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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文藝雜誌這麼重要?──文學雜誌與呂赫若

2018-05-17

為什麼雜誌這麼重要?

在上一篇〈臺灣人文學夢的領頭羊之一:呂赫若〉裡,我們介紹了所謂「文壇」的形成,必須要靠作者、出版社、讀者、專業讀者(評論家)這幾種角色才能共同組成。但是,有了人物,還必須要有能讓人物活動的舞台。就像是上個世代的讀書人們活躍於廣播電視等媒體、當代的意見領袖與網紅們活躍於臉書、IG 等網路空間一樣,日治四〇年代的這些「文壇」中人也需要活躍的地方。


〈刈包、電唱機和下午三點的巴爾札克:以山水亭為中心的四〇年代臺北文藝圈〉〈辜顏碧霞——1940 年代臺灣文藝界的一抹雲彩〉裡,我們看到了幾個具體的空間(山水亭、辜顏碧霞的沙龍),這些固然是四〇年代文壇、文藝圈中人活躍的場所,但是,這些場所的「傳播效力」卻有限,而且也有地理位置和身份的侷限,似乎只有某些特定的人們可以參與,且也只有在場的人們可以接觸到。所以,這裡所說的「活躍的舞台」,是指必須能夠面向不特定大多數人的媒介,而那,就是文藝雜誌。


這就是「雜誌」之所以會在文學研究裡佔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原因了。


雜誌的興衰,可以說幾乎是直接反映了該時代文學活動的樣貌。1941 年的時候,作家黃得時就曾經發表過一篇〈台灣文壇建設論〉,並且在其中提到了四〇年代時,臺灣雜誌發展輝煌的情形:


這二、三年來,台灣的文學界呈現罕見的活力,漂亮地打破了無法培養文學雜誌的定論,首先以《文藝台灣》為首,《台灣》、《台灣藝術》、《台灣文學》、《民俗台灣》等相繼誕生,並且各個做出很出色的工作,讓台灣這荒蕪的砂地開出美麗的花朵。(《台灣文學》1:2,1941.9.1)


以「文壇建設論」為題並且又提及雜誌蓬勃的發展,就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雜誌就是文壇活動最具體的舞台(或者也可以說媒介,或載體),而文壇活動也必須圈子夠大、夠頻繁,才能夠繼續撐起這個舞台,使它持之以恆。


「台灣」,「文學」,「文藝」的排列組合

呂赫若不只常常登上唱歌的舞台,他的作品也常常登上文學雜誌這個文學的舞台,甚至他也參與過幾本雜誌的編集。他的作品,先後曾經刊登在《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台灣文學》、《台灣文藝》等雜誌上……咦,且慢,怎麼有兩個《台灣文藝》?而且這些雜誌的名稱,怎麼都是「台灣」加上「文學」或「文藝」呢?後面這個問題答案是無解,只能感嘆當時這些文藝圈人士或許沒有想到,喜歡用簡單的排列組合來取名,會造成後世的困擾吧。至於前面這個問題就有些複雜,必須要稍加交代才行。

 

時間還是要先稍稍回到三〇年代中期。


1934 年,一群有志於文藝的知識份子,以臺中為據點,發起了一場「全島文藝大會」。顧名思義,這場大會幾乎聚集了全臺灣從北到南,所有有志於新文學與藝術發展的人們一同參與、交流,堪稱一大盛事。而也是在這場大會之後,臺灣的文藝家們組成了一個「台灣文藝聯盟」,甚至在各地還成立「台灣文藝聯盟支部」。之後,作為發表的園地、交流的平台,這個聯盟發行了專屬的雜誌,也就是《台灣文藝》雜誌。


「台灣文藝聯盟」的核心人士之一,就是大家熟知的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其常務委員長,則是另一位有名的文化人張深切,此外,張星建也是這份雜誌的主事者之一。


這份《台灣文藝》雜誌內容非常豐富,文類有詩、小說、隨筆、評論、戲曲等,不一而足,甚至這些創作的語言,也包含了中國白話文與日文。不過,人一多,總還是容易產生歧見,雜誌發行幾期之後,再加上外在時勢、流行思潮的影響,漸漸就有路線之爭產生,到最後,本來參與其中的楊逵跳了出來,另組社團,並發行另一本雜誌《台灣新文學》——不過,大家別看到路線之爭就有負面觀感,事實上這兩份雜誌在當時都推動了台灣各種文學藝術的發展,算是呈現良性競爭的局面。


四〇年代的文藝雜誌變化

好景不常,沒過多久太平洋戰爭爆發、皇民化運動加劇,這些雜誌就都受到當局的政治壓力,而沈寂了下來。算一算時間,整個發展大約是從 1934 到 1937 年,只兩三年間而已。怪不得黃得時的那篇文章要說「打破了無法培養文學雜誌的定論」。


然而,進入四〇年代,文藝的活力卻意外地恢復了,一個名為「台灣文藝家協會」(後來又改名為「文藝台灣社」)、以日本人為中心的組織,開始發刊《文藝台灣》這份純文學雜誌;更巧合的是,一如三〇年代的發展,過了不久,原先在「文藝台灣社」裡的張文環、中山侑也決定走不同的路線而跳了出來,另外發行另一份雜誌《台灣文學》。


《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於是成為日治四〇年代裡臺灣最重要的兩大純文藝雜誌。兩者分庭抗禮,也試著在路線上、風格上有所區隔,同樣地,就結果來看,其實也算是良性競爭。


不過,戰爭時期畢竟變數很大,1940 到 1943 年的蓬勃發展,到了 43 年年底,在「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上,《文藝台灣》的主事者西川滿突然提議,要將雜誌奉獻給國家、奉獻給戰爭,並且要撤廢文藝結社。這個提議出乎與會人士的意料,卻又因時局的關係難以拒絕,只能跟進。


於是,到了 1944 年,《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兩大雜誌紛紛停刊,而兩方的人馬也重新合流集結,並發行雜誌《台灣文藝》——這就是第二本《台灣文藝》。


那麼,呂赫若在其中參與了什麼呢?


1914 年出生的呂赫若,在三〇年代中期,也不過二十歲出頭;而他的〈牛車〉進軍日本中央文壇時,也才 21 歲,可謂青年才俊。不過,這段時間裡,他對「台灣文藝聯盟」的活動與雜誌,只是一般參與,並沒有真的深入核心事務。而到了三〇年代末,呂赫若更赴日本學習聲樂,並不在臺灣。是要到 1942 年,也就是他返回臺灣這一年,才應邀加入《台灣文學》的編集陣容,與張文環等人一同替臺灣的文學、文藝事業耕耘。


那麼,實際上《台灣文學》與《文藝台灣》的內容上有什麼不同?呂赫若的創作又與之有無呼應?還有,前者陣營與後者陣營,特別是西川滿,的愛恨情仇,究竟是如何?這些,我們就留待下一篇再來細細介紹吧!


臺灣文學館(Source: Georg Chen@flickr

 

本文為與客家電視文學戲劇《台北歌手》合作刊載。

 
文章資訊
作者 坂理裕敬
刊登日期 2018-05-17

文章分類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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