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華公會在一九四九年的創立，與英殖民政府宣布的「緊急狀態時期」息息相關。
由於馬共在二戰期間抗日有功，因此戰後曾短暫地被英殖民政府承認為合法政黨，但因馬共始終不放棄武裝鬥爭，最終英殖民政府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並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宣佈全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時期」，以及推出「畢利斯計劃（Briggs Plan）」，即前後將大約六十萬華人強迫移居到全馬各地大約六百多個「新村」（New Village）裡。[1]新村周圍被鐵絲網、英軍圍籬，以隔絕華人支援馬共活動。
善於對不同族群「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英國，之所以支持馬華公會的成立，是因為需要新的能代表馬來亞華人族群的團體對抗以華人為主的馬共。而馬華公會的成員多又以受英語教育、商人階層為主，且意識形態上又屬右派保守陣營（這點也是馬華公會與國民黨的共同點），自然符合英國的期待。
馬華公會的發起人是土生華人陳禎祿，在他呼籲創辦團結馬來亞華人的團體之初，雖然得到了十六位華裔聯合邦立法議會議員的響應，但他們多是英殖民政府官方委任的，又與陳禎祿一樣多是受英文教育的商人或專業人士，他們所屬的丙集團與傳統華人社會的基層未有足夠深厚的聯繫。為使馬華公會能廣泛代表馬來亞華人，陳禎祿透過尋求有國民黨背景的華人社團領袖支持，方使馬華公會得到了非共產黨華人的支持。[2]
一開始，馬華公會的存在類似社會福利機構，主要目的是在新村項目下管理華人族群相關的社會及福利事務，包括發行彩票。直到一九五一年，陳禎祿才宣布馬華公會成為政黨，並由他任首任總會長。
雖然馬華公會領導層結構仍是由受英文教育的專業人士和企業界控制，但畢竟陳禎祿所屬的土生華人群體在黨內是終究少數派，因此馬華公會各州的正副主席或黨內要職，依舊被國民黨人把持著。[3]因此陳禎祿上任後得面對國民黨人的鬥爭，而國民黨人多主張應爭取雙重國籍，若處理不善，恐影響爭取馬來亞獨立的過程中馬來族群對華人忠誠度的猜疑。
如主張雙重國籍的馬華公會副會長兼霹靂州分會主席的劉伯群（曾任廣東省臨時參議會議員），在五〇年代竟「代表」馬來亞華人向蔣介石獻上一柄金劍，以示敬意，並呈文表示支持國民黨政府。[4] [5]因此陳禎祿曾於一九五二年透過他所掌控的馬華公會中委會發出「馬華公會會員不得自稱華僑」、「馬華公會會員既然要取馬來亞公民地位，就不得舉辦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或致電報台灣慶賀」等指示。[6]
另一知名的國民黨人是林蒼佑，他在獨立後的五八年三月的黨選中擊敗陳禎祿，成為馬華公會第二任總會長，他曾是中華民國國防部長陳誠的私人醫生。[7]不過在馬來亞獨立前，已涉入馬來亞政治的林蒼佑也開始撇清自身的「國民黨」色彩，包括指責在一九五六年，打算與拉曼赴倫敦為馬國獨立請願的劉伯群是國民黨員，將使馬國獨立成為爭議問題。[8]國民黨當局認為當時拉曼誤以為劉伯群仍是中華民國中央監察委員，拉曼才憤而中止原準備到訪台灣的馬來官員觀光團。[9]
此外，後來因政爭而成為在野黨議員的林蒼佑，也曾在國會批評馬國政府在台北設立領事館的規劃是浪費公帑。[10]
其他國民黨人還有擔任過馬六甲州首席部長的梁宇皋，他曾是雲南佛海縣縣長；馬國首位財政部長李孝式曾任國民黨陸軍上校。儘管他們有著甲集團的色彩，曾長期在中國從事政治、軍事活動，但他們既然已成為了執政黨要員，因此他們的在甲乙集團間的界線是模糊的。
馬華公會內的本土派與國民黨派的鬥爭，主要發生在獨立前。
最終馬華公會黨中央為消除各界對華人忠誠度的猜疑，決定開除擅自赴英請願的劉伯群等國民黨派的黨籍。直至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馬國獨立後的同年十月，黨中央才以劉伯群等人在獨立後表現良好為由，而收回開除黨籍的決定，僅以記警告了事，此舉也被視為本土派的黨中央仍需依靠這批國民黨人保持與馬國華人社會基層的關係，同時國民黨派也對雙重國籍的立場趨緩和，畢竟馬國獨立後華裔族群的公民權問題已定案。[11]
直到今天，儘管馬國已獨立了六十二年，但臺灣的僑委會（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依然把馬國華人社團組織視為其「僑團」，然而馬國華人早非所謂的「僑胞」。也許因為馬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臺灣問題已不再是馬國政治領域的重要問題，況且曾是反共的馬華公會也隨著馬國外交政策的改變，也逐漸與中共改善關係了，故馬國官方不再關注華人對臺灣國民黨的忠誠度問題，「臺灣因素」更顯得微不足道了。
中（華民）國因素
