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大地震中倒塌的石亭，藏著一段被遺忘的府城歷史

2016 年 2 月 6 日凌晨，南臺灣大地震把府城風神廟前的石亭震倒了，從現場照片看來，石亭摔了個粉碎，令人好心疼。

這座石亭或許沒有前面接官亭石坊的高大亮眼，去府城旅行的遊客，大概也不太會注意到這個石亭，頂多當成是臺灣寺廟建築普遍存在的鐘樓設計。殊不知，這座石亭其實有著曲折的身世。追溯這座小石亭的歷史，或許有助我們於重新思考保存城市古蹟，與地方社區營造的複雜與重要。

這座被震毀的石亭，由於位在風神廟的左前方（龍邊），在現代普遍被當成風神廟的「鐘樓」。相對於毀損的石亭，廟的右前方（虎邊），則在 1993 年的重修工程中，以「鐘鼓樓」成對的概念，由建築師依照龍邊石亭的模樣，打造了一座一模一樣的石亭，作為「鼓樓」。

然而，這兩座石亭裡頭，既沒有鐘，亦沒有鼓，他們真的是「鐘鼓樓」嗎？風神廟與其前方的廣場和文物，又被稱為清代「接官亭」之遺址，石亭、石坊、風神廟，和「接官亭」又是什麼關係？在現代修復工程「復舊」之前，這裡是什麼樣子？

臺灣府城的入口意象「接官亭」

要說明風神廟這一塊由神廟、石坊以及石亭所組成的空間的歷史，還得從臺灣府城建城開始說起。

雍正三年（1725）臺灣府在赤崁地區的平地上，搭起一座木柵城，但是，這座木城沒有搭好搭滿，在臨海的西面，留下長長的城牆缺口，只建了一座西城門，作為進城的入口象徵。原本迎接、送別清朝官員與接旨的場所，也從府城最熱鬧的大街附近海濱，轉移到西門外新設的「接官亭」。

從乾隆初年的臺灣方志把「接官亭」納入公署的清單這一點來看，可以知道，「接官亭」是具有濃厚政治意義的官方建築。如同戰後桃園國際機場是中華民國在臺灣的門戶，重要外賓來訪時，政府官員會在機場公開接機、舉行記者會一樣，從福建坐船來的清朝官員，抵達臺灣府時，也要在西門外「接官亭」前下船，進行送往迎來的禮儀。甚至連北京發佈的聖旨，也在這裡「被接旨」，接著穿過城門，表示進入臺灣府城。

乾隆四年（1739），臺灣最高的行政長官臺灣道鄂善，進一步在接官亭後方成立風神廟，這個風神廟並不是一般的民間寺廟，而是由官員維護、定時祭拜的官廟，同時是官方祈雨的場所之一。

從此，接官亭與風神廟成為一體之兩面，乾隆時期的幾次重修（留下重修記錄的有乾隆三十年（1765）知府蔣允焄和乾隆四十二年（1777）知府蔣元樞），更在二者基礎上增加了提供官員暫時休息辦公的房間（公館），還以川堂連接前方的接官亭與後方的風神廟，外緣築有短牆包圍，使二者密不可分，亦可彼此代稱。

這個由接官亭與風神廟構成，位於府城西門入口的政治場域，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知府蔣元樞的任上被重新整頓。好比臺北市長柯 p 整理舊臺北城北門周邊環境的「西區門戶計畫」，蔣元樞也重新設計了接官亭風神廟的整體環境，除了重修神廟、官廳、公館和碼頭之外，從蔣氏所繪之〈重修風神廟並建官廳碼頭石坊圖〉（圖 3），可以看到蔣氏在接官亭正前方臨岸之處，立了一座高大的石坊 （圖上有「新建石坊」字樣）。而石坊上正中央，刻著「鰲柱擎天」（北面）「鯤維永奠」（南面），以及乾隆四十二年知府蔣元樞的落款。（圖 2 中隱約可見）

在石坊與房舍之間的空地左、右兩邊有新造石亭各一，兩者的位置並不對稱，樣式也不同。官廳前的門廳隔壁，還有一座較長的碑亭，裡面放了兩塊碑。圖上 A、B、C 三個空間，清楚地畫著亭中都放置碑碣，其中一塊碑，就是現在被放在臺南大南門碑林、由蔣元樞立的〈風神廟接官亭暨石坊圖碑〉，此碑在昭和十年（1935）前後，從風神廟被移到南門碑林，從此未再回到歷史現場。

接官亭的瓦解與崩壞

日本統治期間，殖民政府在此推行市區改正（都市計畫），為了開闢道路以及舖設衛生下水道，政府陸續拆除了府城大西門與城牆。清朝官員早已遠走，西門城樓不再，港道也被掩蓋起來，「接官亭」已經完全失去原來的功能與政治意義，後方的風神廟、大士殿，以及廟左的公館，也因為開路而陸續被清拆。

但是，神明與信仰活動往往不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消失無蹤，風神廟裡的眾神明，改由民間社會接手崇祀，現在廟中高高懸掛的「和以被物」匾，正是大正十三年（1924）信眾集資重建廟宇的證據，其新建位置，相當於清代接官亭第一進的門廳。

