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5 月 9 日，前首相馬哈迪統合領導的反對陣營希望聯盟（希盟），在馬來西亞第 14 屆全國大選中贏得過半國會議席，執政 61 年的國民陣線（國陣）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敗，首次丟失聯邦政權，馬來西亞正式迎來第一次政黨輪替。曾在 2000 年經歷首次政黨輪替並轟動全球華人社群的臺灣，對二千八百公里之外的馬國政局變天，自然高度關注。
然而，部份臺灣媒體習慣性的報導讓人啼笑皆非；例如，立場親綠的三立新聞台報導馬國選舉時，表示國陣是因為前首相納吉「親中賣馬、濫權貪污」而慘敗，並稱這次大選是一場「親中」對壘「反中」大戰。再比如，親藍的政論節目《少康戰情室》借馬哈迪勝選後稱新政府不尋求報復納吉，呼籲高舉「轉型正義」大旗上臺的總統蔡英文，應學習馬哈迪的肚量，停止對國民黨「趕盡殺絕」。
這樣的報導取向對臺灣社會理解馬國政治變天的深遠意義並沒有實質性幫助，只從自身政情出發來評論、報導馬國新聞，把臺灣的邏輯套用到馬來西亞 。
被過度放大的「中國因素」
固然，馬來西亞是中國最大的亞細安貿易夥伴國，也是「一帶一路」戰略的主要投資地之一。納吉政府時期已有大量來自中國的民間投資與國營企業投資，包括中國葛洲壩集團公司承建砂拉越州的巴類水壩、中國聯熹集團在沙巴州山打根建造 300 兆瓦聯合循環燃氣渦輪發電站、中國電建集團在馬六甲的皇京港、中國魯海豐集團在吉打的漁業綜合農漁產業園、港口聯盟等。中國在馬投資與合作項目總額逾 1400 億令吉（約 475 億新元），其外來直接投資金額僅次於日本。
固然，國陣在選前大打「中國牌」，納吉強調了馬中關係重要，得罪中國將導致中國觀光客減少及棕油價格下跌。馬哈迪則批評個別中資項目，並多次強調如果執政將檢討包括新隆高鐵計劃及東海岸鐵路計劃等國際合作項目和協議，因為這些大項目的貸款將給國家財政造成沉重負擔。馬哈迪的批評，反映了馬來社會的疑慮及一些中小企業的不滿。馬國中小企業的競爭力及效率無法與中資企業競爭，所以怨聲四起。親納吉媒體則抹黑希盟對中資的立場，將「檢討」顛倒成「廢除」、「排中」等。
然而，沒有跡象顯示中國政府介入馬國大選，「中國因素」在這場選舉中也沒有明顯的效應。馬來西亞不論由哪個政黨執政，都必須與中國建立合作關係。馬哈迪強調，希盟政府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不會因為部分「有問題」的投資項目而與中國鬧翻，而是在支持「一帶一路」與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基礎上，與北京協商重新談判部分投資。
民主行動黨領袖林吉祥、現任財政部長林冠英都表示，希盟政府不會反對中資，只是反對納吉政府的台下交易。該黨軍師級人物劉鎮東指出，華人選民主要反納吉，首先關注的是國內問題，中資等國外問題是次要問題。馬來選民方面，因美國常與伊斯蘭國家對立的宗教因素，使他們在美中之間立場相對傾向親中。
由上可見，馬來西亞政治這次變天，與 2014 年臺灣海峽兩岸擬簽服務貿易協議引發「太陽花學運」，「中國因素」導致國民黨在臺灣「九合一」地方選舉大敗，民進黨進而拿下 2016 年總統大選勝利推動第三度政黨輪替的過程大不相同。如果對照 2000 年臺灣首次政黨輪替和馬國這次歷史性的變天，或許更能夠看清楚兩地社會在政治文化和民主化進程的異同之處。2018 年馬來西亞大選，最主要還是馬國內部政經因素激盪的結果。
族群政治
馬國大選有種族政治因素，臺灣選舉長期也有省籍情結和統獨意識相互糾纏的族群因素。