今天媒體界、學界在探討「中國因素」的時候，多為探討中共政府對他國政治的影響面，如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對周邊國家的影響。至於在臺灣的國民政府，其實在冷戰時期也曾是東南亞政局中不可忽視的「中（華民）國因素」，是未結束的國共內戰外延至海外的鬥爭。
馬來西亞是在二〇一八年五月成功實現建國以來的首次政權輪替，在此前的一甲子歲月裡，主要是由代表馬來人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簡稱「巫統」）、代表華裔的馬華公會與代表印度裔的馬來西亞印度國民大會（Malaysia India Congress，簡稱「國大黨」）等單一族群性政黨組成執政聯盟，而這聯盟當中也有包括其他小型政黨，如東馬二州的地方性政黨。
在馬國獨立前的一九五一年，巫統的前領袖拿督翁（Dato' Sir Onn bin Ja'afa）離開巫統，另立多元族群政黨-馬來亞獨立黨（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不過他仍身兼殖民政府的內政部長一職。當時拿督翁的獨立黨獲得馬華公會總會長陳禎祿的支持，決定在來臨的一九五二年吉隆坡市議會選舉中合作。
不過，由於拿督翁在獨立黨成立大會上沒有邀請另一馬華公會巨頭、有國民黨背景的李孝式出席，不請自來的李孝式只被安排在後面，備受冷落，兩人因而埋下心結。因此身為馬華公會雪蘭莪州主席的李孝式，自行決定與巫統合作，最終在市議會選舉中，獨立黨出師不利，「馬華+巫統」的模式不僅大勝，更奠定了未來組成三大族群政黨的聯盟的基礎。[12]
覺得遭到馬華公會背叛的拿督翁進而調整其多元族群的路線，開始發表迎合馬來民族主義者的言論。拿督翁為指責馬華公會與國民黨有聯繫，企圖將馬來亞變為中國的第二十個省，而巫統會為了政治利益出賣國家給華人，以引起巫統內部的恐懼，加深馬來人對華人的戒心。然而，拿督翁的言行舉動卻產生了反效果，不僅激化了馬華公會與巫統的合作，也激怒了早期支持他的陳禎祿，導致陳禎祿與拿督翁分道揚鑣，馬華公會也決意與巫統合作聯盟。[13]
雖然最終拿督翁對馬華公會要讓馬來亞變成中國一省的指控不了了之，但不意味著國民黨對馬華公會的統戰空穴來風的，只是統戰的目的不為讓馬來亞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而是建立外交關係。
儘管中華民國駐馬來亞領事館在一九五〇年因英國承認北京爭權而被迫閉館，但英國也未就此讓中共政府在新馬設領事館，畢竟屬西方反共陣營的英國也不樂見東南亞被「赤化」。馬國獨立後，第一任首相、國父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也承襲英國政策，沒準備與任何一個中國政權建立外交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東姑阿都拉曼也是意識形態上反共的政治人物，但不意味著對國民黨完全友好。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的馬來亞獨立慶典上，其中一位來賓竟是海外臺獨運動者領袖廖文毅，[14]而廖文毅又在一九六〇年獲東姑推薦前往聯合國總部演講，這讓國民黨當局相當緊張。[15]
為尋求與馬國建立外交關係的突破口，國民黨當局將目光放到了馬華公會身上，如當時的馬國司法部長梁宇皋。
梁宇皋一八八八年出生於馬來亞霹靂州北沙力（Salak），兒時回到廣州受教育，十三歲再返回怡保市英華中學、檳榔嶼聖哲華書院學習，畢業後獲獎學金赴英國倫敦大學深造，獲法學士學位。[16]一九三二年，梁宇皋再回到大陸發展，曾與天津的同窗友人陶孟和合著《中國的鄉村和城鎮生活》，此著作被譽為是「中國人社會學的開山之作」。[17]梁宇皋直到二戰後再重返馬來亞，後擔任了馬六甲州首席部長、馬國司法部長。
一九五九年十月，臺灣國安局致函外交部稱，著名歷史學者黎東方可協助外交部接洽梁宇臯談建交事宜。當時黎東方正任馬六甲育民中學校長，[18]他稱雖然梁宇臯在雲南擔縣長時，因為梁宇皋與汪精衛的關係而受牽連[19]，被政府拘捕一次而猶有餘恨，但仍是反共者，且與東姑阿都拉曼關係佳，因此黎東方建議「似可從梁宇臯處側面著手」進行建交事宜。[20]
最終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六日，中華民國獲准在吉隆坡設立領事館，工作重點包括增進「中馬」貿易關係、經濟技術合作、促成馬國官員訪台、爭取巫人青年領袖，以及「加強華裔人士對我之向心力」。[21]當時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於同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國會上表示「領事館不是外交代表團，它有助於雙邊的旅遊和商業往來。任何人訪問臺灣或日本，為何一定是個錯誤？有一天，假如我有時間的話，我會訪問臺灣度幾天假。」[22]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馬國在臺北設立領事館，而中華民國原在吉隆坡的領事館也在一九六九年三月，獲准升格為「總領事館」。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五月，馬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結束了「領事關係」，才結束了中華民國領事館在馬來西亞的黃金十年。
