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燈新話》
1442 年三月（明正統七年二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明永樂二年進士）上書皇帝，稱自己對於目前那些「假托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的作品，於市井坊間流傳氾濫的憂心。他特地舉出一部名為《剪燈新話》的怪誕、情色小說作為例證。
這部小說的序言作於 1378 年（明洪武十一年），並且於 1420 年（明永樂十八年）重新刊行。不巧，很可能是因為有國子監學生在讀這部小說，使得李時勉見到該書的抄本，這使他相當不悅，李時勉並未清楚說明這部小說犯忌之處何在，只是含糊指出該書內容的不得體。
令他更為憂心困擾的，看來並不是這部小說本身，而是小說的讀者群，因為他描述說：「至於經生儒士，多捨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在李時勉看來，這絕非受過高等教育的文人學士所應有之舉，他還悲觀的想像，事態如再這樣發展下去，將會產生骨牌連鎖效應：「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
究竟什麼才算是「邪說異端」？而一位學者在被認為偏離「正學」之前，又有什麼樣的門檻限制，能夠對其發揮攔阻作用呢？對此，李時勉沒有詳細的解釋，而我所過目關於十四、十五世紀書籍檢查的奏摺，也同樣語焉不詳。從儒門正宗的嚴肅觀點來看，李時勉想必會覺得自己這番主張其理自明、無須多加解釋；然而正如我在別處地方曾經討論過，儒家思想當中並沒有打壓輕佻、標新立異主張的傳統。
自然，也不是所有的書籍都承載了正道，宋儒程頤曾經針對和他同時代的若干十一世紀著述發出警告，認為不好的作品足以「損道」，浪費時間去讀這些著作，將會荒廢學業；可是，儒家士大夫並沒有因此更進一步，贊同國家應取締這些書籍。倘若閱讀使「道」有損，錯在讀者，而不在書籍；如果讀者的偏差需要被矯正，責任在其師長，而不在國家。
可是，此時某些明代的官員卻想把國家給拉進來，動用國家的資源來追查那些他們認定有問題的書籍。李時勉正是如此，他要求禮部，訓令派駐各省的御史去搜繳《剪燈新話》：「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從兩層意義上來說，李時勉的這項要求顯得極不尋常。
首先，明代並沒有合適的國家監察機制執行這類任務，由於現有體制內欠缺反映、回報此種事項的程序，各省官員們在不能確定自己努力辦理此事是否能獲得回饋、甚或得到朝廷的重視之時，還能夠帶著熱情來執行此項任務，著實讓人懷疑。因此，當皇帝的閣臣將李時勉的奏摺發交禮部討論時，禮部尚書的回覆意見就帶著一種小心和審慎，認為這樣的訓令「切理可行」。但是，這道訓令發出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在現存的史料記載中並沒有交代。
李時勉說「問罪如律」，顯然是要藉由訴諸《大明律》來支持自己奏摺中的建議，不巧的是，《大明律》實際上並沒有圖書檢查的條款。官員們如果一定要懲治《剪燈新話》的持有人或販售者，可以在《大明律》裡找到兩處類似的罪名。
頭一處出現在「禮律」部分，即禁止民眾持有朝廷專用器物，如玄象器物、天文圖讖、歷代帝王圖像、以及金玉符璽等。
