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與現實間的掙扎：大英帝國下的小不列顛

天下大亂，然後大治。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結束後，歐洲國家痛定思痛，簽訂《凡爾賽和約》，成立國際聯盟（下稱國聯），毅然摒棄過去 3 百年的爾虞我詐，全心建立全新秩序。

屬於戰勝國的英國和法國，視守護和平為己任，並努力提倡民族自決以及集體安全。[1]但是，歷史也告訴我們，《凡爾賽和約》是一條不平等條約，勒令戰敗國德國割地賠款兼裁軍，種下後來納粹冒起、德國擴張的禍根。

回顧歷史，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爆發，是英法兩國實踐理想得不夠徹底，抑還是面對現實得不夠清醒？

與此同時，戰後不少有識之士已然未卜先知，預見 20 年內有大災難降臨。

早在 1919 年巴黎和會結束不久，法國總司令便忿言：「這並不是和平，而是 20 年的停火協議。」。[2]此後法國人總是洞悉先機，由德國進軍入侵萊茵蘭（Rhineland）始、到其吞併捷克斯洛伐克，以至最後發動大戰，[3]一次又一次地大聲預警，卻又一次又一次地坐而待斃。

當中究竟發生什麼事，使得歐洲各國真的沒有辦法，要眼睜睜任由戰爭再度塗炭生靈嗎？

身為歐洲最強的英國，又究竟需要付上什麼責任呢？

「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候，絕不放棄和平」

戰間期（1919-1939）是理想澎湃的時代。歐洲領袖與平民都無法相信，幾個歐洲文明大國，可以為了巴爾幹半島的一場小爭端殺互相撕殺長達 4 年，而日新月異的殺人武器，不論對戰勝國或是戰敗國均造成無可估量的性命財產損失。

當時歐洲普遍論調認為，戰爭到了 20 世紀只有百害而無一利，[4] 是所有稍有理智的人都會唾棄的手段。英王喬治五世（George V）便肅然向全英子民承諾：「我不會再打另一場打仗。我不會。」[5]

兩戰期間和平思潮的佼佼者，不可不提 1909  年英國作家安吉爾（Norman Angell）的大著《大錯覺》（The Great Illusion）。安吉爾聲稱：

自由市場下，人人得益，一國的領土面積不再重要，戰爭不再有用、甚至有害。只要各國領袖認清這點，則世界和平指日可待。[6]

《大錯覺》深受歐洲和平愛好者歡迎，安吉爾更於 1933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那麼如何在國際層面上保障和平呢？

戰勝國英、美、法三巨頭毅然廢除傳統外交汰弱留強的規矩（理論上），取而代之創立一套以道德論政的新風，由國聯一眾成員依照國際法主持公道，用制裁、聯防等方式防止戰爭。

道德論政的必然後果，是導致《凡爾賽和約》的「不道德」部分立時站不住腳。《和約》第 231 條將發動戰爭責任全數加諸德國，德國心懷怨恨自然不在話下，然而連英法兩國也自知理虧，於是希特勒 1936 年佔領萊茵蘭，可以道貌岸然宣佈：「如果說全世界依從條約信紙的話，那麼我便是依從永恆的道德。」[7]

同理，當希特勒拿著「民族主決」幌子進入奧地利和捷克德語蘇台德地區時，英法全然按兵不動。不是不想動，而是沒法動。

以君子之心，不能度小人之腹。英國對希特勒上台的第一反應，卻是「以德報怨」，加快單方面解除武裝。[8]最後連理想主義者安吉爾 1938 年也看不過眼，再版出書警告：世人沒有免費午餐，捍衛和平必須預備犧牲。[9]

