申維瀚（1681-1752）入選 1719 年使節團的原因是「能詞翰」，也就是擅長寫文章，絲毫不令人意外。同樣在大阪，申維瀚形容向他求取作品的日本人「倍劇於諸路，或至雞鳴不寐」，[4]他必須徹夜未眠，才能滿足日本人的文學請願。 

世界變動得如此之快，在申維瀚後 157 年，朝鮮使者的日本旅行迎來全然不同的結果，明治維新的日本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876 年，朝鮮官方派出以金綺秀為代表的朝鮮修信使。根據《倫敦新聞畫報》的報導，金綺秀仍穿著傳統服飾，他們秉持著過去的方式，履及相同的土地，但一切已然改變。 

金綺秀與任守幹、申維瀚似乎沒有太大的差別，他一切依持傳統，保守而固執，無法洞察眼前的巨變。他見著日本官員穿起西式的緊身服裝，不禁揶揄道「公等之服，既皆洋製，則公等亦有所好而為之者歟。」顯然不能理解日本西化的意義。

當時日本外務省的官員森山茂（1842-1919）被金綺秀這麼一說，反問「難道你們的衣服，從來沒有隨著時間改變嗎？（貴國衣制，亦豈無隨時而變者耶）」

只見金綺秀正氣凜然地說：「我們的服制，全部遵從明朝制度，到今天已五百年，不論地位尊卑，全都一樣，至今未變。（衣服制度，一從明制，于今五百年，上下貴賤同一規，未之或一變也）」

如同下圖所示，金綺秀與日本官員的相遇是兩個文明的對決，結果是一個西化的強勢文明，打敗了未曾改變服制的白衣君子國。[5]

走進金綺秀身邊，才能體會朝鮮的驕傲。他滯留日本期間，外交官員井上馨（1836-1915）曾建議他提防俄羅斯，「貴國須先事而備，繕器械、練兵卒，以為防禦之策」，金綺秀卻回道「今雖死耳亡耳，不願為奇技淫巧」，[6]那怕是死，也不願改變舊規。

日本征服朝鮮是後見之明的事實，而在「被合併」之前，朝鮮始終是一個在各方面擁有主體意識的存在。明白這一點，才能說明申采浩、趙明河激烈抗爭的意義。 

環遊世界 

事實是金綺秀失敗了，朝鮮人放下尊嚴，換上跟敵人一樣的衣裳。然而，隨著日本統治朝鮮的時間越長，消弭了視覺上的歧異，卻無法根除朝鮮人民心底的獨立意識。自 1910 年日韓合併後，朝鮮半島上大小抗爭不斷，激烈抗爭也影響到殖民地政府對待朝鮮人民的方式。

好比謝文達（1901-1983）、安昌男（1901-1930）兩個出身不同殖民地卻相似的對手，仍無法帶來一樣的結果。謝文達出生於臺中，他是第一個翱翔天際的臺灣人。1920 年 8 月，謝文達參加「日本帝國飛行協會」舉辦的民間飛行競技大會，榮獲三等獎。同年 8 月，他在故鄉臺中表演飛行，這是臺灣人第一次在本島飛行。

站在謝文達對面的是同年的朝鮮人安昌男，那個被譽為「韓國航空第一人」的飛行員。1921 年，安昌男結識謝文達，他們是相互敬重的好對手；謝文達曾在安昌男財力不足的狀況下，資助他三百日圓修繕機具，方才一同參加 1922 年的「東京大阪間定期郵便飛行競賽」，毫無意外，他們都獲獎。賽後，謝文達堅辭安昌男「加倍奉還」的念想，而是一道在東京暢飲，這一次由安昌男買單。[7]

伴隨謝文達凌空飛翔的壯舉，臺灣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下令成立後援會，為他募款購買飛機。相形之下，朝鮮總督齋藤實（1858-1936）則是敷衍了事。[8]人們總說天空是相連的，但不同殖民地的待遇其實迥然有別。畢竟朝鮮半島自 1919 年的「三一運動」（삼일운동）後，反抗示威不斷，而臺灣的漢人在西來庵事件（1915）後就不再發生武裝抗日事件，一張一弛，一目了然。

