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初代直木賞臺灣作家：陳舜臣、邱永漢

臺裔作家王震緒獲得了象徵日本文壇最高榮譽的直木賞，這個新聞引起了廣泛矚目。主流媒體很快給他奉上了「臺灣之光」的封號，而許多報導都不約而同地提到：王震緒是歷史上第三個拿到直木賞的臺灣人。

且不說「臺灣人」這樣的概括到底準不準確，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在王震緒以外，你聽過另外兩位直木賞得主──邱永漢、陳舜臣的名字嗎？

一、

陳舜臣比較知名一點，這是因為他的小說，特別是歷史小說，產量實在是太豐碩了。臺灣的遠流出版社曾在 1990 年代大量譯介他的作品，常逛書店的朋友，多少會對他的名字有點印象。

不過，陳舜臣的著作被引進臺灣，已經是他成名幾十年後的事情。這段期間，他多如繁星的作品與獎項，早在日本文學界樹立了崇高地位，其威望直可與「国民作家」司馬遼太郎相頡頏。不要說臺灣，放眼華人世界，在日本文壇能達到這種成就與高度的，也就一個陳舜臣。

雖然這麼比較有些失禮，但是，如果王震緒甫得獎的作品被媒體評價為「臺灣之光」，那麼今年初剛剛過世的陳舜臣，他數十年來積累的文學成就，根本應該是超級閃耀的萬丈光芒，亮到臺灣人睜不開眼才對。

然而，我們除了知道陳舜臣是個出身臺灣的小說家以外，對這位作家還有什麼額外的了解嗎？

通常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呢？

陳舜臣的故事暫且擺在一旁，來談談更早一點的直木賞得主邱永漢。

我們如果在圖書館搜尋這個名字，會找到一大堆跟賺錢有關的書名，這是因為邱永漢拿到直木賞以後寫起了財經專欄，其後又迅速地投資股票跟物業致富，進而被日本人捧成了「賺錢之神」（金儲けの神様），以「賺錢」為題的相關著作跟著瘋狂出版。

搞到最後，大家都不太記得他的小說曾得過大獎，一提到邱永漢這個名字，就是「賺錢」。

邱永漢在 1970 年代給蔣經國政府邀請回臺灣來做投資，那時候中華民國剛跟美國斷交，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局勢實在是風雨飄搖。如果邱永漢這種大咖帶著資金回來大動作投資，對島內的民心穩定多少有些幫助。於是在小蔣的延請之下，他老兄又回到這座島上，搞起了事業。

頗有趣的是：邱永漢後來的投資，我們可能都相當熟悉。如果你喜歡逛大創百貨，這個著名的 39 元商場是他引進臺灣的。如果你時常關心投資理財訊息，《財訊》雜誌是他辦的。如果你生活在臺北，南京西路、中山北路口的「永漢大樓」就是他蓋的，那個綠色招牌的「永漢日語」當然也是他經營的──

ㄟ等等，我們現在在討論的，不是一個直木賞得主、一個超強的文學家嗎？雖然幾十年前直木賞的地位還沒有現在這般崇高，但也不是容易的事。

我們看邱永漢前後幾屆的直木賞，好歹是柴田鍊三郎、山崎豐子這種等級的大咖，照理來講，當年的國民黨把邱永漢找回臺灣，就算沒有擺到大學裡面去教書，理當也要捧捧他的文學成就才對。

可是現在的我們，怎麼連這位最早的臺裔直木賞得主寫了什麼東西，都一無所知咧？

二、

原因超級簡單的，因為邱永漢最早開始創作的小說，都與二二八事件之後臺灣的政治迫害有關。而他自己當年會離開臺灣，也是因為二二八。

1945 年二戰結束以後，邱永漢跟許多從日本返臺的知識份子一樣，都很高興地認為故鄉將要脫離殖民地統治了──「但事實上從大陸來了一批比日本時代更惡劣腐敗的官吏，是歷史上罕見的無恥貪汙官吏。」

就像許多同時代的臺灣人一樣，陳儀政府的種種劫收行徑，都讓邱永漢感到失望。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更是讓他燃起了滿腔怒火，毅然投身臺獨運動。

隔年，邱永漢因為參與了廖文毅等人發起的聯合國請願運動，臺灣沒法再待下去，只能逃亡香港，輾轉再赴日本。而這段流亡經歷，成了他日後重要的創作素材。

邱永漢早期的小說幾乎都圍繞著上述歷史，他拿到直木賞的《香港》，主角是一個被迫從臺灣出逃的政治受難者。早先的《偷渡者手記》與《檢察官》，寫的則是在二二八事件當中遭受迫害的王育霖。另一部獲得直木賞提名的《濁水溪》，批判國民黨的暴政，同樣不遺餘力。