歷史證明，待 1939 年 8月英國首相張伯倫想要用極強硬的語言，警告德國勿再重蹈第一次大戰低估英國的戰略錯誤，[10]希特勒已經不屑一顧，一切積錯難返。

和平思潮、道德論政不是問題，只是理想必須建基理實之上。

1939 年，英國史學家卡爾（E.H. Carr）有見兩戰間期不少和平愛好者自欺欺人，遂發表巨著《危機之二十年》（The Twenty Years’ Crisis）， 抨擊英國政界妄顧現實，以為「民意一定是對的」，並炮轟英國政界普遍幻想可以僅挾「天下民心向背」云云便足以嚇退侵略者。[11]

卡爾更警告：

所謂世界和平，只是英、法自己勝者為王的和平，一旦德國崛起，德國難免會爭取更多話語權，在此過程中，如何確保和平過渡才是關鍵。[12]

曾經有一段時間，歐洲列強亡羊補牢，一度成功調和理想與現實。1925 年，英、法、德、義四國簽訂《羅加諾公約》（Treaty of Locarno），同意法德兩國修好，由英、意兩國共同擔保法德邊界，以及德國加入國聯，國際政治總算成功以開誠佈公的討論，取代赤裸裸的敲詐。

霎時間，歐洲大陸經濟復蘇，生氣勃勃，似已走出戰爭陰霾。另外，《羅加諾公約》並不擔保德國東面邊界，默許德國按照民族自決原則處理中歐鄰國國內德裔居民的窘境，也是務實做法。

到了後來，英國國策無法變通，加之民意制肘，使得理想與現實兩者不可得兼。

1935 年，義大利悍然入侵阿比西尼亞（今衣索比亞），英法推動國聯對意實施經濟制裁。本來英法為免得失義大利，願意作出讓步，容許義大利佔領阿國外圍的沃土，換取阿國皇帝統治原有的山頭，怎料消息洩漏出去，英法民情洶湧，痛陳英法出賣小國利益，迫得兩大外長雙雙辭職之餘，義大利吞併整個國家，然後投靠希特勒的德國。

就在此時，希特勒見離間英、義得手，乘機進軍萊茵蘭，為後來東擴鋪路。[13]又再一次，英國贏了道德，輸了國力。

區域整合大勢所趨 英國空間換取時間

讀到這裡，我們不禁要問，英國推動和平，真的只為佔據道德高地那麼簡單？

事情當然不是非黑即白。要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因，還得由經濟入手。

須知戰間期也像今日一樣，是世界經濟區域版塊大整合的時代。早在 19 世紀末前，第二次工業革命加速，汽車、化工等產業為量產以降低成本，便需要有背後龐大的市場支撐。[14]

故此，「大陸經濟」如美國、俄國和德國成為後起之秀，「海洋經濟」如英國、法國則落後於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國內元氣大傷，更淪為美國債務國，深感需要壯大自身，才能在最新世界經濟保住席位。

1932 年，英國召開渥太華會議，推動「帝國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 減低帝國各領地間之關稅，並銳意推廣英鎊域內流通，最終冀望聯同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成立「大大不列顛」（Greater Britain），締結好像今日歐盟那般的大型有機經濟體。

同時，其他國家也不甘後人，例如德國意圖稱霸中歐（Mitteleuropa），日本籌謀「大東亞共榮圈」，法國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構想歐洲聯邦的藍圖。[15]

因此，和平外交與其說是英國小國心態作祟，倒不如說是英國大國視野枚舉。1938 年，蘇聯早已超越英國甚至德國，躍身繼美國之後世界第二大工業體，至於美國經濟，更是大於英、法、德三國總和。[16]

英國政商界深知：和平是通往「大大不列顛」的唯一道路。英國比其他大國需要和平，更需要悶聲發大財。在整個兩戰間期，英國在與時間競賽，以空間換取時間，視經濟為「第四防」（the fourth arm of defence，張伯倫語）[17]。誰又想到，一切已經太遲。

德蘇雙頭火車 英國左右為難

德國太大。歐洲容不下德國，結果德國也容不下歐洲。這就是歷史學家說的「德國問題」（the German problem）。[18]至於巴黎和約嘛，要說太寬容，可也未容至足以解決德國問題；但若說太嚴苛，可也未嚴苛至擊潰德國。[19]