從當時的新聞資料來看，廟前蔣元樞所打造的「鰲柱擎天—鯤維永奠」石坊，和 A、B 兩座石亭，至少在大正七年（1918）以前都還保持完好。根據1980年代晚期風神廟負責人謝江泉的說法，1930 年亭 A 上層因地震傾斜，於是放倒平置；亭 B 則在 1947 年的地震被震垮（與這次因地震倒塌的石亭果然是好兄弟！），一部分零件被放在南門城附近，一部分被埋入地下，甚至在遺址上頭蓋房子，直到 1994 年，在重修風神廟與接官亭的施工過程中，才重新出土，但當時並沒有利用這些零件復原亭 B，而是在原來亭 B 的地基上，仿造亭 A 的樣子，打造一個全新的石亭。

是「碑亭」還是廟的「鐘鼓樓」？

自民國七〇年代開始，由於《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出現，政府對全臺各地的「古蹟」開始進行比較有系統的調查研究與修復工作。在此背景下，風神廟與其前方的石坊、石亭被內政部指定為三級古蹟。

可能由於接官亭與風神廟留下的紀錄很少，在整個二十世紀，他們的名氣始終不如在同一城市中的赤崁樓、大天后宮或延平郡王祠。透過民國七十八年（1989）的接官亭暨風神廟的修復計畫，我們才明白，此地被指定為法定古蹟的時候，石坊與風神廟之間的空地，還被隔壁的寺廟搭了棚架作為廟埕，石亭與石坊，更被淹沒在民房與違建之中。

而石亭被當為風神廟的「鐘鼓樓」，一方面可能是當地居民根據生活中的民俗知識所認定的稱呼之外，另一方面，還是來自於主持調查研究工作的學者的誤解。當時負責歷史考證的學者，把蔣元樞建造的石亭解讀為「風神廟的鐘鼓樓」，忽視蔣元樞在圖上描繪的石亭底下放置的碑刻，甚至以「圖上只繪一座石亭可能是圖面擁擠，或是被前方設施遮擋而予以省略」的理由，辯解為何蔣氏所繪之圖不符合寺廟鐘鼓樓的形制。

此外，據大正七年（1918）《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這兩座石亭上，其一刻有「峴石」，其一刻了「棠蔭」，兩個詞語各是一則百姓感念父母官的歷史故事，題詞意在提醒往來的官員，要做個照顧人民的好官，也證明石亭是為了接官亭存在的。

從府城內其他清代官署建築的考證也可知，「鐘鼓樓」並非官署建築的配置要件。因此，至少在清代，石亭絕對不是「風神廟的鐘鼓樓」，而是「接官亭建築群的碑亭」。

無奈當時「學者認證」的鐘鼓樓，隨著後來右側（本文之左、右是以廟為主體，背對廟宇的方向。以下同。）石亭遺址（亭 B）的出土，以及施工的建築師以「舊有構件已佚失」為由，按照左側石亭（亭 A）的樣子，在遺址打造了一座全新的「鼓樓」，使兩座石亭為孿生的鐘、鼓樓之印象更為強化。

現在風神廟辦公室裡頭，掛了一幅 1995 年繪製的蔣元樞風神廟接官亭建築想像圖，也是在「鐘鼓樓」脈絡下的呈現。但是透過蔣元樞的圖像（圖 3），則可以看到石亭原本的作用是碑亭。

古蹟保存與社區營造

故事還沒說完。這次倒塌的石亭 A，還在民國八〇年代的重修過程中，被搬離清代原址。民國七十四年（1985），此處被指定古蹟之後，臺南市政府竟然計畫在這裡開闢一條馬路，而石亭剛好就在計畫道路的路中央。

在附近居民堅持建設道路的強烈請求下，石亭往西移了三公尺，現址不僅離風神廟更近，更與對側的新造石亭與風神廟形成對稱的形勢，加強了石亭是風神廟鐘鼓樓的形象，卻讓人逐漸遺忘清代的接官亭建築群原本的設計與模樣，以為這些石造物和廟自始就是這個樣子。

當時附近的社區把開闢道路與地方發展畫上等號，到了理應更有文化保存概念的今日，我們是否能想出更兩全其美的作法？比如重新規劃道路？比如在石亭原來所在的地面上做出標記，讓後來的人也能知曉它曾經遷移的歷史？

二十多年前，臺灣的文化資產保存工作，尚處於剛剛有正式立法的萌芽階段，不僅古蹟周遭的社區居民無法理解這些斷垣殘壁，有什麼保留的必要，主事者（包括制定法律者以及規劃修復案者）對於如何界定、保存文化資產等等問題，都不見得有很好的共識或解決方案（從「文化恐怖份子」的說法看來，這問題真的很難…）；負責調查的學者，在有限的文獻資料與先入為主的印象下，誤導了日後的修復方向。

然而，從「碑亭」到「鐘鼓樓」的說法，反映的也是古文物在歲月流轉中，與居民產生了不同的互動。石亭一直都在，改變的是人們對它的理解，隨著周遭建築環境的變化，而給予文物不同的詮釋。這麼想起來，所謂的誤解，也就成為我們觀察社會演變的重要根據。

不僅是臺南，臺灣各處的「文化資產」，都是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各種限制中做出的選擇。古今如何交會與共存，並沒有標準答案，舊不一定好，新也不見得是王道，但是透過反省過去臺灣文化保存與再生的經驗，必定可以幫助我們與心中珍愛的文物、記憶與價值一起過上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