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虛偽自白：被冤者盧正的31個小時

1997 年 8 月 13 日，桃園縣八德市的懷生基地，一名男子被兩名法警強行架著往前走，預備執行死刑。

他叫江國慶，被指控性侵並殺害了一名女童，遭判處死刑。到執行前一刻，江國慶仍不斷堅持自己是被冤枉的。他堅決不服死，在刑場上掙扎，只能由醫官強行打麻醉藥，昏迷前的江國慶咬牙切齒地說：「我一定要化為厲鬼，向害我的人索命！」

1997 年 8 月 14 日凌晨，江國慶遭槍決。[1]

槍擊的煙硝冉冉上升，四個月後，遠在 250 公里以外的臺南市警局接到了一通報案電話，一位名叫詹春子的女性遭到綁架。
 

如迷團一般的詹春子命案

1990 年代，甫解嚴的臺灣政經表現傑出，股市萬點、第一次總統直選、人均所得達一萬美元，前景看似歌舞昇平，美好的光景下卻也有著陰影。那同時也是個重大刑案接續發生的年代：劉邦友案、彭婉如案、吳東亮案，都讓臺灣陷入動盪不安，也讓警員疲於奔命。1997 年更發生了震驚全臺的白曉燕命案，綁架案的相關新聞在電視上接力賽跑，警方對於這類案件嚴加關注。

詹春子命案就是在這樣的年代下發生的。

1997 年 12 月 18 日，臺南市一名經營廣告公司的婦女詹春子，出門收廣告費後便消失蹤影。當天晚間，她的丈夫曾重憲接到了一通電話，「你太太在我手裡，準備五百萬，不得報警，否則，等我電話。」曾重憲同一晚報警，警方不敢疏懈，立刻偵查。

偵查綁架案，無非是場時間線上的賽跑，一怕證據散失，難以調查；二怕犯人撕票，被害人喪失性命，造成無法挽回的憾事。然而在詹春子案件中，最棘手的，是不知擄人的現場在哪、沒有任何目擊者，僅憑一通勒贖電話，警方偵查如大海撈針，破案壓力也隨之升高。

然而，憾事仍然發生。第二天下午，一名路人在臺南縣龍崎鄉（現臺南市龍崎區）的產業道路旁的山坡看到了疑似人的雙腿，報案後，證實是詹春子，脖子上有傷痕、臉部和雙手、雙腳遭透明膠帶纏繞，已經氣絕身亡，現場員警並發現四枚菸蒂。

案發後，曾重憲提供警方幾個可能的嫌疑人，有幾位友人曾向曾重憲借錢，有債務關係，可能有勒贖意圖；而他也依稀記得案發前日，有一台白色轎車停在廣告公司門口。

檢警旋即抓緊線索，展開調查——他們將現場搜得的膠帶、菸蒂、雜草、樹葉全數送去鑑定，先後調取了 30 多支相關的電話通聯紀錄，檢察官更前後進行了 40 支電話的監聽。但調查過了將近一個月，沒有實質進展，警方列出可疑名單達十數人，但始終查無兇器或其他可疑跡象，無法鎖定，案情膠著。
 

1998 年 1 月 15 日，苦無線索的警方，在全臺關注的焦慮和壓力下，他們決定出手約談三名相關人士到案說明，其中包括了那台白色轎車的車主盧正。

盧正是誰？盧正，1969 年出生，臺南人，案發時還只是個 29 歲的年輕人。曾任職保安警察的他，積欠廣告公司 2975 元廣告費的盧正。更重要的是，警察發現他與曾重憲是高中同學，也與詹春子相熟。

1998 年 1 月 16 日，警方打了通電話到盧正家中，請盧正太太通知盧正在當天下午前來「協助調查」。當天下午，盧正踏入警局，一切逐漸失控。
 

31 小時的空白——從否認到承認

1998 年 1 月 16 日下午 2 點半，多雲時陰，無雨，盧正來到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下簡稱五分局）門前。當時的盧正並不知道自己為何被警察找來，也不知道自己是要協助什麼案件的調查。他從未料想到，那個午後將是他最後一次以自由之身站在臺南街頭，他也不曾料想到，在警局門後等著他的，是一段長達 53 小時的漫長折磨。
 

盧正推開警局大門，很快地將被數名員警團團圍住、帶到警局地下室的小房間。盧正不知道，那個小房間並非員警一般問話的辦公區域，而是派出所主管的寢室。室內一隅放著一張木板床，床頭旁擺了一套辦公桌椅，桌上擺著一盞檯燈，牆上掛著一面鏡子。就是在這裡，盧正被留置了整整31個小時——直到他終於在 1998 年 1 月 17 日晚間 9 點半，製作了第一份警詢筆錄並「自白犯案」為止。
 

