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故事】日本時代的台灣男女如何戀愛？

阮是文明女／東西南北自由志／逍遙佮自在／世事如何阮不知／阮只知文明時代／社交愛公開／男女雙雙／排做一排／跳道樂道我上蓋愛（跳舞時代）

2003 年郭珍弟、簡偉斯兩位導演發表紀錄片《跳舞時代》時，引起當時台灣社會的驚訝，習慣於五十年痛苦殖民歷史敘事的臺灣人，透過這部片子才發現 1930 年代前期的台北都市是五光十色、歌舞昇平的。

男女跳著狐步舞，打扮入時，出入珈琲廳。這些與賴和筆下的秦得參、楊逵的送報伕，甚至是龍瑛宗小說裡煩惱苦悶的知識份子呈現完全不同的面貌。

紀錄片中的台灣人享受著文明器物、擁有時髦的裝扮，流連在大稻埕。誠如〈跳舞時代〉中所唱的「阮只知文明時代／社交愛公開／男女雙雙／排做一排／跳道樂道我上蓋愛」，1930 年代的台灣都市男女已經接受自由、文明的風氣，不再像是過往避諱男女見面，「自由戀愛」成為抵抗傳統社會媒妁之言的現代文明利器。

因此，私奔、殉情等等抵抗傳統壓力的愛情新聞不時在台灣報紙上見到，臺北明治橋（現在中山橋）更是成為自殺殉情的勝／聖地，逼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在橋上加裝路燈。1930年代的台灣人彷彿投身在戀愛狂潮裡頭，並且在都市閃爍的霓虹燈漩渦裡打轉。

尤其是當時非常受歡迎的通俗小說《可愛的仇人》更是呈現出戀愛、都市這些在 1930 年代台灣特別被突出的特色。

從大報到小報

從 1905 年第一篇台灣人謝雪漁創作的通俗小說〈陣中奇緣〉在《漢文日日新報》上連載開始，台灣漢文人便在有限的報紙欄位中發展他們所認知（想像）的世界，「啟蒙」成為當時的關鍵詞，文明、新知佐著戀愛情節，一併被閱讀者吃進腦袋中。但是在自由戀愛的風氣隨著現代化的風潮也同時帶入台灣社會時，不時提倡新知、文明的大報記者，如：謝雪漁、魏清德這些創作許多通俗小說的漢文人，卻又退居保守的那一面。

隨著台灣白話文學的提倡，新舊文學論戰在 1920 年代的雜誌報刊上沸沸揚揚，《台灣日日新報》上的通俗小說仍是保持著半文言半白話的通俗小說形式，現代小說和通俗成為兩個互不干涉的世界。

而白話的通俗小說則到 1936 年，在《台灣新民報》上阿 Q 之弟（徐坤泉）所連載的〈可愛的仇人〉後開始快速擴張。當時徐坤泉擔任《台灣新民報》的編輯，但因為經營理念不同隨後離開，而後加入在 1935 年興起的小報《風月》成為編輯，並將吳漫沙引進，一同創造白話通俗小說的新局面。

在〈可愛的仇人〉中，都市和戀愛躍升為情節主角，讀者跟著男女主角在都市紙醉金迷裡伴隨愛慾情仇翻滾，若是配上當時流行的桃花泣血記，就是一幅文明男女嚮往的戀愛境界。歌曲、小說共同映照出 1930 年代台灣島都的文明男女的戀/亂愛想像場景。

都市迷宮中的愛情與麵包

臺北島都，男女在自由戀愛的迷宮中煩惱，是 1930 年代通俗小說的共通主題，自由的代價是必須歷經辛才能達到愛情的彼岸。

來自父母的傳統壓力自是不可諱言，還必須面對現實中愛情與麵包的拉扯。男女主角往往從少年時代相見，彼此談起純純的愛情，而後面對父母與社會經濟雙方的壓力。一方面，這個主題顯現出現代都市發展當中，以工商為導向的個人經濟，都市成為人人欽羨的賺錢所在，農村則逐漸淪為小說背景。

另一方面金錢與愛情的糾葛，當時在台灣大為流行的日本通俗小說《金色夜叉》中，貫一成為金色夜叉的理由，就是戀情在金錢的考驗中夭折，台灣三十年代的通俗小說也多半繞著這個命題發展。

（1960 年代『金色夜叉』曾經也台語電影在台上演，主題曲由文夏主唱。）

小說中所教導讀者的，不僅是愛情的交戰守則，還是都市地景的去向。像是公園、電影院、離別灑淚的港口、火車站，以及明治橋，在在顯示了現代都市中所必備的區域，而男女主角們在此中穿梭，縫填出 1930 年代談情說愛的路徑。

當讀者熟知先去公園約會、再去電影院看電影，或是前往咖啡廳喝喝咖啡，以及前往草山或北投郊遊時，同時也告知島都之外的青年男女，戀愛的勝地莫過於此，繼而標示出島都的重要性。如同現代人喜好前往電影、偶像劇拍攝的位置遊覽一般，我們的祖父母一代，當時台灣的青年男女也照著報刊小說的戀愛路徑，癡迷於充滿愛情魔力的都市迷宮中。

本文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台文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