而且國族主義主流的世界，再也不可能好似 100 年前維也納和會般分裂德國得那麼容易。[20]結果德國又再一次憑其人口與工業，乘歐洲四分五裂之際，銳意稱雄歐洲。[21]

許多人包括邱吉爾在內，稱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不必要的戰爭」，[22]認為英法果斷行動的話，早在 1936 年就可遏止德國擴張。然而，英國一味退讓的做法，一直持續到打仗前夕。

1937 年，英國時任樞密院議長哈里發克斯（Lord Halifax）宣稱：德國可於但澤、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實行「有可能的更改」。[23]此舉預示了後來英國對德外交雷聲大、雨點小的做法。直到德軍入侵波蘭的最後一刻，英國還在懶懶拖延與蘇聯商討結盟（英國使團居然坐船悠悠駛去列寧格勒），一切僅是為了滿足國內民意和法國。[24]

英國如此縱容德國，是傻了嗎？非也非也。

許多歷史學家只看到德國東山再起，卻看不到蘇聯同樣後勁凌厲。1928 年，史達林啟動「第一個五年計劃」，迅速帶動蘇聯經濟現代化，1933 年至 1938 年更將紅軍人數增加兩倍。[25]

1930 年，歐洲經濟總量裡德國佔了 33％、英國佔 27％、 蘇聯佔 14％；到了1940 年，德國保持第一（佔 36％），蘇聯榮升第二（佔 28％），英國淪落第三（佔 24％）。[26]英國自 1871 年德國統一之後都是對德對俄雙重防範，更何況現在技不如人？

英國最佳的辦法，自然實施其歷史最拿手的借力打力，坐山觀虎鬥。[27]張伯倫的錯，錯在魯莽行事，單方面擔保波蘭邊界完整，無視蘇聯憂慮，從而引發德蘇瓜分波蘭，在無法再三食言的情況下只好對德宣戰。[28]

英國人不斷在問自己：打什麼仗？就當英法擊倒德國，然後呢？德國總有一天會重新壯大，問題還是沒有解決。蘇聯干預的話更是糟糕。德國要是打敗蘇聯，歐洲將再沒有國家是其對手；蘇聯要是打敗德國，共產主義將會降臨歐洲。[29]英國外交思想在整個 30 年代只可用「斷念」來形容。事後冷戰蘇聯大軍壓境東歐，確也證明英國實是別無他法。

共產思想西征 英國禍水東引

讀者不禁疑惑：英國與蘇聯結盟，擺個姿態應足以震攝希特勒，也不用真打，好像在慕尼黑會議前後，蘇聯紅軍步兵 30 個師一切就緒，隨時準備攻向柏林，假如法蘇齊聲喝住，恐怕希特勒就會按兵不動，但為什麼英國遲遲不這樣做？[30]

歸根究底，英國極是忌憚蘇聯這個革命政權，由始至終無視蘇聯與西方國家交好的姿態。在英國政商界眼中，納粹主義是皮膚病，共產主義才是心臓病。納粹德國以西方反共陣營的橋頭堡自許，反共信念比誰都要徹底，是蘇俄難得的天敵。[31]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早已明言：德國將來摧毀俄羅斯，英國將會是德國的主要拉攏對象。[32]在整段戰間期，唐寧街 10 號歷屆的主人全都反共。[33]

1936年，也就是希特勒進軍萊茵蘭的一年，英國首相鮑德溫是這樣說的：「如果他（希特勒）向東擴張，我絕不會感到心碎。」[34]到了最後關頭，德軍滅了波蘭，張伯倫也是五度派使與德媾和，始終防範蘇俄。[35]

英國以狼拒虎，基本方針沒有錯（後來冷戰證明這一點），錯就錯在其執行手段的極其粗疏，不意狼會有反噬的一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經評道：