在這 31 個小時期間，多位員警連番上陣，反覆詢問他是否殺害、如何殺害，又為何殺害詹春子。起初盧正不斷否認涉案，交代自己當天行蹤，強調自己與本案毫無關聯，但只要員警「不滿意」這些回答，就是一陣拳打腳踢。員警連夜排班看管他，一下要他半蹲，一下要他罰站，只要盧正因為疲倦而閉上眼睛，拳腳就會襲來。盧正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他對犯案細節也一無所知，不知道詹春子為何遇害，員警的問題他一問三不知，卻也不知道自己要怎麼脫離這一切，恐懼與疲憊持續堆疊，無力感持續累積。
 

在這 31 個小時期間，盧正雖然持續喊冤、不斷求援[2]，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威脅、利誘[3]、勸說，以及反覆訴說卻無人相信的偌大無力感，逐漸啃噬、動搖他的意志。警察跟他說，如果繼續否認，後續只可能面對更大的懲罰；警察跟他說，如果趕快認錯、坦白從寬，或許還可以符合自首減刑的條件，早日讓這件事情落幕，也不用繼續讓家人擔心。
 

不管是精神有多麼強韌的人，身體被拘留在一個空間而出不去，不斷持續被這般偵訊時，那種怎麼說都不被理會接受的無力感，最終是撐不住的。—《解讀虛偽自白》，司法心理學者濱田壽美男〔4〕

日本研究無辜被告虛偽自白的司法心理學者濱田壽美男，在《解讀虛偽自白》一書中，如此描述著身陷無力的無辜被告如何可能做出虛偽自白。盧正逐漸相信，自己除了自白，別無選擇。
 

於是，1998 年 1 月 17 日晚間 9 點半，在盧正遭留置的第 31 小時，警方製作了卷裡面盧正的第一份警詢筆錄。根據這份筆錄的記載，盧正不僅「坦承犯案」，在被問及自己為何來到警局時，他甚至表示自己是「因為受不了良心的譴責所以自動前來」自首，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並且在筆錄最後向被害人家屬道歉，請求檢察官、法院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5]
 

遺憾地是，虛偽自白絕非一次即足。實際上，在盧正首次做出虛偽自白之後，他又被要求配合現場表演——18 日清晨，警方帶著盧正前往警方鎖定的案發現場與棄屍現場，要他進行「示範作案過程」、接著他被帶回警局再製作了第 2 次、第 3 次警詢筆錄。18 日下午，盧正又分別在檢察官與法官面前「坦承犯案」了一次，法院裁定羈押，當晚 9 點盧正才終於被送至臺南看守所關押——這整段失去自由、反覆胡謅犯罪的時間，長達 53 小時。更有甚者，這場扮演犯人的劇碼到了看守所之後還未能完結。在羈押的第 4 天，盧正又遭借提出來做了一次現場模擬、現場表演、第 4次警詢筆錄與第 2 次偵訊筆錄。
 

不難想像的是，每一次，盧正都「自白」犯罪。
 

胡謅犯罪——答錯，就無法回家

虛偽自白說來簡單，做來卻不容易。究竟一個從未犯案的清白之人，要如何「示範」、「表演」、「模擬」、「交待」犯罪過程？
 

警１：我跟你說啦，你的繩子不是用「催」的啦，是用拉的啦，你有聽懂嗎？

（中略）

警２：嗄，你不要再亂講啦，好不好，拜託啦

盧正：我沒有亂講話。

警２：你沒亂講話？你用這樣「催」，你看看，你繩子從脖子這邊⋯⋯

警１：你從後面這樣會沒勒痕，前面才會兩條勒痕。

（中略）

警１：你的情形是怎麼樣？你在前面開車，後面還有一個人，你給他打結，後面還有那個人用繩子拉嗎？對吧？你不知道，那要問王爺嗎？

盧正：（搖頭）不知道

警２：我坦白跟你說，第一現場不是在這，你有別的現場對不對？（盧正一直搖頭），你都沒有別的現場？你說一個人？你還不坦白說。
 

細究每一次盧正「自白」時，他和員警之間的對話，不難察覺，員警明顯「不滿意」盧正所提供的自白內容。就在盧正每一次回答問題「都答錯」之後，現場員警終於按捺不住，失去了耐性：
 

