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南國現場】你以為清國很懂臺灣嗎？150年前的報紙這樣報牡丹社事件

＊（Disclaimer：本文所出現「生番」、「熟番」、「番人」、「番社」等詞，皆為特定時代用法，當今已正名為「原住民族（群）」。以示尊重，合先敘明。）

過往學界對於發生在 1874 年 5 月到 12 月間的牡丹社事件始末，乃至原住民族群、清國、明治政府與西方列強之間的軍事或外交上的攻防折衝，已有相當充分的討論與研究。然而，除了從官方的角度來認識這事件外，當時清國民眾又是如何認識這起事件，並藉此形成對臺島的初步印象呢？當時，方興未艾的近代報紙媒體，提供了絕佳的管道與平台。

以創刊於 1872 年的《申報》為例，該報在事件發生期間高度關注並投入報導，甚至比清朝官方更加敏銳地預測到日本政府出兵的動態。在牡丹社事件期間，除了創下中國報紙首次進行戰爭報導的紀錄，以及開啟特派記者採訪的開端外，更有至少長達 40 天以此事件為頭條，並且累積超過 150 則相關報導；同時，《申報》的日銷量也從發行初期不到 600 份，到牡丹社事件後已高達近 5000 份之多。

究竟，在這蔥鬱的歷史叢林裡，還有什麼樣的真相至今依然神秘？

重返南國的路上，又將開啟什麼樣的全新想像？回顧這 150 年的歷史，我們又該如何面對當代的歷史問題？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翻開距今 150 年前的上海《申報》，來看看當時中國的報紙媒體與平民閱眾，究竟如何認識這起事件？又如何看待這起件事的發展？他們所關心的事務是什麼？從中所匯集起來的輿論觀點又是什麼？

對原住民族群的描繪：從八瑤灣說起

如同大多數人所知，日軍出兵攻臺的遠因及藉口，是 1871 年 11 月 6 日琉球宮古島貢船遇風難漂至八瑤灣，船員獲收留後卻因故被在地原住民族群追殺，最後全船 69 人中僅 12 人生還的「八瑤灣事件」。儘管八瑤灣事件發生時，《申報》尚未創刊，但隨著事件告一段落，1872 年 4 月 24 日，《申報》也轉錄了閩浙總督文煜及福建巡撫王凱泰對事件經過及處理的奏摺。

刊載奏摺內容一個月後，《申報》首次針對這起不幸的事件發表評論。除對此事深感遺憾、對相關地方官憲督撫辦事態度表示肯定之外，也首見對「生番」習性的「介紹」，以及往後處理類似問題的建議：「生番所居地方，多築於林樹之巔，莫可得其蹤；其行動敏捷如鳥，來往林澗穿梭自如。由於久居王化之外，無法用情理相喻」，加上本身擁有荷蘭人所遺留威力強大的火器，「各時常滋事擾民。」即便「熟番」也對他們相當畏懼，是故「失風之船，未有不為其食肉寢皮者。」文章強烈批評此種作為簡直是「無禮義、無知識，去禽器不遠也」，並由此建議當朝者若要有效治本，可「縱火焚林，並以千百尊大砲環攻盡殺，庶乎其甚害可除也。」

從以上內容我們可以見到，當中國民眾對臺灣原住民幾無所知，認為其行止殊為駭人的同時，其所提出的對策也同樣相當駭人。

島嶼特派員：追尋事件第一手消息的《申報》

時間快轉到 1874 年日本出兵前夕。以通商口岸上海為根據地的《申報》，創刊以來即大量編譯、刊登由往來各國船隻所攜至的英、日文報紙新聞；相比之下，終其牡丹社事件期間，清朝官文書仍採用傳統驛遞制度。因此，《申報》所獲悉、刊登的新聞，甚至經常比清廷官方更為快速。舉例而言，出兵消息最初見於《申報》是 1874 年 4 月 14 日，該報導中提及日本政府於 4 月 1 日正式發出檄文下令出兵征討，與臺灣島上之土人「誓戰報仇」。[1]

4 月 4 日，日本征臺機構正式成立，西鄉從道率領艦隊啟航離開東京，先往長崎集結。此時的清朝官方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恭親王直到 4 月 18 日才第一次獲悉日本已然出兵，還是由英國公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致函告知的；而當恭親王緊急行文有關地方官憲，試圖確認消息實情，閩浙總督李鶴年竟然尚未獲悉。等到各大臣督撫核實函覆、恭親王正式上奏朝廷讓同治皇帝聞知此事時，已是 5 月 14 日。這段期間，日軍艦隊不但已由長崎出發、中間停泊廈門整補，先遣隊更早於 5 月 7 日即在射寮登陸了。

 