該條款十分逗趣的，以朝廷時常出現的循環論證方式，禁止「當禁之書」。這種循環論證說明，如果不是《大明律》的制定者當初有意將這類罪名模糊化，就是更為簡單的表明，該條款的適用性是不言可喻的，因為皇權的神聖與正當性是無論如何都不得冒犯的。既然天象向來總是潛在地與政權合法性相連結（在歐洲也是一樣），任何解讀這些天象的途徑管道，諸如占星器物、天文圖盤等，都在禁止之列。
不過，這種焦慮並未導致律法將「書籍」這一種類列入懷疑的對象，所以也就與李時勉建請檢查書籍的提議產生不了直接關聯。相反地，該條款倒是確保了專屬於皇帝的特別權利，不致於脫離朝廷法令的掌控，而在民間流通。
官員們還可以運用《大明律》中的另一項條款來取締書籍的擁有人與販售者，那就是針對編著或收藏「妖書」的條款。根據《大明律》的解釋，所謂「妖書」，即蠱惑人心的著作。這項罪名在「刑律」當中相當顯眼，被列在第三順位，僅次於「謀反大逆」和「謀叛」之後──這條法律意在將保護皇權的範圍，延伸到創作領域當中，因為創作可能以明文表達，對國家的權威造成威脅。
該條款和前面所述的「禮律」條款不同，它將懲罰的範圍，由因為著作內容觸犯皇權者，擴展到在言論上有威脅君主統治之虞者，特別是那些預言或宣稱即將改朝換代的文字或言論。這項條款還可以進一步延伸，適用於某些並未主張推翻明代統治、但是鼓吹想像中國度的文字或言論，像是民間祕密宗教裡經常提及的千年救度，特別是那些以道教作為標榜的文字著述。
我在《明實錄》的記載中發現時間最早的一起檢查案例，就是這類標榜道教的文字著述。1390 年，有一名開封府民眾向朝廷進呈一千多部名為《九宮太一》、《太一入運》、《太一草算》等的禁書。由於「太一」向來被視為世間萬物的神祕起源，其是預知未來的重要概念，因此有人認為值得向朝廷舉報這類圖書，也就不足為奇。
《明實錄》中並未將這些著作冠上「妖書」之名，也沒有記載皇帝對此事的反應，不過大致上應該是將其歸入律法中這一類範圍。《明實錄》之後在記載不為國家所認可的著作時，最常使用的名詞，正是「妖書」一類。
例如 1481 年（明成化十七年）時，一名廣東民眾，運用其「偶得妖書並印文地圖」，起來「惑眾倡亂」；1498 年（明弘治十一年）時，北直隸一名男子糾眾攻打縣城，行前先「造妖書惑眾」。兩人後來都被處決，不過他們所持有或製造的「妖書」，可能是與之後聚眾公開叛亂的罪行相連，因此才被認定為有罪；倘若他們之後並未公開叛亂，朝廷似乎不會注意到這些「妖書」的存在。
《明實錄》中記載的大部分這類案件摘要，都沒能提供「妖書」的內容，然而在 1578 年（明萬曆六年）時，湖廣出現一部名為《大乾起運錄》的「妖書」，書名就清楚表露反朝廷的意圖，自然也就逃不過遭到鎮壓取締的下場。
回到 1442 年的《剪燈新話》一案，難道李時勉真想將《剪燈新話》這部小品歸入惑眾作亂一類禁書？所有接觸過這部小說的人，都將一概遭到處決？如果和萬曆年間《大乾起運錄》一書內所隱含煽惑叛亂的威脅相比，對《剪燈新話》的處置似乎是太過嚴厲了。
我懷疑無論李時勉認為該作品敗壞道德的程度如何，他都會請求皇帝將其視為「邪書」加以查禁。同樣的，李時勉對此書「惑亂人心」的評斷，以及認為這部小說將會引來道德淪喪骨牌效應的信念，都暗示著誨淫誨邪的作品，日後被歸類於「妖書」一流，此時已經踏出了一小步。
三個世紀後，《大清律》完成了「淫書」與「妖言惑眾」之間的連結。《大清律》幾乎是逐字照錄的沿用了前述《大明律》的兩項條款，而在「妖書」條款之下則附加了新的適用範圍。