你那天說的我都查證差不多了，和事實完全不合（用手指戳盧正的右肩）你聽的懂我的意思嗎？時間、方向、地點都不對。⋯⋯你今天如果要自首，你要自首才有辦法成立，你講的要跟事實符合，人家要給你幫忙，才有辦法幫，你聽不聽得懂？你這樣胡說八道，隨便講一講⋯⋯你現在的意思是還要跟我們奮鬥三十小時嗎？
 

在此之後，盧正繼續配合、努力猜測答案，繼續「維持自白」。

從承認到否認——關鍵的「翻供」時刻

1998 年 3 月 5 日，盧正於遭借提出庭接受檢察官第三次訊問時，首度清楚地推翻了自己的過去維持了長達 47 天的自白，為這場扮演犯人的劇碼劃下句點：
 

盧正：報告檢察官，這個案子並不是我做的，真的不是我做的。

檢察官：你是說你沒有勒死她，是不是？

盧正：嗯。

檢察官：哼？

盧正：沒有。
 

在這日之後，盧正不再自白犯案，直至他不幸於 2000 年 9 月 7 日被槍決前夕，都不曾再改口。每一次，他都堅決地表示——「我沒有，我沒做，我是冤枉的。」
 

在這天之前，盧正總共「坦承犯案」多達 11 次，持續了整整 47 天。為什麼盧正突然果斷撤回自白，決定不再配合檢警？
 

實際上，虛偽自白一旦產生，即使已脫離訊問室的脅迫來源，也可能持續一段時間。這正是因為受訊者往往仍沉浸於孤立無援的巨大心理陰影中，需要外界堅實的信任與支持，才能重新鼓起勇氣。日本長年研究虛偽自白的司法心理學者濱田壽美男曾經指出：「世界上只要有一個人相信自己是無辜的，才能有力氣去嘗試主張自己的無辜。」[10]觀諸國內外冤案，清白之人維持虛偽自白許久之後才翻供也非特例。日本著名的 DNA 平反冤案足利事件，被告菅家利和先生就維持虛偽自白長達一年七個月，直到一審第十次庭訊才首次翻供主張無辜；另一起知名冤案「狹山事件」，被告石川一雄先生也維持了一年兩個月的虛偽自白，直至二審才決定撤回。而在臺灣，詹春子案發前四個月才不幸遭錯誤槍決的江國慶，當時也維持了其遭嚴重刑求所生的虛偽自白達 33 天。

回到盧正案，回溯當時他收押於臺南看守所的書信紀錄表可知，盧正每隔幾日就會收到家人寄來的信件，內容大抵都是「敘保重」、「希望保重」、「盼保重」、「敘會支持」，而就在他撤回自白的前一日（3 月 4 日），監所的紀錄註記是「會等到回去」；同日，太太更來到看守所會客，而根據看守所的註記，那次會客她還親口向盧正承諾，會盡力尋找證明他的不在場證明，讓他「下次出庭提出」。
 

3 月 5 日，在盧正撤回自白後，檢察官旋即追問當初何以承認、現在又為何會改口。對此，盧正明確地表示：「因為那時候在警方那邊的時候，警方說要拿筆錢給我們家裡面，我想說這樣的話，可以讓家裡面生活過好一點，然後自己辛苦個幾年，所以才莫名其妙的承認⋯⋯但是後來發現被騙了，然後也看到家裡面這麼痛苦。」
 

正是為了家人，盧正在絕望之際聽信了警方極具誤導性的說法，提供了虛偽自白，而一路走上失控的自白之旅。但也正是為了家人，不忍繼續看到家人的痛苦，終於在 47 天的掙扎與配合後，堅定意志，全面推翻那些充滿瑕疵與矛盾的錯誤自白。
 

盧正並非反覆翻供，實際上，自 3 月 5 日他鼓起勇氣表示清白以後，他又經歷了數十次的偵訊與審訊，翻開多達 34 份的筆錄內容[11]，每一份都清楚記載了盧正的申冤陳述——「案子不是我做的」、「是警方要我這麼講」、「我是冤枉的」。他不斷重申，自己之所以會做出最初那幾次的有罪供述，是因為在警方強烈脅迫下所為，想挽回那被扭曲的事實與自己的人生。
 

遺憾的是，檢察官並不相信盧正。3 月 5 日當日，盧正撤回自白後，檢察官馬上回以「你以為這種蠢話有人會相信嗎？」、「吼，不用胡扯了。」在偵訊尾聲，他更是冷冷地說：
 

