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出來你會怕！贊助中華民國革命，至今仍壟斷90%典當業…超狂的南洋客家移民

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初，中國改革與革命運動風起雲湧，其中南洋的客家移民社群，在這段現代中國革命史中，擔任重量級角色。近三十餘年來，「客家學」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日益重視南洋地區（東南亞）客家族群與太平天國、孫中山等革命勢力的關係。[2]

孫文：「華僑為革命之母」

翻看孫文撰寫的《中國革命史》，我們大概可以得知三件事，一、南洋移民社群有會黨蹤跡；二、移民社群在革命運動中「慷慨助餉」且「熱心宣傳」；三、會黨成員在多次革命中衝鋒陷陣，破敵出力。[3]

南洋不只可以說是革命人士的政治庇護所，也是籌錢募資的小金庫，孫中山當年即以南洋作為根據地之一，推動中國革命的策劃，在南洋籌備革命支部、募款、興報、並演講宣傳革命主義。

1906 年春，孫文從法國到新加坡，由華僑陳楚楠、張永福接風，住進「晚晴園」，並在園內成立同盟會之分會，作為東南亞英屬、荷屬殖民地的革命總機關。 當時，新加坡分會推舉陳楚楠為會長、張永福為副會長，林義順擔任會計一職。

之後，孫文從日本前往當時為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親自帶領陳楚楠等人前往吉隆坡、檳榔嶼，並在當地成立分會，負責當地募資事宜。1905 到 1908 年，支持革命的海外華人，紛紛在幾個華人社群的重要地點，如西貢（今胡志明市）、河內、仰光、曼谷等地，成立同盟會分會。1910 年，辛亥革命前一年，中國同盟會的南洋基地從新加坡，轉移至另一個相去不遠的英屬海峽殖民地──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檳榔嶼。

沒錯，前文那座街屋，就是「中國同盟會南洋總機關」，也就是同盟會在東南亞的大總部，中國革命的海外重要基地及金庫。[4]

當年，孫文與許多東南亞華僑就是在這裡，召開重要的「檳城會議（庇能會議）」，策劃俗稱的第十次革命，也就是 1911 年的「三二九廣州之役」。

除了「三二九廣州之役」，歷史上發生在中國境內的著名行動，例如，1907 年「鎮南關之役」、1908 年的「河口之役」等，都和南洋移民有密切關係。可以說，沒有海外移民籌款、召集勢力，革命行動不能成。海外華人移民雖沒有在東南亞殖民地武裝起義、革命，但透過大量的募資與網絡組織，他們暗中幫助孫文「搞革命」，協助完成革命大業。[5]

客家華僑，革命中堅份子

在這當中，特別是客家移民，在孫文的革命事業推動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清朝早期，委派的南洋領事以福建、廣東原鄉者佔多數，所以早期的新加坡總領事及檳榔嶼的五位副領事，皆為廣東省客家籍，而「中國同盟會南洋總機關」所在的檳榔嶼，中國領事館約有半個世紀都由「客家幫」掌控。除此之外，同盟會南洋總機關早期的副理事們，皆為南洋的客家華僑。[6]

總體來說，客家移民及其家族，在下南洋後經營成檳榔嶼上的「有力人士」，而後這些有力人士及其家族成員，成為挹注革命事業最有利的贊助人跟庇護人。[7]例如其中一位副領事謝夢池家族，在黃花崗起義、三二九廣州之役時，謝良牧、謝逸橋兩位謝氏成員曾在中國境內砸錢又出力培養革命人員，負擔起革命人士的旅費，返回檳榔嶼後則負責接待孫文與同盟會成員。

至於為什麼華人移民會如此支持孫文的革命事業？或許可以說，孫文對馬來亞華僑來說，某種程度是「錯置的鄉愁」──對移民來說，南洋本不是他們的家，在對馬來西亞土地認同不高的程度下，中國的革命事業有很深的吸引力。[8]在客家華僑的幫忙下，檳榔嶼等英屬馬來亞地區，便成了二十世紀初孫文一眾推動革命起義的重要本營之一。

客家人錢從哪裡來？最意想不到的答案

讀者可能好奇，如果客家華僑是支持同盟會革命的金主，那華僑的資金又從哪裡來？

其實，早期南洋客家移民，除了從事採礦業之外，還在典當、藥材、鐘錶、洋行等行業上表現頗為出色，即使隨著時間遷移，客家移民壟斷這些行業的情形越來越不明顯，但客家子弟在新加坡典當業仍獨佔鰲頭，至今，新加坡八成的當鋪，仍由大約 20 萬人的客家移民後代把持。

等等，典當業？金融業前身的典當業？客家人做金融業？

是的。過去的刻板印象總認為，客家人有「重農輕商」的保守傾向，特別不善於在經濟活動上冒險，而客家移民在原鄉相對貧窮的生活經驗限制了他們的職業選擇。但究竟在「客家人不善經商」的刻板印象下，新馬客家移民們，是如何突破該現象，並在新加坡壟斷典當業呢？

從邊角努力，到產業壟斷

客家人到新加坡多是打工苦力（coolie），因為客家人來的時間晚於福建、潮州及廣東人，所以要逃離苦力生涯、學做生意的話，必須從非客家人群體還沒經營的領域開始幹起，也因此，這群新馬客家人的生意，多從中藥、縫製洋服、以及典當業開始。[9]

1872 年，由藍秋山先生在新加坡開設的第一家客家當鋪「生和當」起，大埔客家人開始在新馬經營當鋪。基於宗族觀念，客家移民到了當地謀生，會儘量拉自己的親族、同鄉一同掙錢，於是晚一步下南洋的客家移民，常在客家原鄉親族底下充當學徒或勞工，一方面學習經驗、一方面掙錢謀生，等小有積蓄或有獨立機會，便自行創業。