戰後臺灣重新進入中國版圖，不幸在 1947 年爆發「二二八事件」的族群衝突，留下了深刻的族群裂痕。1950 年後蔣介石父子為了反攻大陸的需要和鞏固國民黨在臺統治基礎，強力灌輸大中國意識而忽略本土教育，決策權力又長期集中在外省精英手中，形成了不平等的省籍意識。1971 年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的中國席位、1979 年與美國斷交，國民黨政府宣稱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性基礎開始動搖和不斷被削弱。
隨著臺灣本島的鄉土意識萌芽，1980 年代黨外運動的蓬勃發展，省籍情結逐步成為臺灣選戰中政治人物和選民的一項重要考量因素。1986 年 9 月 28 日民進黨成立、1990 年李登輝成為第一位本省籍總統，使得 1990 年代本土意識高漲，候選人的省籍背景是選民考慮支持與否的首要選項。
1994 年臺灣省長、臺北市長和高雄市長直選，是族群政治第一次成為臺灣選戰議題。從 1996 年第一次民選總統開始，如果正副總統候選人清一色由外省人組成，絕對沒可能勝選，最起碼也必須是外省人和本省人相互搭配的組合才有勝算。2000 年總統選舉五組正副總統候選人中，除了國民黨由本省籍的連戰和蕭萬長代表、民進黨也由本省籍的陳水扁和呂秀蓮代表外，另有兩組由本省人搭配外省人的組合：脫離國民黨參選的宋楚瑜（外省籍）挑選張昭雄（本省籍）為副手，以及脫離民進黨參選的前主席許信良（本省籍）與原新黨籍的朱惠良（外省籍）搭檔。便是明顯例子。新黨委派外省籍作家李敖搭檔外省籍的新黨立法委員馮滬祥，則得票最低。
隨著第一、二代外省族群的雕零和老化，第三、四代外省人融入臺灣社會並認同「新臺灣人」的身份，省籍意識逐漸淡化，這在 2008 年馬英九領導國民黨再度執政、第二次政黨輪替後，尤其明顯。然而，隨著兩岸經貿關系一體化和民間交往日趨頻繁，「中國／臺灣」的統獨議題取代省籍情結，成為自 2014 年臺灣地方選舉之後的重要議題。省籍意識之所以淡化，畢竟除了原住民外，臺灣人口結構中的主體部分，不論是閩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都是漢人，同樣吸收著中華文化的滋養。
反觀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中，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等種族身份，因語言、膚色乃至宗教信仰的清楚界線，沒有淡化差異的可能性。華人雖然對馬來西亞經濟發展貢獻卓越，卻從未取得馬國政治權力的主導地位。更何況，華人出生率下降，佔全國人口的比例已經從建國初期的 38% 下降到目前的 26%，成為少數種族已無疑義。儘管華人在 2008 年和 2013 年的大選傾向政黨輪替，但馬來西亞六十一年來都無法擺脫種族政治，要想實現政治變天，馬來人的選票流向至關重要。
過去兩屆大選結果顯示，城市地區的馬來選民已轉向支持在野黨聯盟。對城市裡開明的馬來人來說，不再支持國陣中的創始者及最大政黨「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另譯「巫來由人統一組織」，簡稱巫統，UMNO），或許不再是難事，但郊區和鄉區的馬來人卻難宣之於口。
自建黨以來，馬來民族主義就成為巫統成立的基礎與願景，該黨宣稱堅持為民族、宗教和國家的尊嚴而戰鬥，致力於捍衛馬來文化作為民族文化，捍衛並發展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教。因此，馬來人視巫統為最高領導機構，馬來社群與巫統的政治關係幾乎可用「巫統等於馬來人、馬來人等於巫統」來形容。
