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島嶼研究匪情5】「大陸問題研究社」為何誕生？從釣魚臺列嶼爭議說起

去年有一位回國留學生向我建議，希望政府在留學生出國前，先打一針政治預防針。[1]──蔣經國（1972年11月12日，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

1970 年代全臺掀起了一陣「大陸問題研究社」旋風。從北海岸的福隆海濱餐廳，到國境之南的南橫公路上；從北部濱海公路沿線的新埔工專（今聖約翰科技大學），到大武山下的屏東農專（今屏東科技大學），都充滿了「大研孩子」們既青春無敵又憂國憂民的身影。這種看似學生自發的社團活動，卻是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活動的一環。

為什麼國民黨政府要在 1970 年代時，鼓勵大學生成立「大陸問題研究社」呢？其中的原因必須從至今仍有主權爭議的「釣魚臺列嶼」講起！

從保釣風雲說起

「那布條是什麼意思啊？跟報上看到那個什麼『釣魚臺』的事情有關嗎？」

「噓，你可別亂看，小心被警總請去喝咖啡，先去上課吧。」

1971 年 4 月 13 日，臺大農經館牆上出現兩幅白色長布，懸掛著上述引人側目的標語，寫著「保衛釣魚臺運動」。[2]原來， 1968 年，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到釣魚臺列嶼（日本方面稱為尖閣諸島）附近進行地質勘測，勘測結果認為那裡可能蘊藏大量石油。此後，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都宣示擁有釣魚臺的主權。

1970 年 9 月 2 日，有四名《中國時報》記者登上釣魚臺，並將中華民國國旗插在島上。9 月 15 日，該面國旗遭到沖繩當局降下。三天後，外交部發言人魏煜孫被問到國旗被降之事的看法時，竟表示他自己也是看了新聞才知道，不擬發表任何評論。[3]這引起一些學生的不滿，認為政府未免也太過軟弱了！

此後，「保釣運動」這把火從臺北燒到美國各大學的校園，再燒回臺灣。為什麼是美國呢？原來，在當時「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風氣下，努力讀書、考上臺大，再申請獎學金，到美國讀書、落地生根成為美國人，成了當時臺灣學霸們的終極目標，而美國自然也是臺灣留學生的大本營。

1971 年 1 月 30 日，美國華盛頓、紐約、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檀香山等地，都爆發了保釣的示威遊行。當時就讀於芝加哥大學的臺灣留學生邵玉銘，回憶起那天，當天陽光普照卻也滿地冰雪，又因為颳風，氣溫降到零下 10 度以下，但仍有 300 多人參加那次的遊行。

為什麼臺灣的國民黨政府沒有立即採取強硬的保釣行為，以致被部分保釣人士認為太過軟弱，簡直是「扶不起的阿斗」呢？

這是因為當時國民黨政府在經濟上依賴對日本的貿易，再加上每年都要面臨一次「聯合國席次保衛戰」，忙著對各國拉票（包括日本），要確保自己不要被踢出聯合國都來不及了，實在不方便再多開一個戰場！

在社會一片對國民黨政府過於「軟弱」的質疑聲中，對岸中國大陸的《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強硬地指出釣魚臺為中國領土。於是，保釣學生當中愈來愈多人冀望於對岸這個充滿朝氣的紅色中國……

在兩岸政府之間做出選擇

「臺灣是中國一部分，臺灣問題由中國人民（包括臺灣人民）自行解決。贊成請舉手！」

「支持票 319 票，反對票 0 票！」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國人民的政府。原則上同意的，請舉手！」

「支持票 236 票，反對票 5 票！」

1971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保釣學生齊聚美國密西根州安娜堡市（Ann Arbor, Michigan），參加「安娜堡全美國是會議」。參加該場會議的學生半數來自臺灣，他們用表決的方式，在兩岸政府間做了明確的選擇──大多數學生對文化大革命下的共產中國充滿了期待。會議中除了教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還教唱〈東方紅〉，歌詞如下：

同年年初，美國早已展開一系列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的措施，例如 7 月 15 日總統尼克森宣布，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已抵中國訪問，而他本人也將在翌年訪問北京。

原本對國民黨政府仍有期待的北美保釣運動，在此一明確「風向」的驅使下，急遽「左轉」。當保釣學生在安娜堡開會時，距離聯合國那場驅逐臺北代表、迎接北京代表的〈第 2758 號決議〉，已經只剩一個多月……

一場給國民黨政府的震撼教育

1970 年 4 月，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受邀訪問美國，行政院秘書長蔣彥士是主要隨行大員之一。

4 月 24 日午前，蔣經國抵達紐約廣場飯店，準備向「遠東美國工商協進會」發表午餐演講。此時，只見一名男子從示威人群中衝出，舉槍指向蔣經國，意圖行刺。這名男子最後並未成功，被安全人員制伏後仍叫喊著：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臺灣人一樣站起來！）

