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馬雅人講看嘜：史料會說話，但它說的是真話嗎？

2016 年春天的臺灣，因為憲兵違法扣押民眾手上的一批白色恐怖文件，引起社會一陣嘩然。

隨後胡姓商人拋出一批白色恐怖史料，並宣稱他不信任官方的學術機構，邀請全臺歷史系的學生一起掃描這批史料公開上網。

此舉引起網路上歷史系學生要求尊重專業的聲浪，進而與一般普羅大眾或網友意見相左。究竟歷史系的專業為何？又「史料」是什麼？為什麼檔案要交給「專業」處理？當社會高呼尊重專業的共識下，歷史學乃至人文科學的專業是否被社會大眾所瞭解呢？

首先，「什麼是史料」可能是史學專業研究者與普羅大眾的第一個分歧。

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凡是可以瞭解過去的資料，無論是何種形式都能廣泛的稱作史料。本次事件主角「檔案」無疑也是一種史料。歷史學強調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因此，如何擴大史料範圍與整理、考訂史料就成為史學的基礎方法之一。

在中國近代史學建立的過程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之一、傅斯年就是承襲這樣想法，進而奠定近代史學的基礎。戰後臺灣的史學，基本上就是移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系統，同樣的重視蒐羅史料的重要性。

其次，什麼是歷史學的專業呢？

其實經過近代史學科學化的過程後，歷史學重視證據，「靠證據說話」成為每個歷史系學生、歷史學者至高無上的準則。所謂的歷史學的專業也就是從浩瀚無垠的史料海中，找出過去的事實與真相。

如果我們今天要瞭解一個歷史問題，例如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名單。

很不幸的沒有一本書、史料會列一個名單給你，告訴你：「好吧！這就是你要的名單」。

實際上，每一個名字、每一個受難的過程都需要歷史學者從浩瀚無垠的史料海中「研究」出來。所以，當網路上有人向歷史學者下最後通牒，要求馬上公佈二二八受難者名單時，可以想像在實務上，這是一個多麼讓歷史學者翻桌的要求。

因為，這個大概跟登陸太陽一樣不可能。

接著，那麼史學專業又是怎樣運用在史料上呢？

我的老師一直耳提面命的告訴我們一句話：「不僅人會騙人，史料也會騙人」。

咦～史料為什麼會騙人！相信部份讀者在這會發出疑問。

蓋因史料基於性質與撰寫目的、型態會有作者的意志在其中，作者不一定會「稟筆直書」。例如，馬雅人會故意更動記載中的繼位日期，以便跟宣稱自己跟祖先神聖的關係。

所以，當我們拿到史料後，一定會考證正確性，所謂的考證就是歷史系的專業之一，有一套發展已久的史學方法理論。當我們確認史料中有哪些錯誤訊息後，就可以利用史料來進行歷史研究，回答歷史問題。

簡單地瞭解「史料」與「史學專業」的定義後，回到這次事件網路上討論串，一個相當大的爭論點在於為何這些「史料」（或說檔案）要先由所謂「專業」人士處理呢？為何不馬上公開這批白色恐怖的檔案？

整起事件有兩批史料，在網路世界的討論中，已經被混為一談。

第一份引起爭論的是在政論節目以戲劇性手法移交出去的「白色恐怖檔案」。這批檔案數目不清楚，內容也不清楚，只知道是白色恐怖相關的調查檔案。可得資料也只有幾張販賣用的展示圖片。

第二份則是 2009 年胡姓商人販賣給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二二八保密局檔案。這批檔案以毛筆寫成，目前透過研讀會，由許雪姬老師以及一票戰後臺灣政治史的教授、學者、研究生解讀、整理史料。部份檔案已經解讀完成，並且出版兩本史料集。

當這批檔案戲劇性地在政論節目交給主持人保管時，網路上對於歷史專業研究者的質疑如排山倒海襲來。

其中，最讓歷史專業研究者跳腳的莫過於「全面掃描公開，讓大眾解讀」、「批判許雪姬獨佔史料與詮釋權」。大致呈現臺灣現在人文素養不足，以及對於專業普遍的不尊重。的確讓不少歷史學系的學生老師心寒，同時也宣告胡先生找歷史系學生團體「整理」史料的計畫完全失敗。

一、史料全面掃描的問題：

從「全面掃描公開來看」的訴求來看，輿論認為是公開透明、最好的方法。

所謂掃描公開是了讓全民參與，並且宣稱保衛了人們知的權力。如果我們回到保密局檔案來看，目前出版的《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兩本史料集有原件的掃描。如下面這張圖：

有關非專業方法對於史料的傷害，另有人討論，在這邊不多講。我們面對這批史料時，如同大家看到的，他是一個個的毛筆字，且沒有句讀，同時也沒有固定格式，還帶有許多保密局公文的套語。要「讀懂」這份史料，需要許多相關背景知識，可能 google 也不一定查得到。