從 2013 年大選成績來看，即便是前副首相安華領軍仍無法說服馬來選民轉向。唯有具備二十二年掌政經驗、又有馬來民族主義背景的馬哈迪，被馬來選民視為唯一可依靠的領袖。
馬哈迪太了解馬來人的政治訴求，只要讓傳統馬來人知道他是為了國家更好，而不是讓華人佔上風而剝奪馬來人的權利，馬來社群是願意改變的。例如，吉隆坡斯迪亞旺沙（Setiawangsa）有三個軍事基地和一個警察基地，一向是國陣的鐵票區，這次卻有很多人投票給希盟。低階官兵不滿生活費高漲和政府實施消費稅，高階官員則不滿「一個馬來西亞公司」（1 MDB）的醜聞與腐敗問題讓國家蒙羞。馬哈迪宣稱他要「糾正過錯」，確實引起了許多馬來人的共鳴。
2016 年馬哈迪與納吉撕破臉，退出了他曾經擔任二十二年黨主席的巫統，與兒子慕克力及前副首相慕尤丁聯手創建「土著團結黨」。土團黨的黨名含有「土著」二字，強調了馬來特權，讓馬來人感到放心。此外，它允許非土著入黨，但不能競選黨職和沒有投票權；儘管不以多元種族為賣點，但土團黨比巫統稍微開放，也讓華人安心。華人選民最大的希望是改變，馬國變天後未來即使不會更好，應該也不會比現狀更差。如果馬來人也確實想改變，馬哈迪無疑就是那個能讓他們可以放心托付和追隨的領袖。
根據《南洋商報》的統計，國陣在 2013 年大選的得票率是 46.7%，但 2018 年得票率只有 33.8%，大跌近十三個百分點。反觀希盟得票率達到 45.7%，伊斯蘭黨得票率也有 16.9%。換言之，納吉欲借拉攏伊斯蘭黨來瓜分希盟支持票的策略，反倒使得國陣的選票流失。
由於馬來社群吹起反風，巫統和馬華的多名大將在一向來是國陣堡壘的柔佛州上陣都落敗。馬來選民刮反風，還明顯出現「棄保效應」，使得國陣大敗。國會議席方面，除了吉蘭丹、登嘉樓和吉打等馬來人佔絕大多數人口的州屬，伊斯蘭黨在其他州都全軍覆沒，不支持國陣的選民都把票投給希盟。州選舉方面，在雪蘭莪、馬六甲和柔佛，選民放棄伊斯蘭黨；在吉蘭丹和登嘉樓，選民則放棄希盟。伊斯蘭黨在雪蘭莪州從 2013 年的 15 席降至 2018 年的一席，在柔佛州從四席降至一席，在馬六甲也從一席歸零。
新政府上台的挑戰
歷史性政黨輪替，固然讓人興奮和充滿期待，但正如臺灣前總統馬英九說過：「高興一晚就夠了。」新政府能否確實有效推動政治改革，畢竟選舉結果只是執政黨和在野黨相互易位而已，國家機器仍然依靠龐大的公務員隊伍去維持運作，舊政權長期執政形成的積習沈痾和利益分配，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消失或改觀。新政府上台後如何駕馭公務員隊伍，新領導人遇到改革阻力時能否有足夠意志堅定推動下去，尤其是初嚐權力滋味後能否不忘初衷，還是向盤根錯節的利益格局妥協，都有待觀察。
對照臺灣和馬來西亞的首次政黨輪替，可以看到兩地的新政權上台之初都面對相似的兩大挑戰：缺乏經驗及繼續受族群政治的牽制。
2000 年 5 月，陳水扁從宋楚瑜和國民黨的「鷸蚌相爭」中得利，以不到四成的得票率意外當選。不單黨內菁英完全沒有中央執政經驗，還要面對如何指揮國民黨半個世紀統治遺留下來的行政倫理和思維。
陳水扁無奈只能通過直接挖角（未經黨對黨協商）的方式，向李登輝、國民黨和新黨「借將」；不僅要延攬國民黨籍的參謀總長唐飛（外省籍）出任行政院長，以安撫外省人主導的公務員隊伍，掌管國防、外交、大陸政策等重要部委的主要決策官員，幾乎全部由外省籍、國民黨員擔任，美其名為「全民政府」。
這樣的權宜之計總終究難以持久。唐飛組閣一百四十天後因在第四核電廠（核四）存廢問題上與民進黨「非核家園」立場相左，掛冠而去；2002 年， 陳水扁更出書質疑軍警和情治單位「不知為誰而戰，不知為何而戰」。
