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登輝的修學旅行與臺灣公路
那是一個飄著濛濛細雨的清晨,天色還未明,三芝小基隆公學校的四年級生們都集合在媽祖廟的大樹下,他們正等待著巴士,這一天將是他們期待許久的、一年大略一次的修學旅行,大夥兒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李登輝也是其中一位撐著傘的孩童,相較於其他孩童,他好像稍微冷靜了一些,他的心情可能也複雜了一些,前一天未能順利向父親申請到購買《兒童百科辭典》的四圓日幣,心中多少有些小遺憾。
巴士來了,小朋友們依序上車,李登輝選了一個靠近老師的前面第二排的位置,等著其他同學坐定位。這時,李登輝身邊的窗戶叩叩地敲著,他抬頭一看,原來是父親撐著傘站在雨中,他搖下車窗,父親拿出了四圓交在李登輝手中,告訴他早上去跟朋友借了些錢,要他就好好到臺北市裡好好參觀,就離開了。等著小朋友都就定位後,巴士也開車了。
李登輝前往臺北參訪的路線,或許並不容易。雖然目前無法找到當時三芝地區巴士經營會社的路線,但就 1942 年統合了臺北近郊的草山循環巴士、天母巴士、大新巴士、新觀巴士、海山巴士而成立的「臺北近郊乘合自動車會社」的路線來看,李登輝的臺北修學旅行需要先從三芝搭車到淡水,再從淡水轉至圓山搭上「臺北市營乘合自動車」的巴士圓山線進入臺北市區。那麼,他這趟旅行將參訪的地方,大概也會是許多當時旅客到臺北的必訪行程,包括:圓山動物園、臺灣神社、臺北驛(臺北車站)等。
雖然在日本時代,大體而言會說是一個以鐵道為主的時代,要到戰後才徹底翻轉成為公路為主的時代。但是在日本時代,臺灣的公路交通系統並未就此毫無發展,反而也是蓬勃興盛,就以 1931 年時的統計,臺灣經營巴士客運的會社高達 168 家、325 條路線、總里程達到 4417 公里。而以當時的自動車(汽車)數量,在全日本各地區來說居於第九名,甚至贏過朝鮮。在臺灣島內來說,在 1930 年代載客數甚至超越了鐵道與輕便軌道的載客數。不過也是在 1930 年代,有許多原本經營輕便鐵道運輸的會社轉以經營乘合自動車,又有許多小型乘合自動車會社不堪虧損而逐步整併,以及 1940 年代因為戰爭需求的整併,而形成戰後客運發展的基礎規模,戰後從鐵道部獨立出來的公路局也就此成為老一輩人共同的回憶。
可以想見日本時代時巴士交通的盛行狀況,也能夠調整我們對於日本時代小學生們修學旅行的想像,或許百年來的情況與我們現在有些相似:一群小朋友,帶著興奮之情搭上巴士,雖然聽著老師的指示坐下了,但跟身旁的同學聊天時滿臉的笑意,早已藏不住他的興奮。但我想,李登輝也許當時臉上的笑意,是對於父親滿滿的愛。
二、遠渡重洋的李登輝
大量的臺灣人聚集在日本東半的神奈川縣浦賀港,因為東京、橫濱、橫須賀等大港口受戰爭影響而毀損,使得到日本做生意、定居的臺灣人、到日本修理飛機的臺灣少年工、或是臺籍日本兵等都聚集在此,等待船隻運送回臺。
陪著李登輝一起待在床上聊天說地的同伴,像是東京大學醫科的何既明,後來的南海文教基金會會長,也是牽線起李登輝與華裔日本作家陳舜臣的人。據說何既明是看到李登輝獨自坐在甲板看書的模樣,而上前聊了聊,就此被李登輝吸引,他們聊了自由戀愛論、臺灣的未來、開書店等等。
這趟從日本東半的神奈川縣浦賀港出發的回鄉旅程,米山丸預計六天五夜可以到,雖比大型船隻冰川丸的四天三夜要慢上一些,但是這趟到基隆港卻花了十多天這才得以靠岸,最主要是船上發現天花患者,因此米山丸被限制停留在基隆外港觀察。這對於會暈船的李登輝來說,相當難熬,但心裡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可能也是他看來憂愁的原因之一。
