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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你今天要賣一塊土地，在什麼條件下，你會不但一毛錢都沒收，還倒貼一筆錢給買方？如果買方是威權時期的中國國民黨，這件事情真的有可能發生。
其中一個這樣的案例，正是位於臺北市城中、鄰近立法院的「美齡樓」：1956 年，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委員會（簡稱婦工會）向國防部借地，興建婦女之家，而在寄居 12 年之後，他們於 1968 年向國防部表示希望買下這塊地。此時，國民黨中央黨部出面「商請」國防部，希望能「補助」婦工會。
於是，國防部雖然開出 544 餘萬的總價，卻同時從國庫掏出 550 萬元的補助款，讓買方「實支實銷、餘款繳回」，等於把國家的土地免費送給了婦工會。
殊不知，這還不是故事的終點。
國防部長加碼，送土地加贈現金
已經全額免費，「折扣」還可能從哪裡來呢？答案是，這件事情報到當時的國防部長蔣經國那裡，部長繼續加碼，裁示「餘款不必索回」，於是國民黨婦工會不但得到土地，還倒賺了 5 萬多元。至於之後國民黨把這塊土地和另一塊同樣也由國防部「專案讓售」的土地合併，於 1999 年轉賣，得手 6 億元現金，而且買方又是婦聯會這個「自己人」，則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每一筆黨產背後雖然各有不同的具體情節，然而故事的主線卻與美齡樓道理相通。比如無法源依據的「勞軍捐」，讓婦聯會能以每 2 塊美元的進出口生意就抽取 1 塊臺幣的形式，向省進出口公會索要現金，時間長達 28 年。再舉一例，梅屋敷（今國父史蹟館、逸仙公園）是日治時期留下的財產，本來是由省政府接收，隔年卻「撥用」給國民黨；數十年後，這筆不動產被臺北市政府徵收，國民黨因此獲得 6.5 億的補償金。
這些案例背後都有一樣的原則：由政府滿足黨的需求，既把土地移轉到國民黨名下，也把金錢從國庫輸向黨庫。這樣的利益輸送方式，即使用當時的標準來衡量都未必合法，現在看來更是違反法治的基本原則。是國民黨的「特殊地位」，讓大法官認定《黨產條例》站得住腳。
正是基於這樣的考量，所以在 2020 年的釋字第 793 號當中，大法官們才會表明：政府制定《黨產條例》（全名《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要國民黨把這些不當取得的財產交出來，在憲法上完全站得住腳。
當然，在法律的世界，「特殊」這件事並不能只是隨口說說，大法官從法律的角度回顧歷史，清楚界定國民黨的地位之所以特殊，就在於他們「長期立於主導國家權力之絕對優勢地位」。
表面上，中華民國從 1947 年 12 月 25 日開始實行憲法，所謂的「訓政」時期就該結束，國民黨理應不該再有「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指導監督政府」的法律地位。但憲法才實行不到半年，國民大會就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到一年總統又公布全國戒嚴令（未包括臺灣），一年半內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再佈告臺灣「全省」戒嚴，「總統權力明顯擴大」，在各方各面都不需受到憲法限制。
正因為總統主導一切，還同時領導國民黨，所以國民黨才能擁有這樣的「特殊地位」。大法官進一步補充，即使把民意代表也考慮進去，這群跟著國民黨來到臺灣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等等也因長期不必改選，並不能說國民黨的權力是人民用選票賦予的。用大法官的話說：「中國國民黨事實上長期立於主導國家權力之絕對優勢地位，從而原應隨憲法施行而結束之黨國體制，得以事實上延續」──既然黨國體制下有絕對優勢的就是國民黨，國民黨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政黨。
國民黨對國家的「信賴」，從何而來？
所以，大法官對於國民黨的另一項主張，也同樣清清楚楚打了回票。
國民黨和婦聯會援引法律上所謂「信賴保護」和「不溯及既往」的原則，認為既然他們已經取得這些財產，國家就不可以「事後翻臉」。而確實，「信賴保護」是大法官一直以來都認可的原則：如果人民真的能合理「信賴」國家不會哪天改變心意，那麼憲法上確實該給予保障。
然而，在黨產的個案中，大法官指出國民黨或婦聯會這樣的「信賴」並不值得保護。追根究柢，它們之所以認為國家不會改變心意是因為國民黨當年有其特殊地位，實質掌握了國家機器。
畢竟，當年有誰可以「商請」國防部免費贈送土地，還加贈一筆現金，不用擔心會被追討？或者，在勞軍捐的個案中，進出口商又怎麼會樂意把辛苦錢交給一個「民間組織」，從來不敢請國家主持公道？重新對應先前所討論的具體案例，也更容易理解大法官的解釋。
歸根結柢，大法官的論理都建立在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理解之上：以前，國民黨取得和維繫這些財產，靠的是自己在威權時代下的特殊地位；而現在，「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健全民主政治，並落實轉型正義」這些目的在憲法上不但正當，而且事關重大。
重新回溯討回不當黨產的脈絡，我們更可以理解，這是恢復一個法治國家本該有的秩序，深化民主轉型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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