等到確定日軍登陸臺灣南境，且已有日軍與原住民族群雙方衝突發生，沿海口岸的各家報社皆相當重視事態發展，《申報》更首創調遣特派員赴臺進行實地採訪，以期傳回更加詳實的資訊：

當朝廷與民間眾人的目光總算開始聚焦南臺灣，我們從報導中又看到了什麼？

首先，從事件爆發之初《申報》的報導點評中，我們可以發現報紙行文收斂節制，並不煽動主戰──雖然要求朝廷不該「畏難苟安」，但也僅呼籲日本如為生番而來，那麼「懲辦已畢，然後速行退兵是也」。否則若據地挑起兩國兵端，則「耗帑傷民，禍莫大焉」。[3]

至於報紙又是怎樣描寫臺灣地方居民對事變發生的態度呢？一開始，典型的報導大抵是一些富有的紳商倉皇內渡廈門，接下來卻驚訝地發現：日軍登陸時竟然有當地百姓給予協助！怎麼會這樣呢？報導想出了一個合理的解釋──他們對原住民的殺掠不滿，因此想利用日本人驅逐之。

不止如此，「東兵抵瑯嶠時，土人（按：指當地居民）甚為和睦，甘將地約萬畝售與東兵以為屯營。」[4] 至於看似被各方認為是事件始作俑者的「生番」各社呢？如今則成為日、清雙方所極力攏絡的對象。[5]

從以上《申報》刊載的文章中，我們所看到的似乎並非什麼國仇家恨、大義凜然的在地民眾，而更像是內部充滿種種矛盾與利益、或許也更貼近真實的紛雜景況。一幅豐富立體的島嶼戰事群像，由此躍然讀者案前。

從食肉寢皮到亦有人心：對「生番」的認識變遷

當時中國人民多認定這起事件乃由「生番」所引發，所以當民眾開始對這座孤懸海外的神祕島嶼感到好奇時，報紙因應讀者的需求，理所當然便從番人的介紹出發。從 1874 年 5 月 9 日起，《申報》開始轉載王韜於香港創辦的《循環日報》刊登之〈臺灣土番考〉上、中、下三篇文章；同年 5 月 27 日起更開始連載〈臺灣番社風俗考〉一到十四則。雖然這些內容大多只取材自傳統方志，但刊載於大眾媒體上使眾人遍覽，至少也算是從「毫無認識」到「某種認識」的普及過程。

說到《申報》關於臺灣印象最早的報導，其實是由一則對玉山的美麗傳說開始的：「萬山中，獨高遠；望如積雪。遍山皆美玉。」可惜只因生番兇悍所以無人敢近。[6] 順著這樣的印象，《申報》認為臺島「田壤沃厚、水土溫和；且地藏五金，已稱於世。厥後實為中國轄下之要省」[7]，而且「地輿雖屬孤懸海外，而沃野千里，戶多蓋藏，財用豐盈逾於內地。」[8] 稍嫌誇大的說法則變成：「臺灣地土膏腴，田水由大山出，雖旱不涸；故一歲三熟，一年耕可有三年之食，為內地十八省所無：宜倭寇之垂涎也。」[9]

從上述報導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期比起所謂東南屏障的戰略地位，民間更為重視臺灣的開發價值。報導認為，生番地方的生產力不但與平地不相上下，加上他們又沒有漢人的風水之說，因此既不會出現自強運動期間各地阻撓伐木、開礦等行為，又不會跟當時回亂正殷的西北地區一樣，面臨難以駕馭而需常駐大軍的負擔。[10]

有趣的是，如此強調番人特色與有待開發的豐饒資源的論述，反倒更加深了一種「他者化」或「非內地化」的色彩，以致於臺灣在這樣的觀點下，似乎成了一處可供進行政策實驗的理想「特區」。舉例來說，中日兩國簽約撤兵不久後，隔年（1875）春天隨即爆發獅頭社事件，清軍將領王開俊中伏身亡。消息傳出後，《申報》主筆於報導中附議贊同一位御史所奏，認為不如乾脆將臺灣租予洋人開礦，而臺灣地位則可比照上海租界一般。[11]

在由一系列零星衝突引發首次較大規模戰役之後，《申報》認為日軍雖然「甲兵犀利、槍砲精良，而於萬山之中，實亦無所施其長技。以故勝負之數，誠未易知也。」相較之下，倒是很擔心原住民族居住地所蘊藏的那些寶藏，會因日軍入侵而破壞殆盡：「聞生番內地多產堅金美玉，只以生番蠢然如鹿豕，不知開掘；所以寶藏雖多，猶未宣洩。使日人處此，其必大有作為矣。」[12]

