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有座志希樓，你知道這是為了紀念誰嗎？

政治大學校園內有幾棟以人物命名的建築，例如山上校區的百年樓，是紀念政大在臺復校後的首任校長陳大齊（字百年）；而從指南路上校碑旁的大門一走進來，就會看到噴水池左側的志希樓，那這個「志希」又是何方神聖呢？

或許有讀者會想到，曾經在課本上讀過「羅家倫，字志希」這句話，沒錯，這棟樓要紀念的就是在中國現代史上大名鼎鼎的羅家倫。大家應該都記得羅家倫是五四運動的代表人物，甚至讀過他所寫的《新人生觀》，但或許沒想到他也是政大校史中的要角，就讓我們來認識羅家倫與政大的故事吧！

政大前身始於中央黨務學校（1927-1929年），之後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校（1929-1946年），再與中央幹部學校（1944-1946年）合併為國立政治大學。回顧這近二十年的辦學成績，可以發現所謂的黨校，並未流於追求速效的短期訓練班，而是發展成具有一定學術水準，且能培育傑出文官人才的四年制大學部。意即政黨色彩漸減，學術的性質漸增，繼而順利接軌成為普通的國立大學，而奠定政大學術養成架構與課程基礎的關鍵人物便是羅家倫。

曾任兩所國立大學校長

羅家倫就讀北京大學期間，是五四運動的青年領袖。北大畢業後，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以及到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等校深造，這幾年在歐美名校的洗禮，大為拓展羅家倫的眼界。

羅家倫一生擔任過兩所國立大學校長，分別是清華大學與中央大學。在清大校長（1928-1930 年）任內改制為國立大學，移交原有外交部介入管理的清華基金至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中大校長（1932-1941 年）任內，因為中日戰爭爆發，帶領全校師生遷校至重慶，在大後方維持國家高等教育的命脈。從上述兩個事例可見位居大學校長的羅家倫，具有不凡的魄力與領導才能。

從創校之初參與校務

羅家倫從中央黨務學校的創立之初便參與校務，即使後來從事其他工作，依然持續關心校務的發展。1927 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創設中央黨務學校的議案，羅家倫便是該校的籌備委員之一，之後確定教務、訓育、總務等主任、副主任人選，戴傳賢（字季陶，現在政大校園內的季陶樓便是以他命名）擔任教務主任，羅家倫為副主任。

當時戴傳賢與羅家倫花了不少時間，討論招生的考科與考題，以及預計開設的課程等內容。因為戴傳賢的公務較忙，於是教務的責任多落在羅家倫身上，他提出兩個主張：

1. 選聘教員首以學識為重，絕不講情面；


2. 選拔學生應以成績為準，絕不憑保薦。

中央黨校盡可能廣納英才，不受人情請託，提升了該校的學術水準。沒想到第一次招生考試的結果，因為錄取標準過高，導致錄取人數不足，只好舉辦第二次招生，可見中央黨校入學門檻之高。

第一期學生原定四個月畢業，延長至六個月，但是羅家倫認為訓練時間仍不足，兩度呈請延長，結果實際受訓時間約十一個月。第二期學生的訓練時間，則又延長至兩年。

主張成立大學部

1928 年，政府指派羅家倫擔任清大校長，但並未解除他在中央黨務學校的職務，暫時由段錫朋代理。 1929 年，中央黨務學校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校，羅家倫改任校務委員。

羅家倫認為，清末民初時仿效日本「速成法政」、「速成師範」等教育政策，結果導致學生品質低落等不良後果，所以他堅持興辦完整的高等教育，主張把中央政治學校改制為四年制大學，可惜未獲批准，於是採取折衷辦法，將教育期限延長為兩年半，其中兩年上課，半年實習。

後來羅家倫離開清大，轉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直至 1931 年被派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此次回校服務仍著重宣揚大學教育的優點，然而中央認為沒有必要採用大學名義，以避免受到法令拘束，於是羅家倫建議在中央政治學校的名義下，再增設大學部作為學校的主幹。

歷經波折和努力不懈，中央政治學校終於順利設立四年制大學部。前三年學生在學校上課，四年級第一學期分發到與所學有關的機關實習，並蒐集論文資料，第二學期返校，除了完成少數未讀完的功課外，就是討論、研究與寫論文。四年的規劃實行下來，中央政治學校對於學生課業的嚴格要求，已經與其他大學不相上下。

遠大的辦學目標

更重要的是，羅家倫揭示了遠大的辦學目標：

我希望把這個學校辦成像英國倫敦大學的經濟政治學院和法國巴黎政治學校相似的標準。倫敦政治學院學術的水準是世界所公認的，而法國政治學校，更在普法戰爭之後，出了許多政治外交上特殊的人才，復興了法國的第三共和國。這都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因此，融合這兩間英法名校的優點，並符合國家的實際需要，妥善進用師資、規劃課程，應是中央政治學校發展的方向，所以在大學部開設政治、外交、經濟等系，學系之下再分組，按部就班培養專業人才。

必讀中英文名著

為了嚴格訓練中央政治學校的大學部學生，羅家倫實行一種他所謂「特殊的苛政」：各系學生除了規定的必修科目外，每學年必讀中英文名著各一種。前兩年的必讀書目全校一致，一年級的中英文必讀，分別是《曾國藩家書》與《佛蘭克林自傳》；二年級必讀胡林翼《讀史兵略》與查恩渥德《林肯傳》；三、四年級中文必讀袁樞《通鑑紀事本末》，英文則由各系分別指定。

每種讀物都有指定的教授，為學生解答書中的疑難之處，不僅如此，每學期會針對必讀書籍舉行考試，考試成績在學科積分中佔很大的比重，可以影響學生升級與否。

羅家倫堅持這種「苛政」的最大理由是：

一個將來要在學問事業方面有成就的人，如果一生不讀一兩本有系統的大書，將來臨事胸中就會沒有主張，思想亦會缺少條理。

他還認為，現代青年至少要學好一種外文，有了閱讀與理解外文的能力，才能應付這個時代的重大問題，由此可見羅家倫對學生的深切期許。

與政大的深厚關係

1932 年，羅家倫被派任中央大學校長，但仍兼任中央政治學校職務，後來因為時間與精力有限，1934 年才勉強辭去政校職務，改任校務委員，直到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為止。政大在臺復校後，他還在政大研究所教過兩學期的書。

從中央黨務學校、中央政治學校到國立政治大學，羅家倫不只長期參與校務發展，更提出以倫敦政經學院和巴黎政治學校為辦學目標，值得現在的政大師生思索，今日的政大以人文社會學科著稱，並致力邁向學術卓越，而羅家倫當年提出這個歷久彌新的辦學目標，如今實現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