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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史不要自我侷限,大膽而謹慎地對偏見提出反思」──訪談中研院院士王明珂

史志 NTUHistAcad 2019-06-16

訪談時間:2018.12.7

 

文章原載於『史志:臺大歷史系學生會學術部』並節錄於臺大歷史 2019 杜鵑花節手冊上。

王明珂老師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和現任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以游牧民族人類學、民族史和歷史人類學之相關研究見長,對於族群認同、社會記憶等相關研究多有貢獻。


結合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老師的學術研究和現實關懷是「華夏」與「華夏邊緣」的形成與長期互動,以及今日所謂「多元一體中國內的漢族與少數民族」。著作有《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或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與《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等。


王明珂老師受訪照(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生會學術部提供)

王明珂老師的學思歷程

訪談之初,我們想請教出入於學科界線並取得極多成就的老師,當初為何選擇從歷史學研究轉向人類學研究。老師認為,自己其實並無所謂的「轉向」,正因為歷史學在探討對象方面,研究的是過去人類社會,或者人類社會的關係,與任何社會人文學科殊途同歸。而歷史學的本質是一門綜合型學科,更需與各種學科交流對話,因此老師對人類學、經濟人類學和社會學等相關著作都有些涉獵。


老師在讀歷史系時便開始修習人類學、社會學相關的課程,研究所時期也持續閱讀這兩個學科的著作。此外,老師因為想研究上古史,碩士論文做古代的羌族,所以曾到中文系修習甲骨文金文相關課程,以輔助歷史學的研究。傑出的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都會在他們的研究中關注人類的歷史脈絡,老師並以傅柯(Foucault)為例,講述傅柯研究各種人類社會議題時,都是將議題置於歷史脈絡中進行討論的。


華夏邊緣研究

為何選擇研究華夏邊緣民族這樣特別的主題?


老師回憶,起初他以爬梳歷史文獻為主,來完成碩士論文對「羌」的研究;之後到了哈佛大學,當時唯一開設古代相關研究課程的便是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哈佛人類學的課程與相關訓練給了老師相當大的啟發,並改變老師在博士論文中對「羌」的研究取向。


老師提到,其實在碩班研究時,自己已經對「羌」是否為一個民族抱持懷疑,博士論文便是深化對此問題的分析,研究「羌」在中國人心目中作為一個「西方非我族類」的概念,所指涉的空間、人群變化。雖然研究的對象是「羌」,但老師認為自己的博士論文所寫的,並非少數民族的歷史,而是華夏邊緣形成與變遷的歷史──「羌」作為華夏邊緣,隨著歷史變遷,「羌」所指涉的「非我族類」群體也進一步向西邊漂移。


隨著論文的完成,老師也進一步注意到,當時中國西南的確有一群人自稱為「羌族」;然而,若根據自己先前的研究,這樣的認同不應存在,那麼這群人究竟為何如此自稱呢?


帶著這份疑惑,老師動身前往當地了解實情,經過兩三天的踏訪後,答案便呼之欲出了。據當地人轉述,「羌族」這個民族稱號,是外來者給他們的,也是近代他們才知道的。然而,若僅僅滿足於此答案,便無法開拓出更宏闊的視角和問題。經歷人類學訓練薰陶的老師,於是進一步探問:那麼在成為羌族之前,當地人的認同體系如何?什麼樣的歷史記憶支持這樣的族群認同?


由此提問開展出了長達十年的田野調查及口述歷史,試圖了解在近代民族認同進入西南邊緣之前,當地的族群認同,以及當地以什麼樣的「歷史」來建構此認同體系。後來,老師在認識本地以「弟兄祖先歷史心性」來建構的歷史記憶後,開始進一步反身思考,那麼華夏和世界所有主要文明所流行的「英雄祖先歷史」是否也是一種歷史心性下的建構?


老師表示,其實邊疆、邊緣社會就像一面鏡子,我們必須將本地「奇特的」神話與歷史「邏輯化」理解後,再把鏡子照向我們自認為熟悉的歷史,將它「奇特化」,再進而以同樣邏輯深入分析它們。


族群研究之於臺灣

我們再請教老師,對於族群認同和歷史記憶的研究關懷,如何反身思考臺灣的現況或研究?老師回應,對典範歷史建構的反思不僅對臺灣有所啟發,舉世文明社會都是如此。


以老師提到的兩種歷史心性——「弟兄祖先」和「英雄祖先」——為例,羌族村寨人群的歷史建構是為第一種「弟兄祖先」,在這之中,無先來者、無後到者,也沒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然而,反觀當今世界各地人們相信的歷史,卻多是「英雄歷史」,我們置身在英雄歷史內在語境下,討論誰是征服者之裔、誰是被征服者之裔、誰是英雄的嫡傳後代,而誰又是英雄的姻親或庶子之後?