又要這樣翻供，那就是死路一條啊⋯⋯這樣的話，更是會讓你再被判死刑。今天就這樣子，這麼多資料⋯⋯沒有什麼好同情，這已經可以認定擄人勒贖了。

1998 年 5 月 14 日，臺南地檢署以擄人勒贖殺人罪起訴盧正。

求生確定後到執行前的最後關頭

但是盧正未涉案的主張，不僅檢察官不相信，法官也不採信。

 

1999 年 4 月 22 日，臺南地方法院一審判決盧正有罪，判處死刑；2000 年 3 月 16 日，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死刑。2000 年 6 月 29 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全案定讞。從此刻開始，盧正成為待決的死刑犯之一。

 

但死刑定讞並不是結局，而是另一場與時間的賽跑——要搶在法務部執行前，找到任何能夠讓案件翻盤的保命符。保命符的概念並非空想，是指進行訴訟上的相關行為，盡可能讓死刑案件繼續處於訴訟繫屬或是調查的階段，而得以暫緩執行。在死刑案件救援上，盡可能延長受刑人的生命絕對是第一要務。

 

因此，即便死刑的判決令人絕望，盧正的爸爸和兄姊，仍然抓緊時間四處為弟弟求援。

 

2000 年 7 月 5 日，家屬拜見時任法務部長陳定南，陳定南認同此案有疑，向家屬保證會調查清楚。

 

同年 7 月 7 日，家屬拜見時任檢察總長盧仁發，請求其為盧正提起非常上訴。

 

若是司法的大門難以撬開，另闢蹊徑也是有的，在這個階段，若能有其他的國家機關介入，或許也能讓執行的腳步放緩，讓案件的疑點再次被檢視。而其中一個重要的管道，就是監察院。
 

目前已知的死刑平反案件，江國慶、蘇建和、莊林勳、劉秉郎、徐自強、鄭性澤、謝志宏，在死刑確定之後，最先看見案件可疑有冤的政府單位正是監察院。監察院作為五權之一的憲法機關，負責監督國家統治行為，為我國憲政體制中重要的制衡機關。司法權倘若發生違法或失職情事，自當接受監察院之監督。再者，監察院對於冤案的調查意見，往往會送往法務部函轉相關檢察機關妥處，一旦承辦的檢察官認同調查報告，即有可能發動救濟，讓冤案平反。
 

2014 年，李復甸監察委員便曾針對鄭性澤案提出報告[12]，指出該案的程序與證據瑕疵；2018年，王美玉監察委員調查謝志宏案後[13]，亦認為該案的測謊鑑定並不妥當。更重要的是，兩位委員都認為兩位死刑受刑人於偵查階段曾受不當的壓力與刑求，所做出的自白與事實並不相符，不應作為證據。調查報告提出後，才由檢察系統接力救濟，因而有機會讓法院開啟再審，重新審視兩個案件當年的事實與證據，最終還予清白，在死刑關頭搶救回人命。
 

翻開臺灣的冤案史，外於司法權，又擁有調查權力的監察院，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2000 年 8 月 16 日，死刑定讞一個多月，盧正家屬和司法改革基金會向監察院提起陳情，希望能夠重新檢驗盧正案的程序與證據。

 

8 月 25 日，監察委員廖健男、古登美開始調查。

 

8 月 29 日，監察院發函向最高檢調閱卷宗。此刻，盧正一案彷彿看見曙光。

 

9 月 7 日上午，家屬前往監所，告知盧正監院調查中，保持信心。

 

9 月 7 日晚上八點二十分，盧正遭槍決執行。

 

盧正的生命戛然而止，原本以為即將展開的調查也無力回天。從死刑定讞到槍決執行，僅僅不到三個月，為何執行得如此倉促？又為何尚在監察院調查階段的案件能夠被草率地簽准執行？

 

事實上，若我們閱讀監察院於 2002 年提出的調查報告，會發現即便監察院動作迅速，在一個月內便電洽、發函向最高檢察署調閱卷宗，檢察署仍將盧正的執行死刑案件卷報請法務部。

 

那份調查報告也顯示，陳定南在 9 月 5 日簽准了盧正的死刑執行，執行卷迅速交還最高檢察署，全案即由臺南高分檢於 9 月 7 日八點十五分命法警執行。到此時，最高檢察署仍未交付全卷，也依舊沒有通知監察院。[14]

 

監察委員廖健男接受蔡崇隆導演的採訪，對於這段執行的「高效率」甚感不解 ：「 （最高檢察署）他也知道我們在調查這個案子啦，那為什麼還那麼匆忙的，好像怕晚一步就沒辦法槍斃他一樣？」[15]

 

廖委員的疑問至今仍然沒有答案，但是24年之後，監察院再次出具報告，讓我們又回到死刑執行那一夜。

 