在 1740 年（清乾隆五年）修訂版的《大清律》中，又在「妖書」條款下補充了四條章程，指名應受檢查的著作範圍較明代更廣。該補充條款詳細列舉出三種文字形式，應被視作「妖書妖言」，分別是「妄布邪書，書寫張貼，煽惑人心」、「造讖諱妖書妖言」、以及「以鄙俚褻嫚之詞刊刻傳播者」。
如果是在清代，李時勉便可以毫無困難的將《剪燈新話》歸入「妖書妖言」這一類中。他在 1442 年向朝廷呈上的建請，對於將律法中關於「妖書」一類的禁令適用在取締政治、道德方面的違禁作品，在實際上起到了推動作用。
上述《大明律》的兩款條例，都沒有對書籍這種文字刊布形式給予特別關注。這正是我將兩款條例中的「書」字英譯為「著作」（writings），而不譯為「書籍」（books）的原因。（在中文裡，「書」既有著作之意，也可指書籍。）
本朝初年制定律法時，並未意識到日後印刷技術將會威脅帝國的統治。然而，這種不在意的態度，到了明代末季開始發生變化。1609 年（明萬曆三十七年）時，紹興有一位名叫陳應明的男子被控「假印偽敕妖書」，儘管此案的重大關鍵在於陳偽造朝廷敕命，不過「假印」這個奇怪的措辭用語，代表印刷技術問題在此時已經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了。
當 1626 年（明天啟六年）時，十方僧人福本將自己私下收藏的揚州知州劉鐸（1616 年進士）題寫在扇面上的詩句印行出版，當中收入錦衣衛知事歐陽暉作的一首詩，沒想到就因此惹禍上身；南京刑部在審查之後，判定詩中「陰霾國事非」一句犯禁。
在《熹宗實錄》裡關於本案案情的短短三行簡介裡，就有四次提到「圖書」或「製書」等詞。這一情況說明了圖書在市面上流通的可能性，和書籍本身的內容一樣，開始成為讓朝廷感到棘手的問題；同時也表示印刷技術作為圖書檢查的充分條件，在這時已經逐漸顯露頭角。
不過，一直要到 1740 年《大清律》修訂之時，印刷、商業流通等問題才正式躍上檯面。法律細則中明確地舉出「刊刻」（出版者）、「傳播」（散布者）、「坊肆」（販售者）和「刻印」（印刷者）等字眼。當朝廷準備要查禁某一部書籍時，上述與這部書籍相關的人等，就可能會遭到懲處。
法律條文的更動，總是遠遠落後於社會變遷的腳步，甚至還落在法律實踐的後面。對於那些想要動用國家力量取締違禁圖書的人，他們注意到印刷所引來的問題，應該不需要花上四個世紀的時間。當李時勉在奏摺上主張按照《大明律》對那些「印賣及藏習」書籍者「問罪如律」時，顯然已經對商業印刷造成的問題有所認知。
《大明律》的制定者並未提到印書者及販售者，但是李時勉卻提到了，很可能正是由於那部 1420 年版《剪燈新話》帶來的衝擊，促使李時勉尋求以國家力量作為出面介入干涉的適當機構，從國子監學生手中，將這部小說收繳過來。
印刷技術的發達，使得原本不該接觸如《剪燈新話》這樣小說的人們，讀到此類著作的機會大增。除了取締學生手上的這種小說之外，還必須做一件事情，不多不少，就是那件事情。
《焚書》與《藏書》
明代圖書檢查最為知名的事例，莫過於言官張問達彈劾素有爭議的思想家李贄（1527-1602），並導致後者自殺一案；此案經常被後世學者引用，作為明代實施圖書檢查制度的證據。
1644 年之後的學者，經常評論這個案例，他們讚揚張問達的攻擊，認為這是對於明代思想誤入歧途的一次公正審判，同時還將李贄當作是早於他之前即發生的明代道德崩潰之代罪羔羊，而明末的道德淪喪，最終造成國家的土崩瓦解。