另一則報導，看似雖只是一件詼諧調侃的趣聞軼事，卻也隱然呈現出傳統中國對日本人的族群印象及天下觀點。內容講述日人因不耐南臺灣夏季溼熱氣候，常在此區裸身遊走，不僅令混居此處的華民跟熟番住民婦女頗為尷尬難堪，希望西鄉從道能約束屬下行為，就連「生番中人，聞亦有所礙目」。記者對此謂：「東人既欲率師出境，僅往臺灣番地，是亦宜先行改此積習也；何必去父母之邦，徒為上國所竊笑哉！」[13]

隨著瑯嶠下十八社之中的十六社表示友好，而牡丹社及高士佛社戰士被擊潰遁入深山、部落社屋被焚毀後，亦派代表出面表示投降，日本的軍事行動於 7 月前已大致告一段落。從此，直到清、日雙方簽訂《中日北京專約》並在 12 月初完成撤兵移交之前，長達半年期間局勢趨於停滯，未再發生戰事。對於善後事宜，除了各方報紙仍爭論不休、條約中清國應給付日本「撫恤金」所衍生的琉球所屬問題，以及期望朝廷重視內政改革與國力提升，我們也可以看到部分對於臺灣番人地方開發與生活改善的倡議。

在日軍全數撤離後，清廷當局首要進行的任務之一，無疑便是對生番的安撫問題。對此，《申報》在 1875 年 3 月 20 日發表了一篇評論，指責清軍於獅頭社事件的剿撫過程中，對比先前侵臺日軍相對嚴明的紀律與友善的態度獲得番人敬重，清軍不但未盡基本的人道義務與對待，反倒恣意遂行報復嗜殺：

鄰近卻陌生的南國印象

牡丹社事件的發生，使得許多中國民眾透過方興未艾的報紙媒體開始認識臺灣。

透過這些報導，一些刻板印象因循如故，而另一些謠言傳說則得以破除；人們看到了野蠻「凶番」的異質形象鮮明，但也看到內部存在種種紛爭矛盾的漢人各族群；人們看到了一處蠻荒與瘴癘之地，但也看到了一座充滿豐富資源與改革實驗契機的島嶼。

至於牡丹社事件對於媒體的影響，我們也能發現，牡丹社事件標誌著清朝政府對新興報紙媒體的認識與態度變遷。在事件期間，由於《申報》「獨家披露」了清朝官員的相關奏摺等公文書刊出，引發清朝政府極大不滿，不僅下令內部徹查，亟欲追究此事，沈葆楨更因此事自請處分；甚至直到條約簽訂、日軍撤臺後，都還在企圖追捕洩密者。然而，等到後來中法戰爭時，登載公文書成為各方報紙的普遍做法，卻已不見朝廷追究。

從此直到清末，我們開始見到民間輿論對朝廷所形成的壓力逐漸增加。儘管影響此一現象的因素甚多，但若僅就技術層面而言，在資訊傳遞和輿論凝聚的速度與廣度上，《申報》等一干中文商業大眾媒體在中國主要城市地區的草創與流行，確實與之不無關係，或許部分也正因此才得以可能。而無論報紙形式與內容變遷，報紙和官方關係的轉變，乃至民間和/戰態度與族群印象的建構，箇中的交互關係及對日後政治社會之影響，也相當值得今日的我們重新思考。

誠然，當我們談論媒體對原住民族群印象的再現時，難以只憑一家發行量僅數千份的報紙便驟下斷定，聲稱廣大中國群眾對於臺灣的族群印象，皆受其影響並與之一致。但無庸置疑的是，《申報》對於島嶼南國的介紹及報導，不論在數量上影響有多龐大，至少在晚清中國民眾對臺灣印象的建構過程中，提供了一種不同以往的認識與理解。

[1]〈東洋來報〉，《申報》， 1874 年 4 月 14 日。

[2]〈臺灣近勢〉，《申報》，1874年7月3日。

[3]〈譯東洋中華兩國近事〉，《申報》，1874 年 5 月 8 日。

[4]〈臺灣友人郵傳〉，《申報》，1874 年 6 月 30 日。

[5]〈西人自打狗來函〉，《申報》，1874 年 7 月 18 日。

[6]〈記玉山奇石〉，《申報》，1872 年 11 月 22 日。

[7]〈再論東洋進征臺灣摺〉，《申報》，1874 年 4 月 23 日。

[8]〈聞沈欽使將往臺灣論〉，《申報》，1874 年 5 月 28 日。

[9]〈臺灣風景〉，《申報》，1874 年 10 月 13 日。

[10]〈與友人論臺灣善後事宜〉，《申報》，1874 年 11 月 12 日。

[11]〈論臺灣事〉，《申報》，1875 年 3 月 20 日。

[12]〈臺灣近信〉，《申報》，1874 年 6 月16 日。

[13]〈東人笑談〉，《申報》，1874 年 8 月 15 日。

[14]〈論臺灣事〉，《申報》，1875 年 3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