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文藝雜誌這麼重要？──文學雜誌與呂赫若

為什麼雜誌這麼重要？

在上一篇〈臺灣人文學夢的領頭羊之一：呂赫若〉裡，我們介紹了所謂「文壇」的形成，必須要靠作者、出版社、讀者、專業讀者（評論家）這幾種角色才能共同組成。但是，有了人物，還必須要有能讓人物活動的舞台。就像是上個世代的讀書人們活躍於廣播電視等媒體、當代的意見領袖與網紅們活躍於臉書、IG 等網路空間一樣，日治四〇年代的這些「文壇」中人也需要活躍的地方。

在〈刈包、電唱機和下午三點的巴爾札克：以山水亭為中心的四〇年代臺北文藝圈〉和〈辜顏碧霞——1940 年代臺灣文藝界的一抹雲彩〉裡，我們看到了幾個具體的空間（山水亭、辜顏碧霞的沙龍），這些固然是四〇年代文壇、文藝圈中人活躍的場所，但是，這些場所的「傳播效力」卻有限，而且也有地理位置和身份的侷限，似乎只有某些特定的人們可以參與，且也只有在場的人們可以接觸到。所以，這裡所說的「活躍的舞台」，是指必須能夠面向不特定大多數人的媒介，而那，就是文藝雜誌。

這就是「雜誌」之所以會在文學研究裡佔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原因了。

雜誌的興衰，可以說幾乎是直接反映了該時代文學活動的樣貌。1941 年的時候，作家黃得時就曾經發表過一篇〈台灣文壇建設論〉，並且在其中提到了四〇年代時，臺灣雜誌發展輝煌的情形：

這二、三年來，台灣的文學界呈現罕見的活力，漂亮地打破了無法培養文學雜誌的定論，首先以《文藝台灣》為首，《台灣》、《台灣藝術》、《台灣文學》、《民俗台灣》等相繼誕生，並且各個做出很出色的工作，讓台灣這荒蕪的砂地開出美麗的花朵。（《台灣文學》1:2，1941.9.1）

以「文壇建設論」為題並且又提及雜誌蓬勃的發展，就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雜誌就是文壇活動最具體的舞台（或者也可以說媒介，或載體），而文壇活動也必須圈子夠大、夠頻繁，才能夠繼續撐起這個舞台，使它持之以恆。

「台灣」，「文學」，「文藝」的排列組合

呂赫若不只常常登上唱歌的舞台，他的作品也常常登上文學雜誌這個文學的舞台，甚至他也參與過幾本雜誌的編集。他的作品，先後曾經刊登在《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台灣文學》、《台灣文藝》等雜誌上……咦，且慢，怎麼有兩個《台灣文藝》？而且這些雜誌的名稱，怎麼都是「台灣」加上「文學」或「文藝」呢？後面這個問題答案是無解，只能感嘆當時這些文藝圈人士或許沒有想到，喜歡用簡單的排列組合來取名，會造成後世的困擾吧。至於前面這個問題就有些複雜，必須要稍加交代才行。

時間還是要先稍稍回到三〇年代中期。

1934 年，一群有志於文藝的知識份子，以臺中為據點，發起了一場「全島文藝大會」。顧名思義，這場大會幾乎聚集了全臺灣從北到南，所有有志於新文學與藝術發展的人們一同參與、交流，堪稱一大盛事。而也是在這場大會之後，臺灣的文藝家們組成了一個「台灣文藝聯盟」，甚至在各地還成立「台灣文藝聯盟支部」。之後，作為發表的園地、交流的平台，這個聯盟發行了專屬的雜誌，也就是《台灣文藝》雜誌。

「台灣文藝聯盟」的核心人士之一，就是大家熟知的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其常務委員長，則是另一位有名的文化人張深切，此外，張星建也是這份雜誌的主事者之一。

這份《台灣文藝》雜誌內容非常豐富，文類有詩、小說、隨筆、評論、戲曲等，不一而足，甚至這些創作的語言，也包含了中國白話文與日文。不過，人一多，總還是容易產生歧見，雜誌發行幾期之後，再加上外在時勢、流行思潮的影響，漸漸就有路線之爭產生，到最後，本來參與其中的楊逵跳了出來，另組社團，並發行另一本雜誌《台灣新文學》——不過，大家別看到路線之爭就有負面觀感，事實上這兩份雜誌在當時都推動了台灣各種文學藝術的發展，算是呈現良性競爭的局面。

四〇年代的文藝雜誌變化

好景不常，沒過多久太平洋戰爭爆發、皇民化運動加劇，這些雜誌就都受到當局的政治壓力，而沈寂了下來。算一算時間，整個發展大約是從 1934 到 1937 年，只兩三年間而已。怪不得黃得時的那篇文章要說「打破了無法培養文學雜誌的定論」。

然而，進入四〇年代，文藝的活力卻意外地恢復了，一個名為「台灣文藝家協會」（後來又改名為「文藝台灣社」）、以日本人為中心的組織，開始發刊《文藝台灣》這份純文學雜誌；更巧合的是，一如三〇年代的發展，過了不久，原先在「文藝台灣社」裡的張文環、中山侑也決定走不同的路線而跳了出來，另外發行另一份雜誌《台灣文學》。

《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於是成為日治四〇年代裡臺灣最重要的兩大純文藝雜誌。兩者分庭抗禮，也試著在路線上、風格上有所區隔，同樣地，就結果來看，其實也算是良性競爭。

不過，戰爭時期畢竟變數很大，1940 到 1943 年的蓬勃發展，到了 43 年年底，在「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上，《文藝台灣》的主事者西川滿突然提議，要將雜誌奉獻給國家、奉獻給戰爭，並且要撤廢文藝結社。這個提議出乎與會人士的意料，卻又因時局的關係難以拒絕，只能跟進。

於是，到了 1944 年，《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兩大雜誌紛紛停刊，而兩方的人馬也重新合流集結，並發行雜誌《台灣文藝》——這就是第二本《台灣文藝》。

那麼，呂赫若在其中參與了什麼呢？

1914 年出生的呂赫若，在三〇年代中期，也不過二十歲出頭；而他的〈牛車〉進軍日本中央文壇時，也才 21 歲，可謂青年才俊。不過，這段時間裡，他對「台灣文藝聯盟」的活動與雜誌，只是一般參與，並沒有真的深入核心事務。而到了三〇年代末，呂赫若更赴日本學習聲樂，並不在臺灣。是要到 1942 年，也就是他返回臺灣這一年，才應邀加入《台灣文學》的編集陣容，與張文環等人一同替臺灣的文學、文藝事業耕耘。

那麼，實際上《台灣文學》與《文藝台灣》的內容上有什麼不同？呂赫若的創作又與之有無呼應？還有，前者陣營與後者陣營，特別是西川滿，的愛恨情仇，究竟是如何？這些，我們就留待下一篇再來細細介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