在他們看來，李贄的著作有部分已經危害到中國文化的存續命脈，因此禁燬他的著作，並不是濫用國家權力之舉。然而在另一方面，年齡只較李贄略為年輕一些的那個世代，儘管對李贄在北京所遭受到的待遇感到驚駭，卻仍然拒絕向隨之而來的圖書檢查服軟低頭。
李贄在 1570 年代時開始有系統的批判儒家權威思想，當時他是一小群知識分子講學結社當中的成員，這群人以南京為主要活動場所，銳意思索德行以及儒佛合一的可能性。李贄從官場退下來之後，逐漸開始懷疑以外在標準建立內心絕對道德判斷的可能性。在他看來，所謂真理，並不是登載於儒家經典上的那些文字；人唯有透過良知內省，才能夠求得真理。此後，李贄逐漸和之前往來的友人疏遠，並且在 1588 年（明萬曆十六年）落髮為僧。
不過他並未正式出家，而是以儒佛合一的居士身分度過餘生。在一場論戰過後，李贄終究還是被迫離開他位於湖廣北部的暫時棲身處。1602 年（明萬曆三十年）四月，當張問達（卒於 1625年）上書彈劾李贄之時，後者正住在北京近郊（通州）、亦友亦徒的馬經綸（1589 年進士）處。在張問達向李贄提出的諸多指控當中，其中有一項，認為李贄的著作將會對年輕世代造成危害。
從 1590 年起，李贄就勤於將所著的文章、讀書筆記和書信刻印刊行，並且廣為傳播流通，他為這些著作取了兩個頗具煽動性的書名──《焚書》與《藏書》。張問達請求將這些著作如同其書名那樣付之一炬。
李贄在為自己辯護時，承認「罪人著書甚多」，卻辯稱其全部著作「於聖教有益無損。」在氣氛嚴酷肅殺的當時，李贄這番自我辯護，太容易被看成是虛詐的狡辯，我們可以從一位當時人的著作中感受到這種氣氛。屠隆（154-1605）在其於 1600 年出版的《格言集》序言中提到，曾有一位友人提出警告，不要任由自己的著作「遠播通都」。屠隆決定聽從朋友的忠告，表示將著作「姑庋之篋笥」。
可見，兩年之後將李贄掃入監獄的這股圖書檢查寒流，同樣也曾影響他人；不過李、屠兩人仍然敢於公開宣稱自己的著作中有若干具爭議性的內容，從這一點來看，他們並不認為自己的著作會立即成為朝廷禁燬的對象。或許他們如此宣告，並不是有預感朝廷的圖書檢查將要降臨，而是想要表達一種不受俗世所羈絆的思想自主。
朝廷是否真的認為屠隆和李贄的思想很危險？
張問達在彈劾奏章之中，確實曾譴責李贄對儒家經典與孔子的批判和嘲笑，但是張對李贄批判的重點，在於李的行為，尤其是聲稱他和門下一位女弟子有不正當關係。這種人身攻擊是張問達的彈劾背後帶有政治意圖的鐵證。張的這一指控，涉及李贄門下一位身分特殊的弟子，即名臣梅國楨（1583 年進士）孀居之女。當時，梅國楨正與內閣首輔大學士沈一貫（1531-1615）為首的黨派（背後有宦官支持）發生衝突，而沈一貫正是張問達的政治後台。張問達在聽聞李贄準備攻訐沈一貫的傳言後，決定先發制人。
然而傳言並不確實。當時之人都認為李贄只是被犧牲的砲灰，梅國楨才是張問達要攻擊的真正對象。「人未嘗不知此老之不能惑世，未嘗不知此老之不能宣淫」，提供李贄居停的馬經綸，在他自殺之後不久即如此說道：「然今日獨恝然為此事者，其意不在此老也昭昭著也。」
朝廷後來對李贄的判決是暫時處以緩刑，但是責令他將其書籍刻版焚毀。不過判決的詔令留在宮中遲遲未能發下，於是李贄寧可選擇自我了結性命，而不願面臨被押解回鄉的公然羞辱。
歷來對於李贄一案的討論，大多聚焦於李贄思想的實質內容，張問達的彈劾在道德層面是否適切，以及思想衝突所涉及的本質問題。但是學者姜進相當具說服力的論證指出，朝廷之所以迫害李贄，並不是因為他的思想犯忌。李贄的各種主張或許引來不少爭議，不過如果李贄謹慎地遠離京師這一是非之地，通常朝廷不會去注意到他的思想。
