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擋六的公主
幾乎沒有任何君主登基時的狀況，比二十四歲的哈布斯堡公主瑪麗亞．特蕾莎（Maria Theresa，一七四○年到一七八○年）還要悲慘。她的父親查理六世在一七四○年十月去世後不過幾個星期，普魯士、薩克森、瑞典、巴伐利亞和西班牙便在法國的支持下，計謀從新女王的手中奪取偏遠疆土。
在一七一三年的國事詔書中，歐洲除了兩個國家之外，其餘各國全都承諾查理，他們會尊重他的女兒繼承哈布斯堡領土的權利。可是，現在見風轉舵成了唯一的原則，但是他們完全沒有想到，這位熱愛畫畫、跳舞、宮廷慶典以及丈夫，卻對國事和打仗幾乎一無所知的公主，竟然會挺身對抗她的六個敵人。他們嚴重誤判了情勢。
第一個挑戰來自年輕且憤世嫉俗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of Prussia）。為了得到西利西亞這個瑪麗亞轄下最富有的省分之一，他表示他能保障哈布斯堡的德意志領土，並且願意支付兩百萬塔勒給奧地利耗竭的國庫。瑪麗亞堅定地拒絕了，於是他在一七四○年十二月派出訓練有素的大軍跨越哈布斯堡的邊境，來到西利西亞，受到新教人口的歡迎。一七四一年一月三日，德意志最大、最有錢的城市之一布雷斯勞打開城門迎接身穿藍衣的軍隊；同一年，巴伐利亞和法國軍隊攻占了哈布斯堡波希米亞的其餘地區（西利西亞屬於波希米亞的一部分），還有上奧地利部分地區和提羅爾（Ti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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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效忠
由於奧地利受到法國和巴伐利亞的軍隊的直接威脅，瑪麗亞．特蕾莎便在九月時沿著多瑙河來到匈牙利王國的首都波佐尼（Pozsony，今天的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自一五二六年開始由哈布斯堡所占領）。她一邊抱著還是嬰兒的兒子約瑟夫，一邊用匈牙利的官方語言拉丁語向當地貴族發表演說，乞求他們的保護。據說，他們被她的情感和決心所感動，便拔出長劍，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宣誓效忠，並答應她如果外國軍隊攻下維也納，女王可以來這裡避難。沒多久，他們集結了超過五萬人的軍隊，是匈牙利軍隊首次被用在王國的境外。這起事件成為挽救這個帝國家命運的轉捩點。
但是，這個安排其實也是一場交易。匈牙利貴族會支持這個帝國，是因為這樣做最能確保他們繼續掌控聖斯德望的領土。才僅僅數十年前，在與鄂圖曼帝國纏鬥的數個世代，導致匈牙利南部的森林遭到濫伐、經濟衰退、許多城鎮消失之後，哈布斯堡軍隊終於解放了匈牙利。很多匈牙利裔的人都逃離家園、死於疾病，或者是被送去鄂圖曼帝國當奴隸。人口重建的過程十分緩慢，而且大部分是由其他族群組成，往往是塞爾維亞人，但也有羅馬尼亞人，因為他們也是為了逃離鄂圖曼人的統治，從更南邊或東邊的地區遷移過來的。
因此，匈牙利貴族很想要安穩統治自己的領土，希望說服瑪麗亞．特蕾莎尊重他們的歷史權利。匈牙利的國庫會處理匈牙利的稅收，瑪麗亞則會努力維持匈牙利所有領土的完整性（包括外西凡尼亞），並定期以女王的身分住在匈牙利。
波希米亞的選擇
不到兩年，奧地利軍隊已經奪回上奧地利和提羅爾，並將法國和巴伐利亞的軍隊趕出波希米亞，但是普魯士仍控制大部分的西利西亞。為了不受到更多的威脅，瑪麗亞在一七四二年七月跟腓特烈講和，犧牲絕大部分的西利西亞，只留七分之一，包括利格尼茨（Liegnitz）、布雷斯勞和奧佩思（Oppeln）。因此，普魯士的領土增加了三分之一。得到這個地區使得普魯士成為奧地利在德意志的主要敵對勢力，雙方的較勁在一八六六年的薩多瓦之戰（the battle of Sadová，位於波希米亞東北部的小鎮）拼出了輸贏，普魯士從此將奧地利趕出德意志。此前，工業家已經知道西利西亞含有歐洲最豐富的無煙煤礦脈之一。
波希米亞的貴族對於瑪麗亞．特蕾莎即位所做出的反應，跟匈牙利貴族很不一樣。波希米亞跟匈牙利一樣是哈布斯堡家族取得的王國（一五二六年），而且也有自己的古老疆界和聖冠──聖文才冠（the crown of St. Wenceslaus）。然而，在一七四三年的春天、即法國入侵期間，波希米亞貴族卻在布拉格碰面，悄悄地把四百年來屬於波希米亞王國的一些領地割讓給普魯士國王，絲毫沒有匈牙利貴族對自己的王國具有的團結和自豪。兩年前，波希米亞貴族面臨失去地產的威脅和布拉格總主教（他的故鄉在萊茵蘭）施加的壓力時，甚至選了巴伐利亞公爵查爾斯．亞伯特（Charles Albert）當國王。大部分人都把波希米亞當作好像可以跟德意志（也就是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的任何省分互換，也有不少人希望自己的土地跟北邊的薩克森相連，這樣就能在易北河沿岸進行貿易。
