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逢年過節時，大批的返鄉人潮為何總是一路向南？

勞工遷徙研究

1950-1970：戰後嬰兒潮變成做工的人

未曾擁有過一塊土地的你，可能在課本背過「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1950 年代國民政府推行土地改革，臺灣經濟活動以發展農業為主，此時有為數眾多的嬰兒呱呱墜地，一個家庭常有七八個小孩互相揪著頭髮、共穿一個麵粉袋。

戰後嬰兒潮，如颱風天的海浪般洶湧。後浪推前浪，嬰兒長大後，農村這些爆增的人力怎麼辦？

在此情況下，1960 年代中期開始，國民政府大力推動「出口導向」的輕重工業政策，成立加工出口區、推行十大建設。雖然戰後嬰兒們普遍只有接受國小基本教育，但離開農村後，只要學習基本組裝或機械技術，就能無縫接軌變為大量勞動力，在生產線上奏出人力轉型的完美樂章。

做農的人，變成做工的人，觸發臺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與勞工流動，並長達 10 年之久。此時青壯年大多前往台北、高雄找工作，少部分前往台中；臺灣呈現北高分流的勞工遷徙趨勢。「1970 年代高雄的家戶所得排名全臺第二，房價也跟當時的台北差不多！」林季平說明。

1980-2010：做工的人變成失業的人

然而，1970 年代末期，臺灣外交失利、連帶引發政經結構劇烈變化，同時也面臨中國打破鎖國政策、東南亞諸國經濟體興起，臺灣過往的傳統勞力密集產業漸漸失去競爭力。再加上第二次石油危機的震撼，政府部門將政策修正為發展技術及知識密集的產業，例如電子資訊工業、金融業等等。

此時南臺灣地區受到石油危機影響，石化及重工業開始沒落；雖然官方沒有親口證實，美麗島事件等政治挑戰，也可能削弱了當時執政黨對南臺灣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持度。

種種人擇因素下，北部漸成為新興產業的大本營，例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台北市信義計畫區等等。影響範圍甚至擴展到中壢桃園都會區，從 1990 年至 2000 年，此區人口增加了 31.4%（行政院主計處 2000）。

從下圖不難理解，為何當今農曆過年前，臺北車站、高速公路會湧現驚人的返鄉潮，而過年時，臺北則唱著空城計。

在這個產業轉型、勞工往北遷徙的 1990 年代，你會聽見此時的青壯年唱著林強的〈向前行〉一曲：「親愛的父母再會吧！鬥陣的朋友告辭啦！阮欲來去台北打拼，聽人講啥咪好康的攏在那～」。

然而，領取好康的通行證，僅限於高科技代工、金融業、資訊業等等勞工，傳統「做工的人」被眼尖的守門員踢除在外。

1990 年代由於生產成本提高，臺灣傳統工廠大規模關廠歇業，外移珠江三角洲或東南亞地區。這群被輕重工業釋放出來的勞力，是只有接受基本教育的戰後嬰兒一代（此時約為 40-50 歲），缺乏所需的專業知識，無法被新興產業吸收，就業問題持續累積至今。

因此，你可能聽過在工廠工作的長輩們，道出這句期許（或感慨）：「好好讀書，長大後才不用像我們賺辛苦錢。」

「遷徙」是改變的開始，也是高度冒險的過程

了解這些勞工流動路徑有什麼用？林季平說明：「遷徙本身要付出很多代價，但常常被忽略。」

解決失業問題，最重要的是失業者能再就業，而失業者能成功再就業的關鍵，在於能經歷一個「成功」的勞工遷徙。

以勞工小明為例。首先，是有形的遷徙成本，當小明要從高雄到臺北找工作，原先在高雄累積的區域性資本(人脈、房地產等等)，必須通通砍掉重練。第二，是心理成本，到了臺北人生地不熟，可能會遇人不淑、或是水土不服。

第三，也是最常被忽略的，是「資訊成本」。當小明決定要從高雄到臺北找工作，需要花費很多心力尋覓職缺、或打聽消息，但過程可能蒐集到錯誤資訊，直到遷徙至台北才發現「完了！跟我想的不一樣……」。這時小明又得再遷徙至別處找機會，或是沮喪地回老家。

因此，薪資水準、房價等各種生活資訊，應該要越來越透明；職缺內容、實質收入等資訊也要清楚明確，這樣才能降低遷徙求職的誤判機會。

林季平用數字舉例，假設一名「勞工小明」從高雄到臺北的遷徙成本是臺幣 10 萬元，包含租房子、適應、收入減少等等，當他發現在臺北找工作不利，這臺幣 10 萬元也就付諸流水。

「當社會上有 40 萬名這樣的勞工小明，就累積了 40 億付諸流水的勞工遷徙成本。但如果政府及公司行號，願意花個一兩億把這些社會資訊好好提供出來，幫助遷徙的勞工評估什麼地方找工作是最有利的，降低的社會成本怎麼算都划算！」林季平說明。