姜進因此做出結論，使李贄招禍上身的是他種種離經叛道的「異端行徑」（heteropraxis），非關離經叛道的思想：「正是由於李贄本人現身於京師近郊地區，使得朝廷有了對他採取行動的理由，而不是因為他的著作流傳的緣故。」
這一論斷很有道理，李贄離經叛道的思想，朝廷可以將其視為他個人的誤入歧途，無須動用國家力量加以撲滅；但是我並不認為李贄刊行的著作與他所遭受的指控毫無牽連。試想李贄所撰著作，不但是承載其精神思想的實質載體，同時更是他個人身分的象徵，能夠將李贄的名聲廣泛散布到各地。
張問達就相當重視李贄的著作，特別指出李贄「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譯按：李贄號卓吾）」之事實，以及「流行海內，惑亂人心」的後果。張問達的建議是這些著作「不可不毀」。如果這起書籍檢查的案例實因李贄的行為而起，而非由於思想惹禍，則李贄積極將自己的著作付梓刊行，正也是他的離經叛道行為當中之一環。李贄著作的出版，雖然為他帶來聲譽，但是卻也威脅到某些人的地位，使他們煩惱不安。
儘管張問達請求朝廷銷毀李贄的著作，但是在此後的四十餘年間，人們還是繼續刻印、收藏和流通李贄的作品。若干李贄生前未曾出版的文章，於 1618 年（明萬曆四十六年）集結成冊，而且直接了當的以《續藏書》為名問世。編纂這部作品者不是別人，正是在南京學術界資望頗高的焦竑（1540-1620）。
正如李維楨（1547-1626）在這本書的序言當中所說：「李卓吾先生沒，而其遺書盛傳。」在其序文之末，李維楨甚至還相當大膽的列舉出所有與李贄有關聯的著名人士。七年之後，御史王雅量再次請求禁燬李贄的著作，但這一次矛頭所指還更進一步，除了李贄的著作，更包括流通散布其書籍的商業網絡，要求「不許坊間發賣。」
官方對此事的反應和上次一樣，似乎有些漫不經心，因為就在第二次針對李贄著作的禁令下達十五年後，錢啟忠（1628 年進士）又發起一場募款活動，欲敦聘寧波一家書坊重刻《李卓吾制義》一書，這本書是李贄以所謂的「八股」或「制義」撰寫而成的科舉應試範本集。雖然清代末季時，人們對於八股取士迭有批評，但是在晚明，李贄、錢啟忠，以及當時知識階層的其他人士，包括屠隆在內，卻都不認為「八股」這種文體有何過錯。
朝廷有令禁止李贄著作，錢啟忠對此並非不知，因為在他倡議募款重刻李贄著作時，就曾提到「聞先生被逮時，當事者火其書，一切制義之在版者，以壞文體，並禁。」但是對錢啟忠來說，此種禁令實在無關緊要，並不能改變他閱讀、出版李贄著作的決定。「（衛道人士）甚欲埋其（李贄）名，而不能投其字於水火。」錢啟忠如是欣慰的表示。
事實上，朝廷對李贄著作的禁令，在京師之外廣受鄙視、嘲弄，這反映出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認為此種基於黨爭而起的決策，沒有維護贊成的義務，更遑論因而感到恐懼了。
此事還有其他的象徵意義，無論國家多麼希望將某些書籍從公共領域中移除，只要坊間還繼續刊印這些書籍，而讀者也願意購買，朝廷實際上難以阻止這些書籍的流通。從清代乾隆皇帝留下的豐富「文字獄」史料，就能清楚看出朝廷失去對民間書籍貿易的掌控，已經到了什麼樣的地步。
作者透過原本安靜地躺在史料裡的歷史事件，論述地方社會在地圖繪製、農業生產、出版貿易等方面與國家政令的拉扯，讓我們重新理解明代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