2024 年，監察院高涌誠委員、王美玉委員再次提出對於盧正的調查報告。[16]其中不僅直指當年偵查人員高壓取供造成虛偽自白、警員不當指導犯案模擬、犯案兇器認定具矛盾瑕疵，更從法醫昆蟲學[17]的角度指出，判決所認定詹春子的被害時間，與真實情形不符[18]。在在都證明盧正當年不斷喊冤，絕非虛言。

 

在監察院此次的調查中，也看到盧正始終堅持自己的清白。盧正死刑執行卷中，記載了他執行前的最後筆錄：

 

檢察官：現在要執行死刑，你有什麼話要說？

盧正：我是冤枉的，我有準備一份書狀要提出。

檢察官：最後有何遺言？

盧正：沒有。

在這段對話後，受訊問人理應簽名處，筆錄記載「受訊問人拒簽，欲咬舌自盡，無法按指紋。」接著，盧正的指紋出現，旁邊用括號加註：「俟其◼️◼️後再補蓋指紋。」透著光推敲那二字，是「麻醉」。

盧正還在等待

2000 年 8 月，講述了知名死刑冤案的紀錄片《島國殺人記事 1：蘇建和案》仍在製作當中。正在趕工的蔡崇隆導演翻閱資料，看到盧正案的相關新聞，「刑求」、「自白」等字樣斗大，心裡湧起了一股熟悉的不安感。一個月後，盧正槍決，他開始研究此案。

 

2001 年，《島國殺人記事 2：盧正案》推出。

 

紀錄片的開頭，是盧正的兩位姊姊帶著蔡崇隆導演參觀盧正的房間。「一直都很整齊。」二姐盧菁說，「但他不在了，都沒有來弄（整理）了。」

 

盧正不在了，但不代表平反的行動停止。盧菁、盧萍每週到立法院前靜坐，穿白衣，身旁的大字報上寫著「盧正被司法謀殺了」，在掌握政治權力的人群面前，持續用行動控訴著弟弟所受到的不公審判，風雨無阻。偶有人上前詢問，也偶有人指指點點，他們仍在堅持著。這是司法巨輪輾壓下，草芥人民的微弱抵抗。
 

2010 年 9 月 7 日，盧正遭執行死刑屆滿十週年，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與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共同舉辦「十年前被冤枉槍決的盧正回來了」紀念行動。盧正家屬與支持者於法務部陳情，而後走到監察院、立法院靜坐。

 

2019 年，盧菁、盧萍向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尋求協助。2020 年，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立案救援，調查後提出四大再審新事證：法醫昆蟲學所證明的死亡時點錯誤[19]、高壓環境與虛偽自白的供述鑑定報告、顯示判決矛盾的現場重建報告、承辦筆錄製作之員警受之懲戒處分。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分別向監察院、最高檢察署提出陳情，促請對此案進行調查。[20]監察院則是於2020 年、2024 年提出調查報告，再續 2002 年對於盧正一案的質疑。而最高檢察署則正依據〈最高檢察署辦理爭議性死刑確定案件審查作業要點〉，審查中。

 

2024 年 1 月 18 日，在盧正被收押二十六年後，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盧正案義務辯護律師團、聲援團體與志工，帶著多項足以凸顯本案疏漏、彰顯盧正清白的新證據，來到最高檢察署叩門，請求檢察機關依〈最高檢察署辦理爭議性死刑確定案件審查作業要點〉，審查盧正案件，並予以救濟。

 

同樣深陷冤獄，並遭槍決執行的江國慶，在 2011 年重獲無罪判決，終於還給他遲來的清白。而從盧正踏入警局，到死刑執行，中間僅經過不到 1000 日，但他和家屬喊冤的日子卻已經超過 25 年，法院的大門仍未開啟。盧正仍然在等待。

 

不管是盧正案，抑或是江國慶案，本應講求理性的司法，在忽略證據、罔顧科學、甚至輕視人權的一連串錯誤下失靈，並造成人民命喪國家槍口下的慘劇。唯有不斷地追問與檢討，才能防止錯誤再次重演。

 

而當我們回頭閱讀當年判決書[21]，冷靜的文字如今看起來蘊藏著何等的暴力：

 

該案經警方偵辦近月，認盧正涉有重嫌，乃於 87 年 1 月 16 日上午以電話請盧正於該日下午至台南市警察局第五分局了解。盧正抵達後，最初矢口否認涉案，經辦案人員及其親友不斷曉以義理，盧正難忍良心之譴責，亦自知難逃法網，始坦承殺害詹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