依照遷徙路徑，設計就業對策

進一步分析不同年齡、性別、職業別的勞工，會發現找工作的遷徙路徑有其原因。

女性因結婚或家庭因素而失業者，傾向選擇「回流遷徙」，例如從台中到台北、又從台北回到台中。難道這是現代版的「孟母三遷」？

離婚或分居，通常遷徙的是女方，這反映出父權體系國家的文化因素。

林季平說明：「在東亞社會，女性的決定權不在女性本身。」結婚時要同住一個地方，至少有一方得變動工作和居住地點，通常會是女性搬遷，這個現象可透過「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俗語來映證。然而分析「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資料庫」發現，離婚或分居時，搬走的也通常是女方。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資料，民國 90 年至 105 年的有偶人口離婚率顯示為升高趨勢，雖然「離婚」很難想到跟「勞工遷徙」有什麼關係，但透過勞工流動研究，可得知就業政策已無法忽視離婚趨勢的影響。

考量女性因結婚或家庭因素而失業，通常選擇「回流遷徙」回到熟悉的舊地，然而已離開了一段時間，就需要清楚的就業與生活資訊、人脈網絡支持、或是社福政策的照顧。

另外，低教育／低職業階層的失業者、50 歲以上的失業者，也傾向選擇「回流遷徙」，回老家找工作。

林季平回想：「我曾問過前者，為什麼別的地方有機會不去找工作？他們都會回答，我曾經在某個地方待過，到別的地方應該也一樣，乾脆就不去了！」過去遷徙求職的不愉快經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這種失望尤其常見於低教育程度、低職業階層的失業者。

而 50 歲以上的失業者面臨另一種現實問題：這個年齡若要做粗重活，體力不比年輕人；若要轉職新興產業，技能不相符；若要找更低階的工作，年輕時做過了不願意；只好轉身回流老家，至少有熟悉的人脈相挺。

「這兩種失業者，除了本身要積極透過職訓局課程學習新的技能，也需要克服心理障礙，這點常被忽略。」林季平說明，並提醒政策設計要鼓勵這類型的人「不要怕，再重新踏出一步」，否則時間一久，可能會成為回老家頹廢喪志的人。

《大佛普拉斯》電影中提到：「生活中本來就有各種困難。」缺乏專業技術的甘苦人，也面臨外籍勞工的競爭壓力。

外籍勞工來了，本地勞工去哪？

1989 年之前，在臺灣你應該看不到外籍勞工的身影。直到 1992 年通過《就業服務法》後，其中的外籍勞工專章允許民間產業引進外勞，並逐次放寬行業種類。

根據行政院勞動部 2017 年資料顯示，臺灣的外籍勞工總人數前三多為桃園市、臺中市、新北市，職業別以低技術的產業外勞、社福外勞為主。這個數據，可與下圖本地勞工的遷徙趨勢做對照。別忘了，這些雖然看起來只是「箭頭」，卻是活生生、在地表遷徙謀生的「人」。

外籍勞工如同一把雙面刃。對高技術人員有互補作用，例如幫忙照料家事、完成基礎生產線工作，讓高技術人員有更多時間資源拼業績、研發新科技、開刀醫治病人等等；但同時也排擠了該地區的本地勞工，尤其是工作同質性高、但時薪比外勞高的本地勞工。

因此，1996-2000 年，外籍勞工集中的臺灣北部都會區，出現了本地勞工外移的現象，千里迢迢遷徙至南部、東部找工作。

外勞這帖藥，治療了北部都會區的經濟，副作用卻在其它區域出現。

由於南部、東部得承擔本地勞工遷徙的社會成本，長年下來造成和北部的資源分配衝突。林季平不諱言地說明，並接續強調：「我們不能否認外勞的貢獻，政策並不是要去限制外勞。川普執政後打擊低技術外勞，造成社會嚴重的分裂，這我們要引以為鑑。」

最重要的是，外勞雇主和外勞繳交的「就業安定費」，應該用在承擔副作用的本勞遷徙區域，而非因外勞受惠的臺北、桃園、新竹等地。

採訪至此，已然可以想像當政客、鄉民看到這番研究分析，會施放地圖砲無差別攻擊。問及會否擔心不同立場的壓力，林季平堅定地回應：「學術研究就是據實以報，真理會越辯越明，只是負面攻擊的話沒意義。」

埋首分析人口遷徙與勞工流動資料、為改善就業問題尋找著力點的林季平，另一個身分是軍事迷。軍事因戰爭而生，雖然戰場上砲火隆隆，但塗裝考證各種軍事模型、欣賞珍藏的戰機圖片，林季平的內心卻感平靜。

「戰爭真正的受害者，是一般的軍人和百姓。獨裁者與煽動者，才是萬惡之源。而借鏡戰爭史，知識份子要勇敢成為阻擋戰爭的防線。」或許這也是，為什麼林季平要以有憑有據的學術研究，涉入勞工之戰，儘管背後會中了許多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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