以臺灣社會的主流歷史記憶來說,正是「英雄祖先歷史」:強調鄭成功及其他大陸來臺之英雄祖先功績,來區分征服者(漢系移民)與被征服者(原住民)、區分老居民與新移民。若我們對這樣的典範歷史照單全收,缺乏深刻反思,那麼我們對此歷史造就的社會現實便缺乏反省與批判,就會認為族群之間的畛域是理所當然的。若以學術研究的視角,這些歷史記憶、族群認同其實是被社會建構的,建構歷史記憶背後又蘊含著現實社會的權力關係。


對相關研究的想法──歷史心性與思想史

我們希望老師能分享自己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思考與建議,老師則一一慷慨回覆。關於歷史心性能否應用在思想史研究,老師認為歷史心性與思想史所討論的對象有些差別。思想史研究的對象大多仍屬一個時代或社會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包含社會菁英及他們所承繼、領導或開創的思想潮流。這和當前中文學界所稱的心態史、心性史較注重「常民」有些差別。


老師認為自己所稱的「歷史心性」與思想史、心態史的研究對象皆不同,它指的是一種社會中流行的更基本之「歷史」建構法則,與本地人類生態有關,因而能與人類社會緊密結合。


王明珂老師受訪照(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生會學術部提供)

人文學者的現實關懷──臺灣農村社會調查

針對目前正在進行、由行政院農委會委託中研院進行的「台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我們也向作為計劃主持人的老師請教:計劃與老師對於族群認同的學術研究與關懷是否相關。老師說,計劃本身其實與自己對族群認同的研究沒有太大的關係,反而和《反思史學》提到的人類生態等問題比較有連結。


老師提到過去擔任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時,便非常強調「實務、實學、實作」的學術研究。接下這項計畫,就是認為學問要針對實際社會問題(實務),基於堅實的田野與文獻資料及對它們的分析(實學),最後以研究成果來進行社會實踐(實作)——這調查計劃便是奠基在這樣的精神上。


至於計畫的目標和展望:由於臺灣農村社會有很多問題,老師自承接下此計畫,並不表示有信心能解決臺灣農業與農村所有的問題。而是希望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學者們自問,除了批判外我們對許多社會問題是否能有積極的建議與作為?


因此對於臺灣農村問題,老師希望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同仁們能透過此計劃,由跨學科的「人類生態」角度,建立包括環境、生計、社會、文化且彼此聯結的臺灣農村資料,以及基於此資料對臺灣農村問題有更深入的理解。


王明珂老師給大學生之建議

對於有志從事學術研究,而且有心實踐歷史學、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後進學生,老師也不吝分享自己的心得與思考。歷史學研究過去發生的事件及人類社會、人類學研究當代人類社會。老師指出,若我們探究人們在什麼樣的當代社會環境下,以特定方式記憶與回憶過去,或探究人們如何因特定的過去記憶所產生的行為,而影響當代社會,自然必須打破歷史學與人類學間的藩籬。


用老師自身的研究課題為例,若以人類學當作研究框架,則應採訪當代羌族的經濟生業、環境、社會組織及認同等等;若以歷史學進入此研究,則會採集羌族的口述歷史,以及文獻記載的羌族史。然而,老師在田野研究中關注的則是:羌族在其環境、生業、社會、文化之人類生態情境下如何記憶歷史?也就是「歷史記憶」和「當代社會」間的關係。


譬如,一位羌族追獵鹿到了另一個寨子的邊界,鹿跑進了對方地盤內,他最後選擇進入或不進入別人地盤追鹿,受到了他個人歷史記憶的影響;如果歷史記憶告訴他,這個寨子的祖先與自己所屬的寨子的祖先為弟兄,因此侵入對方的地盤會破壞兄弟感情,所以他止步。


由此可知,「歷史記憶」總是深深鑲嵌在當代社會情境中,決定人們行為模式和認識世界的方式。總結來說,老師認為歷史學系不應自我侷限於一個學門,當我們在不同學科之間游移轉換時,可以看見每個學科都存在不同的偏見,我們應該大膽地對這些偏見提出質疑。


超越文本的視野

文本分析是歷史學系與人類學系學生應該具備的重要能力,老師在《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一書中,對於「文本表徵」與「情境的對應關係」對於文本分析的影響有很重要的觀察,因而訪談中,老師也分別對人類學系、歷史學系的學生提出建議。以人類學而言,過去的研究方法常是前往田野地,紀錄土著的生活,晚上根據記憶獨自書寫田野調查紀錄,返國後再根據自己的田野日誌及記憶完成一本民族誌。


然而老師認為,這樣的方法有很多侷限,因為個人對外在世界的觀察與所獲記憶往往是選擇性的,這些都受到自身文化、社會身份和學科典範知識的影響。


對此老師認為,人類學家若能在田野採錄本地人的口述、寫為文本,並且將文本作為田野所見「社會現象表徵」的參照,彼此連結、相互比較,如此可以避免個人社會文化與學科訓練所帶來的偏見。例如:老師過去作羌族研究時,即會採集本地口述歷史,將口述歷史文本化後,分析其中的符號和結構,再和所見的民族誌資料對照。口述文本自身就有結構、符號,與社會現實結構、符號相對應,因此我們得藉以驗證或修正自己在田野調查中所見、所獲。