隨著朝鮮人民的「硬性」抗爭越演越烈，臺灣人民「軟性」的體制內訴求顯得益發溫和，而杜聰明（1893-1986）正誕生於這樣的時代。杜聰明生於臺北三芝，1909 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15 年負笈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專攻藥物學，這是一位受到日本栽培的菁英。

值得注意的是，1912 年，清帝遜位，原本以為邁向民主下一站的中華民國，卻因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1859-1916）頓生波瀾。袁世凱的種種舉措，與以孫中山（1866-1925）為首的中國國民黨處處不對盤。當時一位同盟會成員翁俊明（臺南人，1983-1943）在與孫中山會面後，萌生刺殺袁世凱、報效革命的想法。1913 年的夏天，翁俊明與好友杜聰明、蔣渭水等人，攜帶霍亂病菌前往中國，意圖藉此行刺。最終，暗殺行動沒能成功，他們只能黯然返臺。

20 歲的杜聰明為何選擇參與中國的革命事業？

因為他沒有留下紀錄而始終是個謎題，行動發起人翁俊明對於中華民國的熱情或許影響了他，卻不影響他留在日本帝國的醫學體系中持續前行。杜聰明從東京學成返鄉後，得到臺北帝國大學資助，遠赴歐美考察。1925 年 12 月，他自臺灣抵達日本，隔年由橫濱出港直至美國。從賓州大學的實驗室，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教室，他的足跡曾銘刻在克里夫蘭、底特律、多倫多的土地上。

1926 年，杜聰明奉臺灣總督府之命，代表日本政府參加在費城舉辦的「世界麻醉藥教育會議」，講題是「臺灣的鴉片問題」。這位唯一一位來自東方的演講者，全程英語演說，內容則登上隔日的《紐約時報》。

如果說謝文達的參照是安昌男，那麼杜聰明則是帝國殖民地獨一無二的存在。一個臺灣出身的青年，在日本官方的資助下，走訪美國、英國、荷蘭、德國、丹麥，他坐在巴黎大學醫學院聽課，也曾履及奧地利、瑞士、義大利的土地。[9]這是 1926 年，申采浩、趙明河事件的前兩年，朝鮮殖民地不存在杜聰明，就像 1926 年的臺灣人不採取「刺殺親王的方式」向日本政府抗爭一樣。「差異」用戲劇化的方式呈現，而命運則牽引著人走向不同的遠方。

臺灣與朝鮮對待日本統治當局的不同，背後是各成一系的歷史陳因。

僅僅著眼於行政規制的量體是大或小，容易令人誤會，被割讓的行省，就是比不上「被合併（征服）的國家」。關鍵是土地上的人們在多少程度上共享「過去」。「同屬朝鮮」的認同基於綿長豐厚的歷史，包裹了宣揚文化的榮光，以及吃欺受辱的傷痕。

在清代，以「臺灣」為基礎的共同體尚未成熟，漢人尚且出於地緣、經濟因素而相互攻訐，遑論身處後山，很晚才「被加入」的原住民了。歷史是締造共同體的核心元素，不同的地區必須面對、處理各自的功課，而這或許就是故事能起到的作用，召喚一點點過去吧！ 

[1]關於日本帝國時期在朝鮮的歷史教育，請參閱：周婉窈，《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第七章 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日本帝國圈內臺灣、朝鮮和滿洲的「國史」教育〉，頁247-311。

[2]日本殖民朝鮮期間，概論性地介紹請參閱：姜在彥，《日本による朝鮮支配の40年》（東京：朝日新聞社，1983）。

[3]這一段引用的史料出自任守幹，《東槎日記》，收入《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第 3 冊，頁 175。

[4]申維瀚，《海游錄》，收入《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第3冊，頁296。

[5]這段對話出自金綺秀，《日東記遊》，收入《韓國史料叢書》，第9輯（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1），頁47。

[6]金綺秀，《日東記遊》，頁50。

[7]謝東漢、吳餘德，《徘徊在兩個祖國》（臺北，2016），上冊，頁138-139。

[8]謝東漢、吳餘德，《徘徊在兩個祖國》，上冊，頁140。

[9]這些時間與地點的細節整理自：林淑慧，〈醫學訪查的記憶：日治時期杜聰明歐美之旅的敘事策略〉，《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1期（臺南，2015），頁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