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通史】信上帝、學英文：從失學少年到打造臺灣茶葉第一品牌的富商──李春生

清代臺灣開港通商後，大稻埕逐漸成為北臺灣的商業重鎮，臺灣的茶葉也在此時期躍上世界的舞台。然而，談到臺灣聞名海內外的茶葉時，就不得不提到促成茶業貿易的重要推手，享有「臺灣茶葉之父」稱號的一代富商李春生。

走進現在的大稻埕，在貴德街上有棟紅磚建造二層樓的洋式建築，上頭豎立著十字架，氣派的的格局很難不抓住眾人目光。這棟以李春生為名的「李春生紀念教會」，象徵著李春生兩條重要的軸線──基督信仰與茶葉貿易。若想要了解打造臺灣茶葉第一品牌的李春生其人其事，則需要將時空拉回到道光 18 年（1838 年）的廈門。
 

因上帝而開啟的嶄新人生

李春生出生於 1838 年的廈門，父親李德聲靠著擔任擺渡人撐起家計。儘管生活貧困，李春生的父親還是想讓他就學。不過在進入鄉塾幾年後，高額的學費仍成為李家沉重負擔，李春生因此被迫輟學。不過，看似悲慘的遭遇卻是李春生生命中的重大轉折。當時廈門正處於國際局勢衝突的浪潮上，清朝政府在 1842 年鴉片戰爭敗下陣後，和英國簽訂《南京條約》，英人開始赴廈門通商和傳教。在這樣的背景下，年僅 15 歲的李春生在失學後才有機會踏入「竹樹腳禮拜堂」，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
  進入教會之後，李春生開始學習商業和英文，就此開啟經商之路。李春生憑藉著豐富的經商經歷和英文能力，年僅 19 歲就獲得英商賞識，進入怡記洋行（Elles & Co.）任職買辦的職務。起初擔任洋行和當地商人之間的橋樑和翻譯，協助洋貨及茶葉的買賣，後來還在「南北洋貨暨茶葉商會」兼職。因為工作的緣故，大江南北無論上海、香港或是臺灣，19 歲的李春生都已經用自己的雙腳踏遍這些土地。

在洋行工作四年後，滿懷雄心的李春生憑著累積的財富、經驗及人脈，決心自己創業開設「四達商行」，依循舊業從事出口貿易，其中也包含茶葉買賣。一開始還略有起色，可惜好景不常，在李春生 27 歲，也就是 1864 年時，太平天國軍南下攻打漳州，廈門的產業慘遭摧殘，不僅人民四處流竄，貿易活動也幾乎停擺，李春生的事業因此受到衝擊。

李春生的發跡之地──大稻埕

在英法聯軍的挫敗後，清朝先後簽署《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開放臺灣四個通商口岸。外國洋行陸續在通商口岸開設。一位名為約翰・陶德（John Dodd）的英國人，也因擔任甸特洋行（Dent & Co.）的代理商，來到臺灣經營樟腦貿易。

在命運的交會下，遭遇失敗的李春生也來到了臺灣，在怡記洋行老闆艾利士引薦下認識陶德，使兩人變成貿易夥伴，替日後北臺灣茶葉貿易的榮景埋下伏筆。

1865 年，陶德和李春生因甸特洋行的樟腦貿易，一同前往北部山區踏查北部，評估當地樟腦生產的狀況。過程中無意間發現雞籠、艋舺及溪南地區一帶有少量茶樹，隨即從農戶手中購入，並將茶葉賣到澳門，獲得不錯的收益。嘗到甜頭的陶德立即派遣李春生從福建安溪引進茶樹枝條，並融資給農戶，鼓勵他們擴大栽種。

1867 年，陶德再度將茶葉賣至澳門，接連而來的豐碩收益也給足陶德信心，持續鼓勵茶農擴大種植茶葉。同年，陶德自立門戶，成立寶順洋行（Dodd & Co.），並聘請李春生擔任買辦，共同經營北部茶葉貿易。1869 年，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將貼有「Formosa Oolong tea（福爾摩沙烏龍茶）」標籤的茶葉成功運銷至美國紐約，除大獲市場好評外，也打開臺灣茶在國際的知名度，促進臺灣茶葉貿易的發展。
  伴隨北臺灣茶葉貿易的興盛，李春生決定自營茶葉貿易，將茶葉販賣到南洋和美國等地。李春生後來也成立「三達石油公司」，從事煤油生意，使李春生的資產迅速積累，一舉躍升為富商大賈，在北臺灣的富裕程度僅次於板橋林家。