雖然無直接證據揭露國民黨在設立中華民國駐馬領事館的過程中，有無馬華公會國民黨人的一臂之力，但國民黨欲對馬華公會施加影響力的企圖，卻是不爭的事實。
白色恐怖──在臺灣歷史上的一個巨大的集體創傷，有不少東南亞「華僑」同樣遭受黨國機器所迫害，他們沒有「中華民國國籍」，卻只因著「大中華民族主義」以及「血統主義」的論述，枉受好幾十年的酷刑以及牢獄之災，造就了這些東南亞受難者一輩子的傷痛！
而這些東南亞的受害者的故事，有許多未被世人所知，更因為「省籍對立」之故，漸漸地被遺忘在歷史的潮流之中── 在轉型正義的路上，或許我們更要破除「省籍對立」，修復記憶、揭露真相，才能彌補歷史的傷口！
本書首度跳脫「反共」及「反獨」的論述框架，重新爬梳「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脈絡
[1]陳劍虹（1984），第 102 頁。
[2]張曉威（2017），第 163-164 頁。
[3]張曉威（1998），第 71 頁。
[4]馬華公會（1999），第 83 頁。
[5]黨史未明確指出劉伯群何時獻金劍，不過蔣介石 1950 年 6 月 20 日發表的《告南洋各地僑胞書》提到「最近我們馬來亞僑胞推陳國楚、劉伯羣兩位先生前來台北，代表我們馬來亞僑胞，向中正贈送寶劍及簽名手冊的盛意」。僑務委員會華僑通訊社（1990），第 334 頁。
[6]郭仁德（1994），第 89 頁。
[7]林水檺（2001），第 153 頁。
[8]馬來西亞東方日報，2015，〈馬華要向國民黨取什麼經？〉，2019 年 4 月 4 日檢索。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62708
[9]〈星馬政情報告〉（1960 年 12 月 12 日），〈星馬事務雜卷（一）〉，《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0699-0004。
[10]〈駐吉隆坡領事館政情報告（二）〉（1967），《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1101-0139。
[11]張曉威（1998），第 75 頁。
[12]馬來西亞東方日報，2015，<馬華要向國民黨取什麼經？>，2019 年 4 月 4 日檢索。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62708
[13]張曉威（2017），第 170-171 頁。
[14]「有關廖文毅赴馬來亞參加獨立典禮事」（1957 年 10 月 5 日），〈台灣獨立運動(六)〉，《外交部》，國發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6/006.3/007/1-01/017
[15]不過廖文毅卻因國民黨當局向美國提出不再行使否決權阻止外蒙古進入聯合國，美方禁止了廖文毅入境，被擋在機場的廖文毅只好回日本了。羅福全先生採訪記錄，收錄於《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士口述史-續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年），頁 241。
[16]陳中和（2013），第 23 至 24 頁。
[17]陳中和（2013），第 25 頁。
[18]任職時間為 1966 至 1960 年，馬六甲育民國民型中學官網，〈育中校史〉，2019 年 6 月 7 日檢索。http://www.smjk.edu.my/school/about.php?schid=48&schidx=594&page_type=pageid&pgid=A
[19]梁宇臯和表妹陳璧君曾有婚約，然而 1906 年 8 月孫中山和汪精衛到檳城宣揚革命運動時，陳璧君因愛上汪精衛，並加入同盟會，最終經得梁宇皋同意方告解除婚約，故汪精衛是梁宇臯的表妹夫。陳中和（2013），第 23 至 24 頁。
[20]〈星馬事務雜卷（三）〉（1959 年 10 月 22 日），《外交部》，國史館藏，檔號：020-010699-0006
[21]〈馬來西亞簡介及參考資料〉，《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0699-0009
[22]陳鴻瑜（2004），第 29-30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