戒嚴的年代，這些作品根本不可能被引介回臺灣。實際上，根據邱永漢自傳的說法：1955 年《香港》獲得直木賞的時候，中央社派駐東京的記者，同樣在第一時間的報導裡面，把他的得獎作品捧成了祖國之光──但是，這個記者很快便丟了飯碗，因為他壓根兒沒發現邱永漢在那本小說裡面，是怎麼批評國民黨政府的。

1970 年代，邱永漢選擇跟蔣經國政府妥協，放棄原本堅持的臺獨路線，以實業家與投資者的身分回到臺灣。按照那時的政治氣氛，各家媒體自然以「反共義士來歸」為題，針對邱永漢的返國大作宣傳文章。好笑的是，報紙在介紹他過往的文學成就時，根本只能亂掰。中國時報甚至把《香港》說成是邱永漢的「鄉土文藝代表作」──當然，那時的政府無論如何不會輕易讓老百姓讀到這本書，要怎麼瞎扯也只能隨他的便。

就這樣，邱永漢所寫的那些小說，大致要在 1980 年前後，才得以出現在臺灣的書籍市場（而且還是他自己開出版社去印的）。但這個時候，根本已經沒有人記得他的文學成就。

小說家鍾肇政曾經評論邱永漢如何成為臺灣文學史上的「漏網之魚」，這尾大魚一直被遺漏到現在，不要說相關的學術論著幾乎闕如，我們現在要找邱永漢的一些文學作品，甚至只能上拍賣網站去找絕版的二手書──回到這篇文章一開始的問題：

如果拿到直木賞的臺裔作家應當被視為「臺灣之光」，請問我們現在是怎麼紀錄、記憶、紀念邱永漢的文學成就的？哪一個重視自身文化底蘊的國家，會如此遺忘屬於他們的文學家？

三、

相較於邱永漢的鮮明表態，陳舜臣對於現實政治的態度則始終內斂。他早期的推理小說基本上不正面觸及這個問題，後來的歷史著作也多半專注在歷史本身。 相較於邱永漢的鮮明表態，陳舜臣對於現實政治的態度則始終內斂。然而，避談不代表無涉，相反的，二十世紀中葉東亞的政治局勢變遷，曾經深刻地影響他的人生。

生長於戰前日本的陳舜臣，很早就體會到身為殖民地人民的被歧視感。戰後返臺之際，他所期待回歸的美好中國，又在二二八事件當中徹底破滅。此後，陳舜臣轉赴日本，在神戶長期定居，卻也深知自己不可能徹底地成為日本人。

所有這些與周圍環境扞格矛盾的生命經驗，都對陳舜臣的創作影響至鉅，他在許多場合都談到了自己對於身分認同的不安感，而他後來許多小說的主角，也都與其命運相仿，不斷地在故事裡面尋找安身立命的歸屬場所。

1949 年陳舜臣赴日以後，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因為戒嚴與白色恐怖所造成的政治緊張，他有整整四十年不曾返臺。不過，由於作品內容比較不那麼敏感，1960 年代，陳舜臣的小說（包括 1969 年獲得直木賞的《青玉獅子香爐》）也曾在臺灣的報紙上被翻譯、連載。

1972年臺日斷交、中日建交，許多日本的華人都面臨身分上的選擇。實際來說，就是要拿哪一個政府發給的護照。而陳舜臣因為小說取材的方便，選擇了中國國籍。大概因為這樣的緣故，有關他的消息再度在報紙上頭消失了好一陣子。

等到 1990 年，臺灣的民主自由風氣大開，陳舜臣再無顧慮，終於踏上故土。大致從那時開始，陳舜臣的名字才漸漸地在臺灣為人所知，他的小說自此也才大量地出現在出版市場。遺憾的是，這時候的臺灣人，已然錯過了這位一代文豪的全盛時期。

以我們今天對於「臺灣之光」的標準來看，要是誰能夠像陳舜臣一樣在日本橫掃各大文學獎項、達成推理小說界三冠王的空前成就，這個人的一舉一動，早該攻佔各大媒體的新聞版面，粉絲數量也包管泛舟哥看不到車尾燈。

可是現在，我們大多數人對於陳舜臣的認識，就只是一個多產的歷史作家。再熟悉一點的，知道他也寫過一些推理小說，得過幾個獎──這真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事情。

寫到這裡，請容我再一次地重複這個問題：如果得到直木賞的臺裔作家應當被視為臺灣的榮耀，那麼在日本獲獎無數的陳舜臣，又是怎麼被我們紀錄、記憶、紀念的呢？

四、

寫邱永漢與陳舜臣，不是為了講早期的國民黨政府多壞多糟糕，這兩位未能在臺灣綻放光芒的文學家，若只能給歷史做這樣的補註，未免可惜。實際上，這兩個故事裡面真正應該被看見的事情，更深刻地關係著我們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

