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的夜晚，霓虹燈似乎在嘶喊般地閃爍著。這麼適合繁華這個詞的都市，實在罕見。
1993 年 1 月 5 日，我在用過晚餐後走到街路上。車子擠得水洩不通，每一部計程車都好像要衝散其他車子似的狂奔著，而機車又穿梭其間，就像駕駛戰鬥機般地飛馳著。對於沒有地下鐵的臺北來講，機車是通勤的利器，絕不是虛榮或拉風的工具。
正如老臺北所說：「在臺灣是汽車優先。」即令是紅燈，只要看到沒有人穿越，開車的人就會肆無忌憚地闖過去。駕駛人依一己的判斷來進退，倒不至於發生太多的交通事故。
這一點，可以說漢民族是機靈的。若將機靈一詞反過來說──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的話──也許亦可解釋為與其信賴法令或政府，還不如依靠自己的判斷能力吧。戰後，本島人大多不願正面面對政治，這種生存的方式就像臺北夜街的車子一樣。
秦始皇是以法統治。對庶民而言，法是繁瑣的、束縛的、令人窒息的。
為了結束那樣的社會，而率領叛軍的劉邦，於紀元前 206 年初，破武關，入秦都咸陽時，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地方父老們宣布說：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對劉邦這樣的「約法三章」，民眾歡天喜地。不過稍後成立的漢朝，倒不見得只有三章約法。
「法匪」這個詞，於一九三○年代出現在中國一隅。匪就是壞人，諸如匪賊之類。1932 年，由於日本某些參謀將校之謀略，而在中國東北地方建立了「滿洲帝國」。於是急就章的法律體系也制定出來。當地的人們討厭那些法條，因而暗地裡稱日本人為「法匪」。也許這是當時創造的新詞。
不用說，臺灣是完整的三權分立之法治國家，法律體系也算齊備。然而，在運用方面卻因頒布過戒嚴令，以致長期以來鏽蝕腐化（最近幾年來，民主化逐漸進展，正在清除鏽垢當中）。
最大的鏽垢，首推國會議員。直到前年（1991）為止，大陸系（即蔣介石系）國會議員，只顧貪圖著豐厚的年薪，前後長達 42 年之久從未改選。李登輝先生乃指示以 1991 年 12 月 31 日為最後期限，好不容易令這些像化石一樣的國會議員們全部退休。
李登輝先生是第一個本島人總統，這一點已如前述。依照年譜方式來講，於 1988 年隨著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總統死亡之同時，依憲法之規定，副總統的李氏升格為總統。第三年的 1990 年，經由國民大會選舉成為第八任總統，從此他的地位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正統。
這位總統在兩年後的 1992 年元旦賀詞演說中宣布：
最優先之課題，就是要改革憲政。
換一種說法，亦即「以法治理國家」。或許他希望像世界各先進國家那樣，在法律之下有國王或總統，再加上國民，臺灣也要朝這個方向走吧。
本島人李登輝先生之就任總統，舉例來說就像十九世紀的印度，英國人的高爾夫俱樂部理事長的寶座，由印度人的球僮來坐一樣。在臺灣，不論政府、議會、司法機關以及軍方，佔著重要職位的幾乎清一色都是大陸過來的人。他們彼此之間，緊緊地相互聯繫，勾結在一起。李登輝先生究竟是如何說服了他們呢？這位總統並不像是擁有談判技巧的謀略家之流。
他有的是充溢的情感與知性，然而諒必是靠對國家之愛以及同情對方之立場，才說服了他們。
在這之前，閣揆（行政院長）對此是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這位閣揆是大陸系的郝柏村，原是一臉嚴肅的軍人。李登輝先生就任第八任總統兩年後的 1992 年 5 月 22 日的《產經新聞》有一則報導，題為：「郝柏村史無前例的祝詞」。身為總統部下的首揆，竟然在事經兩年之後，才勉勉強強道出賀詞。這種報導，居然登載於外國的報紙上。而當時的臺灣就是那樣的情勢。
意思是做部下的人說：「總統先生，您及格了」。這祝詞在電視播放出來，使得全島這才鬆了一口氣。大陸系在兩千萬的島上人口中，雖然只不過佔百分之十幾，然而他們卻是統治階層。
尤其這群人，頒布了全島性的戒嚴令。這麼長期實施的戒嚴令，在世界史稱得上極其稀罕。戒嚴令之解除，是在數年前的 1987 年。戒嚴令，通常是發生重大災害時頒布，期間也極短暫。這只是一時性的由軍隊管制該地區，平時的行政權、司法權則被暫停。其目的是為了要保護人民。
在日本近代史中，大正十二年（1923）關東大地震的混亂時期，曾採取過這樣的措施。但是適用的區域也僅限於東京與鄰接的縣境。還有就是昭和十一年（1936），被稱為「皇道派」的一部分陸軍青年將校，襲擊了「現狀維持派」的幾名政要並加以殺害，即所謂的「二‧二六事件」，這時日本政府也採取同樣處置，但地區只有東京而已。
至於臺灣，這項非常措施，竟然一成不變地實施了數十年之久。
直到蔣經國政權末期，戒嚴令好不容易才解除。蔣經國雖然是蔣家的人，不過他漸漸領悟到國家並非私物，從此推行臺灣化政策。戒嚴令之解除，亦屬其中措施之一。如此一來，法才得以甦醒。
以上是我在夜晚搭乘計程車，走訪市區時的感想。
