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聯盟：尋求戰爭之外的另一種可能性

對於 1920、1930 年代的世界局勢，入江昭教授曾在《全球共同體》一書中提到：

「大部分相關研究將這段歷史放在「通往戰爭之路」或「世界大戰的起源」這類框架加以考察，就好像其他面相都不重要……但是歷史的真實發展可能是，人們或許根本就沒有想到會有一條通往戰爭之路。由於那些致力於和平的個人和組織的努力，戰爭之外的可能性，以及通向和平之路也都存在。[1]」

簡而言之，1920、1930 年代的世界局勢，不能只是單純視為兩次世間大戰間的過渡，相反地，對於當下的人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通往戰爭，而是避免重踏一戰的覆轍，人們試圖透過「國際合作」來通往和平。因此，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國際社會，並非只是國際強權的角力，而是有多樣化的國際合作組織蓬勃發展著。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張力所著之《國際合作在中國─國際聯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 》，便是從「國際合作」的角度切入，拋開人們對於強權競逐下的國際聯盟想像，探討國聯在中國進行文化交流、醫藥衛生、鴉片禁毒等工作。

外籍顧問與國聯：國際合作的展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了改善國際關系、避免再次發生世界大戰，在 1920 年 1 月 10 日《凡爾賽條約》正式生效的這天，國際聯盟也隨之成立。國聯作為國際和平理想的結晶，試圖透過技術援助、人道救援等手段，促成國際合作，增進國際間的認識，以縮小國和國間的差距。

中國從 1919 年開始即透過國聯得到各種技術援助，包括文化交流、醫藥衛生、鴉片禁毒、勞工組織、技術合作等領域。在這些合作領域中，波蘭籍醫生拉希曼（Ludwing J. Rajchman）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22 年第三屆國聯大會後，衛生委員會便程立且設為常設機關，由波蘭籍拉希曼醫生出任秘書。拉希曼於 1925 年訪問日本、中國、新加坡等地，並在國聯衛生委員會上提出報告。透過拉希曼的努力，國聯開始關注遠東地區的衛生問題，並為日後國聯和中國的各項合作方案，奠定基礎。拉西曼最重要的貢獻是在 1934 年 5 月 17 日在日內瓦的對華技術合作會議中，他報告了幾年來諸多國聯技術專家在中國考察後的成果。

以江西的農業為例，江西的農村經濟並不樂觀，1920 年代江西是政府當局勦共的主戰場；其次天災的頻繁─尤其是長江水災；以及苛捐雜稅，都使江西的農村經濟處於赤貧狀態。1932 年中國政府聘請三位國聯專家伯饒爾（Max Brauer）郭樂誠（k. Braind-Clauser）司丹巴（Andrija Stamper）到江西進行考察，國聯的專家和全國經濟委員會討論後，就土地租稅制度、合作社、社會服務和救濟提出建議。

中國政府則對社會服務和救濟最感興趣，並按照專家建議在省會南昌設立農村服務區管理處，下有教育、農業、衛生、合作四部門，地方則仿照設立十個農村服務區。服務區工作內容是建立小學、建立農業試驗場、疾病防治、衛生工程等工作。而江西農村服務區從 1934-1945 年 12 年間，也取得了不錯的成效，例如二戰期間農管處收容附近鄉村的難民，組建兩座難民工廠，最高曾經收容 1720 人，生產各類棉布、衣物乃至於軍服、擔架等日用、軍需產品。

國聯的外籍專家除了擔任顧問給予建議外。隨著二戰，外籍顧問更開始深入中國戰區，提供最急迫的援助，這其中以醫療援助的成果最為輝煌。

戰區的軍民死傷、流動人口的增長，使傳染疾病的防治成為國聯在中國最重要的衛生工作。1937 年末，國聯總共派遣三個防疫工作隊到中國各省，這三個工作隊在中國的展開了積極的醫療援助行動，例如負責廣東廣西兩省防疫工作的第三隊，在 1938 年間即接種天花疫苗 1,204,000 人，霍亂則有 1,473,397 人，並發放 160 萬片的奎寧藥片。

國聯衛生專家羅勃森在雲南調查瘧疾蔓延的情形，他蒐集虐文標本進行化驗，就氣候、生活習慣分析瘧疾成因，並建議當地政府各項防疫工作。同時，國聯還在滇緬公路上設立抗瘧疾小組，並提供當地居民醫療服務。到了 1939 年，為期一年的計畫到期，國聯便取消防疫隊制度，改設立防疫委員會，由國聯專家和中國的衛生署長組成，負責一切防疫事宜。除此之外，也有部份國聯的外籍專家派遣到中國各衛生機關。

而國聯的成果如何呢？成果大概可以用作者張力在探討國聯在長江水災救濟工作中所說的話來回答：

「國聯及其會員國所提供的援助，也許只是杯水車薪，發揮的效用有限。不過這一切行動所蘊含的「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仍然具有深刻的意義。」

「國際合作」的挫折

各國除了希望透過國聯降低戰爭威脅外，更希望透過國聯建立起新的國際秩序，帶動各國家的進步。然而這樣的國際合作精神，在推廣上並非一帆風順，實際上遭遇了諸多的挫折。

國聯是國際間最重要組織，即便是非政治相關的次組織，席次的爭取仍然很重要，因此政府好幾次積極爭取，這其中又以爭取國聯下的世界文化合作委員會席次最為經典。當時中國積極爭取國際組織的席次代表，或許折射出中國對於自身國際地位的焦慮，希望透過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改善自身的國際地位，並向世界展現現代化的成果。而中國政府追求席位的認真程度，不免令人感覺比對該機構的實際業務還要認真。

國聯所遭遇的另外一個挫折則是，部份中國極端分子將國聯視為帝國主義入侵的工具，例如李紫翔就曾批評國聯專家的報告，認為專家們所提的中國農村問題在於產額低、高利貸、不經濟的租佃制度是錯誤的，李認為中國農村的問題在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帝國主義在中國榨取原物料、同時傾銷工業產品，並培養買辦階級，才是中國成為「殖民經濟」的問題所在；又例如拉西曼的報告中強調農村土地分配不均問題並不比歐美嚴重，設法沒收不在地地主的土地即可，李則認為過於的理想，國聯顧問鼓勵發展的灌溉事業，也不過是成為官商加強土地的手段。因此李認定國聯的專家報告不過是：「巧妙地玩弄著『掛羊頭賣狗肉』的得意把戲。」

國聯在中國所推動的合作計畫的確有助於中國更現代化，但不論是對國聯持正面還是否定的態度，對於當下的中國菁英來說，追求國家的現代化，似乎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加入國聯只是其中的一個工具而已。因此這些合作計畫背後所隱含的透過相互交流以達成進步、相互理解的「國際合作」精神和理念似乎沒有完全的傳遞給當下的中國人。

本書以「國際合作」為切入點，探索國聯在近代中國所留下的足跡，其範圍遍佈經濟、文化、教育等面向。作者張力運用了各國的原始檔案與史料，具體而詳細的呈現國聯在中國的活動過程。不過，在這課題上仍有許多問題值得繼續探索，像是近代中國有許多國際的援外組織，傳教士、商人活躍在其中，並和各國慈善界、中國政府都有密切的關係，國聯在其中的影響力為何？如何和其他國際援外組織合作？如何面對知識分子對其「帝國主義」的疑慮？和中國政府如何互動？以上這些未解之題，都在在說明了「國際合作」在近代中國的複雜性，值得更多探究。

本文作者為臺大歷史所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