如果英國可以陰險一些，僅僅答應擔保波蘭東面連接蘇聯的邊界（而不是西面連接德國的邊界），蘇聯就會被迫接下德國犯境的壓力，未至於與德簽訂互不侵犯協議，英國的外交迴旋空間亦會因此大增。[36]

可惜英國誤以為德國與蘇聯勢同水火，於是白白錯失最後一次捍衛歐洲和平的機會。

總結

整個戰間期，英國管治階層深知和平的可貴。只有和平，人民才可以安居樂業；只有和平，英國才可以發展經濟；也只有和平，歐洲才可以與美蘇分庭抗禮。

在這個大前提下，英國既要「和平」制衡德國統一歐洲，又要「和平」力拒蘇聯蠢蠢欲動，門檻實在高得吃不消，卻又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最後先是喪失了和平，接著只能坐視德國統一歐洲，以及後來蘇聯頭頂半邊天。英國不單止沒能成為「大大不列顛」，而且痛失整個帝國，淪為「小不列顛」。

今日英國，不也是遇著相似的情況嗎？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下，英國踴躍投入歐洲一體化，帶動全歐洲史所未見的區域整合。正當歐盟經濟總量超越美國時，德國又再悄然崛起，並發揮著無可取代的影響力。

2015 年，德國總理梅克爾不顧歐洲多國反對，收容中東超過一百萬難民，並強制全歐分擔難民負累。又一次，理想與現實出現分歧。

今回，英國選民選擇了另一個答案。

脫歐之後的英國，將重新面對全球經濟下區域整合的壓力。不少保守黨人奢求重振英美澳紐加（及印度）的紐帶，當然，這將會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另一場掙扎。

可幸的是，英國就算押錯了注，都（似乎）不用再受到戰火的洗禮。因為 21 世紀的歐盟，終於成為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世界，畢竟還是進步的。

（本文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哲學碩士生）

[1] Kissinger 1994, 221.

[2] Kissinger 1994, 250.

[3] Kissinger 1994, 285, 305; Taylor 1961, 130.

[4] Bell 2007, 10-11; Lauren et al. 2007, 48, 61. 

[5] Bell 2007, 12-13.

[6] Angell 1938[1909], 63-64.

[7] Taylor 1961, 52; Kissinger 1994, 244-245; Carr 2001[1939], 172; Bell 2007, 20-21.

[8] Kissinger 1994, 291.

[9] Angell 1938[1909], 26-27, 29, 40, 107.

[10] Lauren et al. 2007, 185.

[11] Carr 2001[1939], 12, 27, 29, 34-35.

[12] Carr 2001[1939], 51, 76, 191-192.

[13] Taylor 1961, 121, 126-127, 129, 141; Kissinger 1994, 299.

[14] Bell 2007, 251.

[15] Carr 2001[1939], 212; Boyce 2003, 251.

[16] Taylor 1961, 268.

[17] Boyce 2003, 261, 267-268.

[18] Taylor 1961, 66.

[19] Kissinger 1994, 242; Bell 2007, 25; Kissinger 2015, 84.

[20] Kissinger 1994, 229.

[21] Taylor 1961, 48; Kissinger 1994, 242-243; Bell 2007, 25.

[22] Bell 2007, 46.

[23] Taylor 1961, 175; Kissinger 1994, 307.

[24] Taylor 1961, 286, 292; Kissinger 1994, 347-348.

[25] Mearsheimer 2001, 315.

[26] Mearsheimer 2001, 316.

[27] Mearsheimer 2001, 157-158, 261

[28] Taylor 1961, 263, 294.

[29] Taylor 1961, 167.

[30] Taylor 1961, 224; Cassals 2003, 241.

[31] Taylor 1961,99; Kissinger 1994, 294; Carley 1999, 3-4; Kershaw 2004, 246; Anievas 2011, 617.

[32] Cassals 2003, 233.

[33] Harvey 1970, 290.

[34] Carley 1999, 31-32.

[35] Halperin, 2003, 214.

[36] Kissinger 1994, 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