這天晚上，我接受李登輝先生的邀請。途中，路經蔣介石的巨大銅像前。在銅像的底座有「天下為公」的題字，讓人覺得彷彿是在開什麼玩笑。前面已述及，中國的王權，從未有過「公」，即如毛澤東、蔣介石等人，權力對他們來說就是私物。
途中，我先到陳舜臣夫婦住宿的飯店。他是今晚的嚮導。我到時，他們已經站在飯店的正門了。「啊！」陳先生展顏一笑就搭上前導車了。
沿途，繁華的霓虹燈漸漸稀少，不久便進入官邸。我們也沒接受什麼檢查，就在官邸的玄關下了計程車。會客室雖然寬敞，卻是樸實無華。何既明夫婦已經先到了。其他沒有任何一名政府官員在場。
我和李登輝先生當然是初次見面。會晤之前令人興起無限懷念之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和我都曾經同屬於舊日本陸軍預備役軍官教育第十一期生。
本島人身材小的居多，但這位先生可說是例外。他身高 181 公分而且沒有贅肉，容貌特徵是下顎特別發達，宛如用剛從山上砍伐下來的大樹，粗略地雕刻了眼鼻似的，每當他笑起來的時候，便彷彿有股樹香撲面而來。
他一向有「到了六十歲就⋯⋯」的心願，看他的風貌，也給人想當然耳的觀感。這裡說的就是他希望能當牧師到山上去傳播福音的宿願。可是他卻當上了總統。在他 61 歲那年，由於蔣經國晚年的「臺灣化政策」而被提名擔任副總統，從農業經濟的學問世界，被引進政治圈。這並非他原本的願望。
那時候有一段軼聞。有一次，農民正把示威遊行的矛頭指向臺北政府。據說在臺北的辦公室聽到這個消息的他，幾乎潸然淚下。想起自己的父親過去也是農民，還有少年時期接觸過的農民們的種種表情，那樣沉默的人們，為何會演變成為示威抗議的群眾呢？想到這種種，一時竟讓他忘了自己在職位上必須面對這些農人的事實。
這樣的李登輝先生，竟然成為國家元首。理所當然地，他掌握了強大的權力，同時也是陸海空三軍的最高統帥。
「權力」究竟是什麼呢？
雖然科學早已解析清楚大部分的事物，而且今後的科學也會朝此方向進展。但是唯獨人類現象中的權力與性，卻似乎是永遠無法闡明的。小自股長也有他的權力，還有對公司員工來講，光是「社長之意向」這種含糊的說法，有時也成為一種力量。而這種力量，在大學的理學院或工學院，多半不會成為研究的對象。
在臺灣，戰後從大陸搬遷過來的國家（中華民國），其權力君臨此地，對本島人而言，猶如斷頭台的刀刃般令人恐懼。現今上了年紀的人們，沒有一個人不是時時刻刻抱持著，說不定某一天那刀刃會落在自己脖子上的不安。
舉個例子來說，具有美國籍的三十歲天才數學家，於 1981 年 8 月 3 日的凌晨，被人發現陳屍於臺灣大學校園內。街頭巷議說是因為他提倡「臺灣獨立」所致。當時，臺北的警備當局卻發表說（依據若林正丈著《東亞之國家與社會②臺灣》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
他是畏罪自殺。
無庸置疑的，臺灣獨立的想法，無論是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或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被認為是最危險的思想。連想想為什麼，都是大可不必。
只能說掌權者不喜歡，如是而已。中國大陸那邊，只要認為臺灣有獨立的跡象，馬上會毫不猶豫地攻打過來。在臺灣直至最近幾年，告密還是受到獎勵的。會被檢舉的對象，是具有危險思想（具體言之即共產主義）的人物。當時的臺灣當局稱這類人為「匪」。
在這種情形下，假如知道何處有匪，卻又不檢舉，也同樣有罪。聽說這叫做「知匪不報、與匪同罪」。舉一個實例來談，1975 年，某個在野的名士，也因為這種「罪」而被逮捕。
所有這一切，都是戒嚴時期的事，今天這些多已化為烏有。不僅如此，連在野黨之存在亦被承認，去年（1992）十二月的選舉，在野黨第一大黨的民進黨獲得大幅躍進。民進黨現今雖然頗為自制，但是當初似乎也曾經急躁地高呼過「臺灣獨立」。現在雖然有了言論自由，然而萬一北京心中鬧起鬼來，向臺灣猛撲，則主義也罷、生命也罷，連同繁榮，一切都將化為灰燼。所謂權力，實在比任何猛獸都可怕。
當今世界上，有著多樣多種的國家權力。李登輝先生雖亦擁有國家權力，卻經常笑容可掬。
「真不簡單，您登上了這個寶座啊！」我又是欽佩又是驚詫地道出了感想，以替代詢問。而李登輝先生對此做了立即的反應。
──我並沒有想要獨攬權力。
他以略顯靦腆的微笑說：「況且更無意讓自己成為權力本身。我是這麼想的，就把權力放在這裡（指桌上），加以客觀化⋯⋯換一種說法，我採取的是實際主義，而我只要從權力之中，擷取有用的東西就好了。」
他好像是多年來就對這件事深思熟慮過了，所以一口氣說出來的這番話，彷彿句句都帶著他的體溫。而且他說來又是那麼純真的樣子，活像一個年輕研究者，面對著實驗裝置，在闡述他做學問的主題一般。實則他已上了年紀，年屆古稀了呢！
從歷史的經緯，他前進幾個世紀，釐清流民之島的身世脈絡；從國家文明的概念，他對台灣產生愛和危機感；從一個日本人的身分，他被質問「為什麼丟棄台灣？」
台灣紀行，是一場溫柔追問認同之路的漫步；是給予我們必然重生繁盛的祝福之旅。許多遺忘的歷史，像一頂品格高貴的冠冕，由司馬遼太郎為我們戴上，讓我們找到純正良善的自信，熱淚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