創業維艱，客家移民一般會依循在南洋地區獲得的求生技能，進一步打天下，因此，大埔客家親族培養出來的典當勢力就這樣開枝散葉，久之，甚至共用商號（聯號），最終形成壟斷的現象。廿十世紀初，幾乎新馬所有的典當業都被客家大埔人壟斷──[10]1920 年至 1929 年是新加坡經營當鋪的全盛時期，共有 25 家，其中客家人經營的有 22 間，其餘 3 家當舖由廣東人經營，每個月營業額，以及各地營業流動的資本額極可觀。

為什麼是典當業？

典當業是很特殊的行業，它很傳統、分工細膩，且有一個自己的體系。大股東通常為「頭手」，他的責任重大，除了負責對外繁瑣的聯繫事宜，還要對內監督其他職員與學徒。如果一間當鋪的老闆沒有辦法熟悉營運狀況，就得以高配額的「花紅」聘請頭手，甚至邀請外掛的頭手入股當鋪。

一個頭手除了掌握很多行內知識，包括考慮物品是否能成為典當品（典當以後，是否有銷路？對典當物進行估價等等等），一個從學以毛筆寫當票[12]、打雜開始的學徒一路晉升到頭手需要十幾、二十餘年的學習；除此之外，是否獲得老闆信任，也是能否成為頭手主要的關鍵，在此嚴苛條件之下，原鄉與語言交集就顯得更為重要。

除此之外，當鋪每日交易的主要內容是錢財與貴重物品，因此需要甄選誠實可靠的職員，最好是「自家人」加入經營、次之為「親朋好友」、然後是「同鄉人」。

也因此，典當業遂形成較為封閉的行業，通常不會公開刊登廣告招聘員工。老闆缺人手的時候，通常會先看看家族內部的親戚朋友是否有意來學習、入股。

更進一步來說，學者曾將南洋客家人區分成兩種不同的群體，第一種是「既融入又區隔的城市客家」，第二種是「保存客家語言的鄉村客家」。而新加坡的客家移民華僑屬於前者──都市內的客家人，透過在特定行業（如典當業、中藥行），藉由「鏈式移民」、共同語言凝聚等方式，達到特定行業壟斷的目的。由於都市是各種方言族群比較容易雜處居住之處，所以語言差異，也就特別具有凝聚與區分移民群體的目的。[13]

典當業的特殊性質，加上南洋移民的歷史因素等，造就了新加坡當鋪「任人唯親」的情形，最終也造就新加坡的典當業 90% 以上都是客家人。

在未知與希望的大地，勇敢地生活

從婆羅洲的亞洲第一「蘭芳共和國」，到中華民國革命的幕後推手（與金主），再至壟斷新馬金融業的大老，有關南洋客家移民族群的故事，說到這邊，先暫時告一段落。

確實，這些都是「成功的故事」，但透過這些故事，我們所看見的，其實是十八、十九世紀離鄉背井、突破千險萬難，到異鄉胼手胝足奮鬥的客家移民，在南洋用鐵碗與汗水寫下的史詩篇章。雖然大部分消失於史籍，但這些前人認真而踏實的生活，冒險不畏艱難的「超狂」精神，尤其值得我們記憶和訴說。

[1]黃玫瑄，〈論孫中山與南洋檳榔嶼客家華僑〉，《國家發展研究》，第十卷第一期，2010 年 12 月，頁 161。

[2]〈論孫中山與南洋檳榔嶼客家華僑〉，頁 159、188。阮氏清金，〈三大視角之外：從越南、馬來西亞的角度看孫中山〉，刊於想想論壇，2020 年 1 月 15 日。

[3] 轉引自〈論孫中山與南洋檳榔嶼客家華僑〉，頁 163。

[4]〈三大視角之外：從越南、馬來西亞的角度看孫中山〉。〈論孫中山與南洋檳榔嶼客家華僑〉，頁 159-188。張少寬，《孫中山與庇能會議》，檳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4。黃建淳，《新加坡華僑會黨對辛亥革命影響之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88。楊愼之譯，薛君度著（1980）。《黃興與中國革命》，香港：三聯書店。莊仁傑，〈新馬客家人與辛亥革命〉。頁 27-45，收於黃賢強編《新加坡客家文化與社群》。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客家文化研究室，2008。黃賢強、賴郁如，〈新加坡客家：研究機構和近年研究綜述〉，《全球客家研究》，2013 年 11 月第 1 期，頁 185-214。

[5]劉阿榮（2010），〈南洋華僑在孫中山革命中的角色〉，「孫中山與黃花崗之役－庇能會議與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檳城，3 月 25-29 日。

[6]〈論孫中山與南洋檳榔嶼客家華僑〉，頁 175。

[7]〈論孫中山與南洋檳榔嶼客家華僑〉，頁 174。

[8]〈三大視角之外：從越南、馬來西亞的角度看孫中山〉。

[9]張翰璧，〈「新馬客家族群經濟：以典當業和中藥業為例」專書寫作計畫(第2年)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2001 年 1 月 18 日，頁 67。

[10]同上，頁 88。

[11]同上，頁 96。

[12]手寫當票時，必須加上自己的暗號以便晚上結帳。當票上只記載當多少錢，不會寫典當品原本的價格與重量，如果是手錶等重要物品，物品名稱前面一定要加個「破」字，以求自保。

[13]〈「新馬客家族群經濟：以典當業和中藥業為例」專書寫作計畫（第 2 年）。張翰璧，〈新加坡當鋪與客家族群〉，黃賢強主編《新加坡客家》，頁 89-111，江西：江西大學出版社，2007。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李美賢、張翰璧，〈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與功能的探討〉，《亞太研究論壇》，28 期，頁 185-219，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