邱永漢與陳舜臣的被遺忘，首先體現了戒嚴時期的政治緊張，並不只是教科書上遙遠的歷史陳述。相反的，它切實地影響著現在的你對於過去的記憶與認知，它曾經選擇性地告訴你什麼，也不告訴你什麼。

舉個例子：同樣是在日本獲得傑出成就的華人，為什麼是（與臺灣本地的歷史聯繫相對薄弱的──而當然，我同樣尊敬其成就的）王貞治而非陳舜臣，在 1960 年代之後的臺灣家喻戶曉，並且會出現在我們小時候普遍熟悉的那套偉人傳記當中？是什麼東西進入了我們的集體記憶，將國家榮耀的聚光燈打向了被認可的對象，同時也晦暗了那些同樣應當被記住的人群？

若撇開過去不談，今天的我們，也仍無時不刻地尋找、塑造所謂的「臺灣之光」。可是，誰真正在乎過這個封號的意義是什麼？

讓我說得更直白一點：如果王震緒與他的《流》應該被臺灣人分享為共同的榮耀，那麼，在直木賞的新聞過了將近兩個禮拜之後，除了浮面的簡單報導，我們又看到幾家臺灣媒體，曾經深刻地介紹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他的人生？

實際上這兩周以來，我所讀到的第一篇有關《流》的中文書介，來自於中國的《澎湃》；第一篇真正具有質量的王震緒專訪，來自於香港的《亞洲週刊》。反過來在臺灣，其實完全沒有任何跡象可以說明：我們的確是用上了「臺灣之光」的相應規格，來對這位作家的文學成就表示尊重。

這種現象，或也體現了我們社會對待「臺灣之光」的標準作業流程──幫著他高舉獎盃，幾天後迅速遺忘。你知道：如果我們現在去搜尋 Google 新聞，僅僅是今年七月，就可以找到上百個被媒體加冕為「臺灣之光」的個人或組織。

這座島嶼在無數輝煌功業的映照下，一年到頭簡直明亮到不行。然而，所有這些光亮，絕大部分都只在某天的新聞版面短暫閃爍，旋即黯然退場。可怪的是：我們究竟為了什麼，要日以繼夜地製造這些迅速逝去的流星？所謂的「臺灣之光」，難道只是為了要給人們提供國慶煙火式的片刻高潮嗎？

臺灣過去長期忽視了邱永漢與陳舜臣，這或許可以歸咎於前述的歷史因素。但現在看來，人們同樣不打算要記住王震緒。照這樣下去，等到下一個臺裔的直木賞作家出現時，媒體仍會將之讚揚為國人的驕傲，然後再給前頭的三位得獎者點點名，結論就是臺灣人好棒棒。

果真如此，我還寧願大家省點力氣，少去搬弄那塊「臺灣之光」的廉價匾額。胡亂地贈予這種封號，只圖一種奇怪的自我滿足，這樣轉瞬即逝的「臺灣之光」，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我們真的把這些人的成就看作值得分享的榮耀，就該認真地搞清楚臺灣在他們的生命歷程當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而實際上，無論是邱永漢、陳舜臣還是王震緒，二十世紀中葉的臺灣及其歷史，都曾深刻地影響這三位文學家的創作與人生。當邱永漢在寫二二八受難者、以及《濁水溪》裡的「我」的時候，他的小說素材，就是取汲於他在這塊土地上的生活經驗。另一方面，王震緒與陳舜臣的創作，同樣深受他們自身的認同危機所影響，那樣的危機根植於歷史，而臺灣也曾參與了這兩位作家的飄泊，參與在兩人對於自我歸屬的焦慮當中。

臺灣對於他們具有特殊意義，對於生活在這裡的我們也是──這種土地與歷史的共同連結，才是人們能夠同理其生命脈絡、進而分享其光榮成就的根本原因。遺憾的是，在我們過去的歷史裡面，有多少值得紀錄、記憶、紀念的人物，曾被集體地遺忘？而今天，又有多少「臺灣之光」的人生歷程，曾被仔細地追索、仔細地探問？

不要再跟人家裝熟了。都說臺灣的國球就是贏球，臺灣之光就是到處沾光，這兩句玩笑話說得刻薄，但恐怕也點出了一些不中聽的事實。說到底，如果我們真的這麼重視直木賞，就該認真地去找回邱永漢與陳舜臣，認真地去閱讀王震緒。也唯有如此，每一個「臺灣之光」，才可能在這座島嶼上發生積極的意義，真正地在我們心中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