盱衡時局、參與政事

李春生不僅擅於經商，也積極參與政事，時常投書報紙針砭時局。1874 年牡丹社事件爆發後，李春生隨即投書香港媒體《中外新報》，前後共撰寫七篇〈臺事〉，發表其看法。

第一篇〈臺事〉直接指出臺灣島具有關鍵的戰略位置，並強調「臺灣一島，關繫中華全局」，清廷呼籲臺灣的重要性，務必謹慎處理。隨著戰事不斷地延燒，李春生也相繼發表文章，建議清廷應透過外交手段施壓日本、加強臺灣防務，並注意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的實力等。若以事件後續發展來看，李春生當時的觀察相當透澈，顯示出其對於國際事務的瞭解。連橫也在臺灣通史讚許李春生對時事的洞見。

李春生不僅盱衡時局、更是躬行實踐，協助清廷建設臺灣，以達自強。在李春生 38 歲的時候，出任洋藥釐金總局監察委員、臺灣茶葉顧問。三年後，更是受臺北知府陳星聚任命為臺北城建築委員，和北臺灣第一紳商林本源家族的林維源共同督導。當時，李春生曾經為了協助政事推動，甚至 1880 年透過「捐官」的方式，捐獻穀糧獲得官位。

在劉銘傳出任首任臺灣巡撫後，李春生成為官府在地方上重要的協力者。為吸引洋人前來投資，懇請李春生和林維源合資在大稻埕興建新市街，李春生的商業版圖也就一點一點的擴大。後來李春生還持續配合劉銘傳的政策，擔任臺北府土地清丈委員、臺灣鐵道鋪設委員等，甚至跟林維源創立蠶桑局，並任職副總辦，於觀音山麓種植桑樹，直到因劉銘傳離臺才作罷。清末以來的各項政策推動，幾乎都有李春生參與的身影，不僅顯示出朝廷對他的倚重，也透露李春生對於政事的熱衷與關懷。

時代變局下的抉擇

清末以來，李春生積攢巨額財富、累積雄厚的政治資本，不過這一切卻在時代變局下卻受到挑戰。甲午戰爭後，清廷割讓臺灣給日本，臺灣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儘管割讓初期，一度成立臺灣民主國企圖力挽狂瀾，可惜「孤臣無力可回天」。一時之間，臺北城內頓時間陷入混亂。

為避免局勢持續失序，李春生首先委請英國、德國商人先行迎接日軍安撫民心。隨後在紳商的倡議下，李春生向臺灣總督府提議成立「保良局」，保護良民不受盜匪或日軍清擾，兼顧臺灣民眾的安危並拉攏新來的統治者。此項建議獲得總督府的採納，保良總局隨即在大稻埕成立，由李春生任職會辦。李春生對此感到誠惶誠恐，站在時代潮流的分界點上，身負重任李春生，深怕一不小心就辜負社會，也毀壞過去所打下的半壁江山。

所幸經由此舉，李春生和臺灣總督府建立了良好關係，不僅被授予勳六等單光旭日章、獲邀隨臺灣總督樺山資紀遠赴日本考察外，返臺後更擔任臺北縣參事。此後，即便時局的轉換，李春生仍站穩腳步，他的身影依然活躍於商界與政界，在其中不停穿梭。

李春生晚年將事業交棒給長子李景盛打理，此後重歸信仰活動，不僅擔任教會長老，捐款興建教會、甚至著手撰寫《東西哲衡》、《宗教五德備考》等基督教相關的書籍，以此寫書宣揚基督教意。基督信仰不僅在李春生最艱困的時刻改變他的命運，基督教與西方文明的連結，更是李春生行動的指引。

當西方浪潮襲捲東方之初，李春生以敏銳的洞察力，把握時代的脈動，信上帝、學英文、進外商，讓自己從一個繳不起學費的窮小子，搖身一變成享譽中外的富商大賈，並憑藉著積攢的財富，參與政事，累積政治資本。欽慕西方文明的李春生，早早看見時局的變化，踏上時勢的潮流，也讓他的事業香火就算面臨政權嬗遞的變局也能永不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