這時的李登輝的心情,可能與他在 1943 年 9 月搭船從基隆港出發前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留學的心情有很大的不同,當時或許興奮許多,也帶了一點對離家的不捨。當然那時的航線也很不同,根據李登輝自己的描述,他從基隆港出發之後,到了北九州的門司港,這就花了兩週的時間,之後又轉往神戶,這是一條許多臺灣人當時前往日本都會經過的航線,只是比較可惜李登輝並未留下他對於這次搭船體驗的印象,也並未留下這艘船的名稱,無從繼續追索更多的資料。
但是李登輝在 1943 年前往日本,應該還是搭乘著舒適的客船,畢竟他自己也說了當時雖然在戰爭時期,但一路算是風平浪靜地順暢,可見當時客運商船還並未受到戰爭的摧殘。至於搭船的體驗,我們可以參考旅客搭乘當時的豪華客輪「富士丸」的感受,像是 1941 年臺南醫師葉盛吉是這樣描述的:「富士丸在設備和速度上都和來時搭的蓬萊丸有天壤之別,將驪歌「螢之光」演奏完後,船身就像箭一般滑過如鏡的瀨戶內海。⋯⋯船一點也不搖晃,發動機的聲音也聽不見。船很新,油漆的味道不算太重。」
這艘同樣航行在基隆-門司-神戶航線上的富士丸在 1937 年下水,卻短短在 1943 年遭到美軍擊沈。
三、從威權走向民主的交通體驗
在李登輝的印象中,蔣經國是如此回答的:「我不知道交通狀況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我不清楚,因為我坐車都沒有遇到紅燈,全部都是綠燈,所以沒有那個感覺。」
蔣經國的交通體驗反應了威權體制下的總統待遇,若放在現時的社會中,或許有那麼一點難以想像。
對於威權體制時期臺灣的交通記憶,白色恐怖時期的「吉普車」是一個鮮明的象徵,而李登輝也曾經有過這樣的體驗。根據李登輝媳婦張月雲的回憶中,描述在 1969 年李登輝被帶到警備總司令部盤問的那一晚:「一陣刺耳的門鈴聲,穿著睡衣前去應門的爸,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四、五個穿著制服的憲兵,而不遠處的巷口,正停放著一輛軍用吉普車。⋯⋯最後一次談話結束,那位操閩南一帶口音的警總人員,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像你這種人也只有蔣經國敢用你』。」
所幸經過盤問後,李登輝平安獲釋,但是這件事對李登輝的影響很大,他曾經自述:「從前,我七十歲的這一代,夜裡都難以安安穩穩的睡覺,我不願讓後代子孫遭遇此種境遇。」可以想見「軍用吉普車」為象徵,為臺灣人所帶來的恐懼。
至於在臺北市長任內,李登輝想如何解決交通問題?
他曾提出觀察:「當時大眾運輸只有靠公共汽車,以前在上下班時間,光是從城內地區要回到內湖一帶,就得花上一個鐘頭,一些小孩子在等爸爸回吃飯,但是車子卻這麼慢。」因此,他要求公車路線調整,並且推動上、下班時間行駛只停少數站的區間車,以此減少上、下班的通勤時間。其次,他也曾提出部分路段禁行機車,讓機車改走替代道路,讓路面保留給汽車、公車使用,像是交通要道的忠孝西路、中山北路,但這項措施後需因為民眾的強烈反彈而告終。
另外,他也推動排隊運動,期望解決交通的亂象。在一場「愛國自強暨響應排隊禮讓座談會」中,他親自到會中致詞參與,最終會議通過幾項方針:
- 公車停靠時,應儘量停於站牌位置,使排隊候車乘客能依序上車,不致爭先恐後,混亂秩序。
- 發動公車服務員禮勸乘客由前門下車,後門上車,單門者先下後上,排隊候車乘客,務必依序剪票,切實配合。
- 車輛駕駛人應嚴格遵守交通規則及交通標誌,依規定速度行駛,不得任意超車。
- 車輛行經斑馬線或行人穿越道,應減速慢行,禮讓行人優先通過。
- 計程車載客應利用計程車招呼站排隊候客,依序載送,不得爭先搶送,或拒載短程乘客。
- 勸導機車鶯駛人切實遵守交通規則,不搶道,不蛇行,並一律配戴安全帽,以維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