隨後被押入警車載走。

一陣槍響與混亂當中，當時在蔣經國身後的蔣彥士、外交官沈劍虹與新聞局局長魏景蒙等三人趕緊躲到右側石柱後面，一度嚇到連向大門探頭也不敢……。[4]

事後，蔣彥士得知，原來那位企圖向蔣副院長行刺的男子，名黃文雄，新竹人。黃文雄在取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碩士後，進入美國名校康乃爾大學深造，為「世界臺灣獨立聯盟」成員之一。

然而，黃文雄就讀的國立政治大學素有「黨校」之稱，校歌其中一句是說「實行三民主義為吾黨的使命；建設中華民國是吾黨的責任」，反映了政大與國民黨的緊密關聯。現在，理應對黨國忠誠不二的政大校友，居然企圖刺殺蔣經國！

獨門絕招「反共匪方程式」

此後，因職務關係多次往返臺、美兩地的蔣彥士，注意到「釣魚臺風波」與「退出聯合國」等事件，對於旅美臺灣知識分子所造成的人心波動之巨大。在蔣彥士與其他國民黨高層人士的腦海中，肯定不斷思考以下這個問題：

明明在國內受了這麼多三民主義愛國教育，為什麼到了國外留學，就批評起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甚至相信共匪那一套邪說呢？

於是，他們不由得產生一個大膽的想法──「反共匪方程式」！那麼，這要怎麼做呢？

蔣彥士補沾了墨，繼續寫道：

不久後，這份公函便進到教育部長羅雲平的手上，一切開課的準備，也如火如荼地進行。原本被視為禁忌，幾乎完全不准談、不准碰的「匪情」相關知識，因應政府的反共需求，開始進入大學生的課堂與社團活動中。

隔年（1973 年），已轉任教育部長的蔣彥士，投書指出中共目前的策略是「針對一般知識分子，特別是海外僑居地的中國人之精神虛空，藉民族情感之錯亂，施展其所謂「回歸」、「認同」、「統一」之詐術。」破解之道在於為學生新開設「中國大陸問題研究」課程。

學生上了這個課程，「如同打了防疫針，容易抵抗共匪毒素思想的侵襲。[6]」也就是說，「反共匪方程式」正式研發出來了！而這個方程式的精華，就在於「中國大陸問題研究」這門彷彿有疫苗效用的課程！

換言之，既然中共宣傳這麼容易打動到海外念書的年輕學子，那不如就「以毒攻毒」，在他們還在國內念書的時候，就主動安排更多「匪情教育」，讓學生了解中共宣傳背後的真相！

屬於世代的共同記憶

1977 年 10 月，臺大大研社在福隆海濱餐廳舉行「反共義士營」，邀請兩位文革期間來臺的反共義士分享經驗。結束後，有一位同學不禁感慨：

彼岸是蒼生的吶喊；此地，又是怎樣的一片歌舞昇平啊！[7]

時至今日，大研社作為「忠黨、反共、愛國的先頭部隊」的過往已經被淡忘。這群「大研孩子」把憂國憂民的青春記憶，寫成詩文，發表在校刊與雜誌中，然後各自畢業與就業，隨著事過境遷而將這段回憶悄悄封存起來。

透過拾起並且拼湊「大研社」盛世所留下的吉光片羽，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大陸問題研究」是 1970 年代國民黨政府在「釣魚臺主權爭議」與「聯合國席次失守」的危機中，為了加強知識青年向心力，而在大專院校中全力推廣的研究領域，扮演著「反共疫苗」的角色。

儘管該領域相關課程開設有限，僅在少數院校的部分科系列為必修，但大陸問題研究社的社團活動，卻涵蓋全臺百餘所大專院校，獲得黨部、救國團以及各校校方的支持，意外成了整個世代知識青年的共同記憶。［全系列完］

[1]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蔣院長對教育工作的指示》（1973 年 10 月 25 日），頁 28。

[2] 有關「保釣運動」相關內容，主要參考邵玉銘，《保釣風雲錄：一九七〇年代保衛釣魚臺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臺北：聯經，2013。

[3] 〈琉球移去釣魚臺我國旗 外交部發言人拒絕加以評論〉，《中央日報》（1970 年 9 月 19 日，臺北），頁 3。

[4] 刺蔣案相關敘述，參考胡慧玲，《百年追求：臺灣民主的故事　卷三民主的浪潮》（新北：衛城出版，2013），頁 19-22。續伯雄，〈蔣經國在美遇刺目擊記〉，《傳記文學》72 卷 2 期（1998 年 2 月，臺北），頁 15-18。

[5] 〈大專院校增開匪情課程案〉（1972 年 5 月 4 日），《行政院檔案》，臺北：行政院藏，檔號：0061/7-3-1-1/6。

[6] 蔣彥士，〈如何加強實施國父思想教育〉，《師友月刊》78 期，1973 年 12 月，臺北，頁 5-8。

[7] 艾荃，〈臺大大陸社反共義士營〉，《中國大陸》124 期（1977 年 12 月，臺北），頁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