馬來西亞的情況稍好，目前領導希盟政府的首相馬哈迪，曾經領導過國陣管理國家長達二十二年；但除了他和少數的巫統前領袖，如內政部長慕尤丁及外交部長賽富丁曾在聯邦政府當官，以及財政部長林冠英、原產業部長郭素沁等有在州政府施政經驗外，其餘四十多名正副部長完全沒有管理州、聯邦部門的經驗，在政府決策層佔總數比例超過 85%。
缺乏中央執政經驗導致新政府各部門官員在擬定政策時，忽略了本部門和其他部門、州政府及地方民意之間的協調，忽視了權衡國內各種族、利益團體，甚至商家所面對的問題、訴求和一切相關的具體方案，以致出現一些政策反覆的情況，例如取消吉隆坡至新加坡高速鐵路建設計劃、後來又改口變成展延等。政策匆忙「U轉」，影響了政府的效率和一致性，讓批評者質疑希盟的領導能力。
此外，馬來西亞獨立六十一年來首次變天，新政府當中有多位高官其實是資深反對黨領袖，一夕之間換了身份和位置，確實需要時間去適應。陳水扁的第一個總統任期內也面對類似情況，台灣媒體曾嘲諷「民進黨不懂得當執政黨，國民黨不會當反對黨」。
全面改革無法一蹴而就
希盟政府較令人失望的地方，就是無法擺脫馬來西亞六十一年來的種族政治。雖然，馬哈迪的新內閣部長人選中出現多名華族名字，例如財政部長林冠英、交通部長陸兆福、原產業部長郭素芯及首相署（法律事務）部長劉偉強；尤其是在第一時間宣佈他的左右副手時，首先介紹了副首相旺阿茲莎和交通部長林冠英，顯示他對希盟旗下兩大友黨──公正黨和民主行動黨的尊重。這也是相距四十四年後再有華族擔任重要的財長職務。
但在承認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統一考試方面，希盟在執政百日後仍未落實這項競選宣言，難免讓馬國華人感到失望。由於在本屆大選巫統和伊斯蘭黨瓜分了三分之二的馬來選票，希盟只獲得三分之一，所以選後希盟內部出現「安撫馬來人不安」的主調，認為改革不能操之過急，以免帶來反效果。優先處理國內最大族群（馬來人）的情緒波動成為希盟的重要議程，也決定能否在下屆大選繼續執政。馬哈迪目前只能靠增加內閣裡正副部長的華族和印族比例，來維持變天後的新氣象。
種族政治根深蒂固，短期內難以改觀，希盟政府至今能做的，也最用力在做的事，就是肅貪和揭露納吉政府弊端。希盟深知，他們靠國陣的施政弊端和醜聞才勝選，掌權後繼續揭弊能讓民意保溫。正如，陳水扁一路狠批國民黨的黑金政治，上台後曾表示不惜「動搖國本」，也要將拉法葉艦軍購弊案相關的「尹清楓命案」查個水落石出，期待作為自己第一個總統任期的政績，最後卻不了了之。
揭露和調查弊案固然可以大快人心，終究不能持久，建立清廉機制才是根本清源之道。杜絕貪污，更要消除腐敗的價值觀，並非可以畢其功於一役，而是「路漫漫其修遠兮」。
結語
如果硬要從臺灣政壇找一個例子，來比喻馬哈迪和安華「一笑泯恩仇」後聯手將納吉拉下台：有一點像「系出國民黨、又有權力傳承關係的李登輝，聯手宋楚瑜或連戰將馬英九拉下馬。」
當然，馬英九的清廉直持眾所週知，納吉的「一馬公司」醜聞更像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醜聞，所以這樣的比喻就顯得不倫不類，更清楚表明台灣和馬來西亞之間存在極大的政治文化差異和極深的制度鴻溝。
此外，臺灣歷次大選結果離不開中國因素的外部效應，馬國選舉結果則完全由國內因素的碰撞所致。因此，2000 年的臺灣政黨輪替和 2018 年馬來西亞的政治變天，固然在兩地民主化進程中各有其歷史意義，但絕對不能被生搬硬套在彼此的案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