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年底的政大校園內,總是能聽見此起彼落的發聲練習與四部合唱的悠揚歌聲。這是大一新鮮人甫入學的第一個大型校級活動,已歷經半世紀,舉辦超過五十次。
近年來由於校歌歌詞爭議,部分政大人選擇在文化盃比賽時,以「略過」特定歌詞,或是「罷唱校歌」等方式表達訴求,引來「泛政治化」的批評。不過,最早文化盃之所以會舉辦,事實上就是一件充滿濃厚「政治」味的事情呢。
起源很「政治」的文化盃
這可得從兩岸爭奪「中華文化」法統道統權的一九六、七〇年代開始說起了。那時海峽右岸的「自由中國」,也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因國際社會對其作為「中國」唯一代表之認同度逐年降低,國內也出現接受「兩個中國」,甚至「臺灣人民自決」的聲浪。中華民國政府檢討過去在國共內戰中的失敗,為鞏固自身統治的合理性,決定加強在文化與教育層面的控制與推廣。
與此同時,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正推行「消滅傳統」的文化大革命,中華民國政府為了強調自己才是繼承中華文化的正統,故於 1966 年國父孫中山 101 歲冥誕時,結合三民主義與復興中華文化的使命,以守護「正統中華文化」的名義,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並於隔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也就是現在的中華文化總會,由總統蔣中正擔任會長。企圖透過官方單位、民間組織,以及教育機構等的力量,由上而下全面性地推動這場文化運動。
為了響應這場運動,臺灣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中華文化總會的分會,並於校內舉辦相關的演講座談、論文比賽、出版刊物,甚至還有歌舞比賽。而今日政大人所熟悉的政大文化盃比賽,便在這樣的脈絡下順應而生。
不只是唱歌的「文化盃」
1968年12月12日,政大分會與校方共同在四維堂舉辦了首屆文化盃歌唱比賽,由課外指導組主辦,學生代聯會以及校內最大的合唱社團「振聲合唱團」等一同協辦。
當時振聲合唱團團長龐開文回憶起第一屆比賽:
比賽前數週,每天中午各系加強練習,仙樂風飄處處聞,比賽時各系有啦啦隊,校內萬人空巷。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或許難以想像合唱比賽竟能引發萬人空巷,猜想也許是因為政大位於木柵山區,距離臺北熱鬧的市區,路途十分遙遠,在交通還不太方便的年代裡,對於大多數必須住校或在外租屋的學生們,放學後的去處本來也就不多吧?
首屆文化盃獲得校內師生的熱烈參與,佳評如潮,隔年校慶時,校方順水推舟地舉辦了第二屆文化盃,甚至加入了舞蹈的新項目。從現存的老照片中,不難看出早期又唱又跳的文化盃賽事,為校園生活平添了豐富的色彩,帶給政大人不同的文化薰陶與刺激。
隨著舉辦的屆數漸增,文化盃成為政大各系凝聚大一新生向心力的重要活動,每逢比賽前夕,各系無不使勁力氣準備與練習,文化盃受到政大人重視的程度,從當年校內學生發行的《自強報》略見一斑。
1982 年的《自強報》就報導,當年文化盃由於五位評審中有一位老師遲到,導致前三個上場的學系只有四位評審的分數。文化盃競爭激烈,勝負往往只差那麼零點幾分,因而引起了評分過程不公的爭論。最後,主辦單位課外活動組為表示評審並無不公,特將成績統計列成表格,公開讓校內同學查閱,才解除了這次賽事的爭議。
雖說政大人對文化盃非常重視,然而每年同時得準備合唱和舞蹈兩個項目,人數較少的系常常需要耗費不少經費,聘請專業老師來編舞,實在是個沉重的負擔,也不見得符合文化盃最初「自我創作」的宗旨。舞蹈項目也就因為報名參加的隊伍逐年減少停辦,留下合唱比賽一個項目到今天。
解嚴之後,大學校園內民主開放的風氣,也使得像文化盃這樣全校性活動性的場合,成了一種學生藉此表達己見與展現自我的管道。像是理學院內的資訊科學與應用數學兩系,由於系上人數較少,索性認真地搞笑演出對決,例如資科系曾在 2016 年第 50 屆文化盃時,配合音效扮成各種電玩遊戲,不僅符合該系專長的特色,也成為每年賽事最吸睛、最讓人期待的特色之一。
除了搞笑的表現外,也有以認真準備練唱為傳統的系,像是人數眾多的企業管理學系,甚至還特別為了文化盃組成「錢塘」,意指每當他們一開口,聲量總是讓人震懾,彷彿壯麗的錢塘大潮般襲來。
2003年傳播學院成立的實習單位「影音實驗室」,為了吸引校內的師生參與文化盃,每年設定不同的主題、拍攝相關前導影片宣傳,並透過現場轉播、及時收看的方式,讓更多師生和校友共襄盛舉,文化盃也得以不斷地發酵與擴散。
根據影音實驗室這十年設定的文化盃轉播主題,可以略見當時流行話題的影子,像是日劇《交響情人夢》、哈利波特系列小說《火盃的考驗》,都曾出現在主題之中。特別的是,2009 年第 43 屆的主題──「愛在文化盃大革命」,不過,當時影音實驗室中負責規劃的同學表示:
其實只是隨機想到的諧音哏,剛好在視覺上也便於設計,就選定了這個主題。
沒想到卻剛好呼應到文化盃的初衷,也就是為了抵抗中共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壞,突顯了歷史性的巧合與強烈的對比。
而這幾年來,各級學校無論是國高中或者是大學,皆有修改校歌歌詞的爭論產生。因為文化盃,幾乎每個政大人都能哼上一兩句校歌,修改校歌的爭議,也因此躍上新聞版面。而希望修改歌詞的學系,有些選擇在比賽時罷唱或跳過校歌內的特定歌詞,雖然被批評行為太過泛「政治」化,然而一年一度在文化盃的舞台上,表現自己的樣貌,不也正是一種政大文化嗎?
文化盃走過五十多個年頭,競賽本身的意義早已脫離「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使命,當初看來「政治」的動員活動,如今卻意外成了每一位政大人的集體記憶。無論是為了贏得比賽而投入每晚的練唱,為了拚存在感、搞笑而大張旗鼓準備,或許,正是這樣的多元,才得以讓文化盃繼續不斷地在政大校園傳唱下去吧!
- 楊聰榮,《文化建構與國民認同:戰後臺灣的中國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濟所碩士論文,1992。
-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1。
- 〈文化盃,政大人的回憶〉,《政大校訊》,87(臺北,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