此外,對於民族誌的重複檢證也涉及多元田野的比較,要檢驗田野所見表徵與文本的關係,便必須以多點田野的方式來採集民族誌資料與相對應的口述歷史,以此觀察它們之間的相應變化。就如同老師在《反思史學》一書中所作的凹凸鏡比喻,必須將這個凹凸鏡置於不同角度來檢視一鏡下物件,如此我們才能進而了解凹凸鏡自身的特性和此物件的本質。


循著同樣的思考理路,歷史學系的學生也要認知到文本自身具有某種偏見,我們不可能真的知道歷史事實,然而我們卻可以知道文本書寫者的偏見。舉例而言,中國史書書寫傳統中,常出現的「英雄徙邊」的情節模式,如:徐福赴日本、箕子到朝鮮、泰伯奔吳以及楚將莊蹻入滇,這些英雄都被邊疆土著推舉為王。


所謂凹凸鏡的比喻,就是把鏡子移動到不同的地方,鏡面便會映照出不同的面相,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變化邏輯——「英雄徙邊」便是一種文本情節模式,它對應的社會情境模式正是「我族中心主義」的偏見。老師說,這樣的研究,重點不是討論個別歷史事件是否真實,而是從一個個表相中直探底下的本相,去了解這些被記憶書寫的歷史情節之中,隱含的華夏自我中心偏見。


如此偏見獨獨存在於中國歷史脈絡中嗎?實則不然,老師以著名歷史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 ,與斯里蘭卡裔人類學者加納納什(Gananath Obeyesekere) 就夏威夷人和庫克船長之間的互動歷史爭論為例,指出「我族中心主義」的偏見其實也存在於西方的歷史脈絡中。


王明珂老師受訪照(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生會學術部提供)

構築知識的網絡

當我們請教對於課外閱讀與學術嘗試的建議,老師認為就人類學而言,即是多閱讀相關的民族誌書寫,少讀理論性的著作。因為理論終究是奠基於過去學者對人類社會的分析與討論,並由複雜的社會現象抽繹出來,對於我們思考、認識複雜社會有一定的幫助。


理論只是思想導引,我們最終要了解的是人類複雜社會,而非理論,況且「理論取向」經常讓我們的視野變得狹隘。廣泛閱讀民族誌以瞭解社會的方方面面,藉由時間的沉積,形成一套自己的知識網絡,任何理論和案例都能置放在網絡上得到驗證和啟發。就好像一張蜘蛛網,網眼太大,書的內容都會滲漏而出;若網絡夠密,一點小現象都能造成整張網的震動。老師並提醒道,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終究是要面對現實而非理論問題。


以老師自身在美國念書的經驗來說,當學生於課堂上引用了一個理論,授課老師便會請學生試舉一例說明,學生若舉不出來,就會知道自己對這項理論還不夠理解。


歷史學作為綜合性質的學科,老師則建議要廣泛閱讀各種社會科學的相關著作,如社會學、人類學和心理學都是歷史系學生要旁及的學門,只要閱讀面夠廣泛,就不容易被自己的學科綁架;文獻的閱讀也很重要,要將它們視為一個個社會表徵來閱讀。老師也提到多語學習的重要性,學生趁著年輕時多學習不同語言,就能接觸更多元的資料。此外,單一語言所蘊含的多元性也是相當重要的。


研究道路與現實關懷

談到未來研究路上的選擇,老師強調,應該跟隨議題開展出自己的視野與道路。若一個問題可以讓研究者作為終生探尋的對象,這樣的議題便不單純是歷史性的問題,而是面向現實社會的問題;跟著問題的思考理路走,而非執著於理論,研究便可以繼續不斷被深化,以及觸及更多問題。


至於對學術之外的活動投入有何建議?


老師則認為對人文社會學者來說,關照現實是必要的,而在投入現實的同時,作為學者也應當謙虛地反躬自問,自己所關注的面向夠不夠全面?視角有否受到個人社會位置與學科偏見的影響?


在此,老師引用布迪厄(Bourdieu) 的「反思社會學」(Reflexive Sociology)理論中所指出的一些研究偏見,例如:缺乏對自身身分的反思,如階級、性別和族群等;又如被自身的學科基本法則所框限。實際上,這兩點與前述人類學的田野侷限富有異曲同工之處,可見脫離學科的束縛、面向歷史真實或社會真實,始終是老師的重要關懷。


王明珂老師與訪談人之合照(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生會學術部提供)

王明珂老師給高中生之建議

訪談幾近尾聲之際,我們也詢問老師對於想就讀歷史學系的高中生有何建議,認為他們應該有怎樣的準備與特質?


老師認為若在高中求學階段游刃有餘、時間充裕的話,可以多閱讀小說等課外書籍。考量到歷史書籍往往帶有一些偏見,高中生倒未必要讀許多歷史類的書,因為閱讀時不免會受其影響。對於想選擇歷史學系的學生,老師則建議要將眼界放寬,不要侷限在自己學科中,多關注其它人文社會學科的相關知識,將來自己走的道路也會寬廣許多。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生會學術部成員)

 

文章資訊
撰稿人 黃子晏、王威
訪談人 黃子晏、王威、張存一、高于鈜
刊登專欄 史志 NTUHistAcad
刊登日期 2019-06-16

文章分類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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