所以，這些學者、研究生只是在做造福讀者的事情。

這些都需要專業的歷史知識。

所以，沒有經過專業的訓練，是很難初步的解讀這些史料的。

同時，史料不是每個都完好如初的。

簡牘就要排簡，檔案有時就要拼檔。前後次序的整理、編目、「分類」這些都是問題。尤其分類，這個需要專業的訓練，也是歷史學所謂史識下的產物，這些都是史學專業。

此外，因為今天處理的是史料，最重要的特質就是不可逆性，也就是沒有經過經驗累積、理論研究下，任何的研究與利用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傷害。如此，全面掃描上傳，其實對後面的史料保存層面是不負責任的方式。

而且，今日胡先生不信任可以典藏的研究單位，最後檔案還是要送到檔案局。單純做影像是沒有意義的，原件與資料庫是要密切配合才有意義。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你做了影像庫，沒有原件，到時候你所有東西捐到檔案局，檔案局又一個編碼。整批資料做後續補救媒合相當麻煩，過程之中也會造成史料的散亂。

二、史料詮釋與公開：

另外一個議題是被認為許雪姬團隊獨占史料，獨占史料詮釋權。並指稱如果沒有全面公開，則難以對受難者交待。

誠如第一部份討論的，史料的整理是為了讓史料更容易閱讀，重點在減少讀者在史料閱讀上的障礙，並盡可能透過出版來保存這些原件蘊含的歷史訊息，如何編排與整理出版，也是史學的專業之一。

其實，史料整理團隊並沒有對史料進行詮釋，史料的整理不等於對史料的詮釋。因此，史料整理不存在詮釋權壟斷的問題。

《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作為一本史料集，作品的詮釋與判斷本來就是在讀者手上，作者們總不可能拿槍押著每一個讀者贊同他的看法。相應的，讀者自己的詮釋要是發表出來，也就會受到社會的檢驗。

就像我現在發表這篇文章，也會受到各位網友的檢驗一樣。整理史料後，詮釋權沒有消失，讀者本身就有詮釋權，整理不是史學定義的詮釋或是歷史解釋。

進一步說，對於史料賦予自己的詮釋稱為歷史解釋。對專業人士而言，做歷史解釋需要相當小心，以免做出錯誤的解釋，這也是一種史學專業。

這次面對的檔案中，有許多情治人員不一定真實的指控。例如，蔡丁贊是在鄉里富有盛名的仁醫，但是檔案中被說成魚肉鄉里。張榮宗被指控加入汪精衛政府，但同時間他在日本留學。

這些例子都說明，單純公開這批史料，沒有一定程度的解讀與考證相當危險的，都可能對於家屬造成二度傷害。例如，有人沒有參考其他史料，就貿然說蔡丁贊魚肉鄉里。

這種資料間的相互考證與尋找其中可能的真實，也是史學專業之一。如果我們能透過這些史學專業，將這些詮釋／歷史解釋放在學術的場域理性討論，我想公眾可以得到需要的真相，也比較容易保護家屬的感情，同時符合公民覺醒後一直呼籲的「尊重專業」。

至於呼籲史料公開，也是有些問題。

在保護隱私與維護知的權力兼顧下，公開需要奠基在一定的檔案解讀、整理上。目前絕大多數的二二八相關檔案，大多數都可以公開查詢，這些檔案經過整理，並沒有造成散佚或是破壞，而是靜靜的等待史家與公眾透過他說話。

目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都可以申請調閱檔案。這次受到關注的保密局檔案也可以調閱，另外受難者家屬也可以透過二二八基金會調閱相關檔案。又如國史館出版的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二八辭典，也是瞭解二二八事件必知的檔案相關出版品。

因此，所謂史料沒有公開，本身就是一個假議題。

三、喧嘩之後

我認為經過這次的公眾討論，或許可以讓更多的普羅大眾瞭解歷史學的專業為何，而不在是一句話惹火歷史系中常見的「歷史就是說故事」、「孔子西元幾年出生啊」等等誤會。

同時，我們也更該平心靜氣的討論，究竟我們要怎樣的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公開相關檔案要怎樣在家屬隱私、學術研究、保證正確性三者平衡下進行，以免造成受難者的二度傷害，或是無辜者的名譽損傷。

最後，唯有在完成史料整理後，檔案的詮釋與轉型正義才能進行。而史料的整理，也是一種專業，需要史學工作者為受難者家屬、公眾服務。當完成史料整理，如同德國電影〈竊聽風暴〉的最後一幕──資料公開揭露後，受難者的補償與原諒，這些轉型正義者的最高理想，才能實現。此次事件，或許正是開始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