有些貴族雖然對王國具有忠誠心，但是就連這些人，也不像匈牙利仕紳對聖斯德望冠充滿情感那樣，對波希米亞的聖文才冠充滿情感。波希米亞貴族的愛國精神沒那麼連貫聚焦，他們依附的不是一塊定義清楚的領土，而是自身領地的傳統與文化，但卻沒有絕對的疆界意識。他們並不清楚自己的家園從什麼地方開始變成他人的家園，或者連自己的家園是什麼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有兩個家園，像是德意志和波希米亞或者波希米亞和奧地利？
從「我是誰」到「我能是誰」的具體實踐，一段值得臺灣人民借鑑的百年追求
二十年後的今日，東歐依舊難免於民粹浪潮，普丁侵烏後，更是再度成為民主與法西斯的理念衝突之地。若對東歐一無所知，人們將無從知悉當代，我們也將無從構思未來。── 國科會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蕭育和
民族主義的激情，來自於強烈感受到族群命運的召喚，並不惜以流血衝突的極端手段，呈現最大的戲劇張力。──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伍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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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收錄1】臺灣版獨家作者序：中東歐民族主義與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啟示
【特別收錄2】中東歐歷史學家夏克勤專文導讀：歷史學家如何看待族群衝突引爆的大屠殺
【特別收錄3】中研院臺史所吳叡人專文導讀：政治學家與歷史學家關於東歐民族的對話
✧一個無意識的政策，帶來攪動歐洲版圖百年的民族恐懼
1780年代，哈布斯堡君主約瑟夫二世頒布法令，將德語做為領土內的官方語言，意圖從龐大而分散的疆域中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但他的行動卻產生了極端的反效果：當在一個融合了多族群、缺乏民族意識的土壤上，種下民族主義的種子，帝國勢必面臨分裂與內戰的局面。
各個族群在這塊大陸上拔地而起、彼此相互競爭，擔心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會在這波統一浪潮中消失。混亂的意識形態促成了賽拉耶佛暗殺事件，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哈布斯堡王朝瓦解、民族自決興起，中東歐人民從和約製造者手中拿到了民族自決的資格，但這些新興國家不過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縮影，族群衝突的問題更加激化，導致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種族滅絕。
1949年後，共產鐵幕隔絕了中東歐，史達林主義席捲當地，戰前的民主自由成了極權政體，散落在中東歐的國度紛紛變成極為相似。但在這段鐵壁之後的日子，對文化與民族消亡的恐懼卻從未消失，他們在既有的框架之下尋求民族主義的殘影，激發了匈牙利革命、布拉格之春、羅馬尼亞西奧塞古的轉向以及諸國內政的改革。
✧忽略歷史對東歐的號召，將無法理解當代歐洲的困境
長年夾在帝國邊陲的中東歐民族，共享了西歐鮮有的歷史經驗，兩百多年來的自治呼聲常常在相互交織的民族中種下血腥的結果。十八世紀統治者所預想的多元國度從未在東歐真正扎根，反帝國的意識、對被遺忘的恐懼、被煽動的種族意識與排外主義，構成了這塊土地的主要敘事。
這種動盪經歷讓東歐人對歷史的不穩定有著敏銳的感受：他們崇敬民族英雄的歷史故事，時時害怕自身民族從土地上消失。這種獨特的情緒讓東歐人與眾不同，即便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自由民主的風吹進了這塊土地，東歐人依然無法擺脫民族主義的殘影，促成了民粹主義的興起、對極權過去的懷念，就連種族滅絕的槍響都仍未消散。
歷史的進程所帶來的恐懼是如何影響至當代？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康奈利教授追溯了民族主義如何在東歐各地拔地而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新國家的建立以及如何被納粹帝國和蘇聯集團吸收；共產主義崩潰後民主和分離主義運動重新出現後的發展；以及最近整個地區的民粹主義政治浪潮。
想要了解歐洲，就不能遺忘東歐的歷史；想突破歐洲共同體的神話，就必須從東歐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