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怒中國的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的歷史見證

擔任香港總督是我的公職生涯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甚至可以說是我畢生擔任過最重要的職位。—彭定康

一九九二年，英國保守黨主席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接受首相約翰．梅傑（John Major，港譯：馬卓安）任命，出任末代港督之際，一定沒有想到他的下半生不但與遠東一個殖民地結緣，恩種香港而仇結於中國紅色皇朝，令他成為繼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勳爵訪問北京晉見乾隆皇帝之後，中西方交通史上另一個受中國統治者排斥而憎惡的重要歷史人物。

香港末代總督與千禧年的民主風潮

其時彭定康年僅四十七歲，正值英國政治事業當隆之年。當年他得到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港譯：戴卓爾）的提拔，炙手可熱，隨時可以成為保守黨政治的明日之星。詎料因柴契爾夫人強硬推行不受歡迎的人頭稅，在第三任內被黨推翻，財政大臣梅傑繼位，隨即大選，彭定康助選甚力，梅傑順利得到國民委任，彭定康卻輸掉了在英格蘭西部巴斯（Bath）傳統保守黨的議席。梅傑遂委任彭定康出任香港最後一任總督。

彭定康在戰後出生，屬於保守黨的自由派。他代表了保守黨新興一代的價值觀，與殖民地歷史保持距離，準備以普世價值的人權自由迎接千禧世代。而且因為蘇聯的倒台，民主政治在西方空前高漲，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躊躇滿志，宣告專制主義的死亡。彭定康在西方民主價值觀勝利的氣氛下空降香港，面對天安門事件後動盪的人心，全面檢視中共的《基本法》，而決定為英國在香港留下榮耀的一頁。
 

彭定康一到香港，魅力四射，深入民間，中共從來沒有見過殖民地的總督來這一套，對他充滿疑惑，便出動一貫的文化統戰，邀請他到北京，安排他參觀宏偉空闊的紫禁城。此一心戰設計，在視覺上施以下馬威，紅牆玉階，琉璃簷瓦，以兩千年中國帝王的建築符號讓彭定康對中國心生敬畏。中共知道西方的漢學家都因為傾慕中國的古老文化而初觸漢學，英美外交界的中國通經歷過中國文化的震懾和洗煉，對中國心存畏懼，從而對中共的要求讓步。從美國的費正清開始，中共長期借殼於「文化中國」，對西方政客布置氣勢。這一招在招待川普和歐巴馬初次訪華時都使用過。

但彭定康是牛津歷史系出身，中共這一招竟然沒有奏效。彭定康一來到香港，就發現以中文寫成的《基本法》條文詞彙粗疏不堪。例如「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何謂社會主義？「特區政府理財必須量入為出、力求避免赤字」。「力求」到什麼程度？如果盡了力就是做不到，算不算違反《基本法》？許多定義抽象的大題目，在《基本法》內成為條文。彭定康以英國的理性精神，在《基本法》的灰色地帶另行設計一套政制改革，目的是擴大香港人的投票權。雖然未來的立法會直接選舉的議席有限，但許多專業界別的代表議席，例如醫學界，原定只有醫生才有投票權，彭定康卻賦予全香港公立醫院的清潔工人也擁有投票權。

此舉馬上觸怒中國，港澳辦主任魯平與香港的新華社社長周南拒絕再與彭定康對話，並對彭定康展開人身攻擊的政治批鬥。中共收起了笑臉，隨即向彭定康揮拳。

成為中共終身敵人

對於許多西方政客，中共的統戰以笑臉和禮遇開始，將中國的山川文物與現代建設相結合，邀請西方朋友在中國旅行，盛情款待，並安排學生與群眾，給予他們在本國從未得到的歡呼，西方政客在民主國家沒有享受過的禮遇，只要願意做「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天上的星星也可以摘一顆下來。從季辛吉到馬克宏，從連戰到馬英九，柔攻人性的弱點，復誘之以利，尤其西方戰後成長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代，可謂萬試萬靈。

但彭定康的中國經驗偏偏缺少了中共笑臉禮遇的前菜，這第一課很短暫就結束了，因為中共知悉心戰無效。眼見香港過渡期只有五年，彭定康一到香港就毫不客氣地出手，決定在香港人植入議會民主。於是中共直接現本尊，露法相，施以批鬥老拳。

一頓外交暴力，反而讓彭定康提早進入對中共真正的認知狀況，從此與達賴喇嘛、李登輝、龐皮歐（Mike Pompeo，一譯：蓬佩奧）並為同一系列，亦即中共所認定的無法改變回頭者，定為終身敵人。

此為彭定康的「中國經驗」迥異於他同一代幾乎所有的西方政治領袖的特點。當其他西方領袖有如在取經路上懵然不分正邪的唐僧，彭定康早就在對中國交往的香港機緣之下，被中共逼得變成金睛火眼的孫悟空。

彭定康不懂中文，對中國政治一速成入門之後，很快就看通了共產黨政治的本質與中國民族的基因。來到香港之後，他發現殖民地香港人純樸天真，與他所遇到的中共官員不同。戰前英國的保守黨政客多少還帶點殖民主義時代所殘留下來的種族主義意識，彭定康很快就覺得，他有如普羅米修斯來到人間，要在遠東傳播民主的天火。這一點當中或許承傳了西方文化的某種優越感，但彭定康認為：若假設西方以外的民族國情有異、不配享有與西方國家公民一樣的民主和自由，無疑是種族主義的觀點。

而很弔詭地，中共認定中國人只配擁有一黨專政與個人獨裁，江澤民和溫家寶都說過：中國人的質素差，不可以擁有西方的普選投票權。中共本著國際主義精神建黨，馬克思講究人類平等，最後卻淪為歧視中國人權的族內種族主義者。對於這一點，相信彭定康從當初感到迷惑而恍然大悟。

經準卻哀傷的預言

在香港的五年，彭定康也拓展人生視野。香港主權交還中國之後，彭定康一回到英國就被工黨政府委任為歐盟專員，當時江澤民為拉攏歐洲，而對彭定康變臉，邀請彭定康到中央黨校演說，雖然短暫，上海幫主政的中共總算看穿了香港的「一國兩制」，可以成為中國外匯儲備透過香港輸出外國的有效管道。此時華爾街和高科技企業紛紛對中國市場展開朝聖之旅，隨著中國加入世貿，中西方關係出現了金錢泡沫的和諧，而中共可以再次施展實用主義的統戰，直到香港展開反送中，中國正式砸毀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宣布《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是歷史文件為止；這一切當令彭定康嘆為觀止。

彭定康有幸活得夠長，目睹此一歷史變局。當其他英國政客包括外交官、當初鼓吹應該信任中共者全都噤若寒蟬，於是彭定康變成在道德上支持香港的孤獨聲音。
 

彭定康離開香港後，出版過幾本著作，尤以《香港日記》寄情最深。五年之間，彭定康成為香港的好朋友，香港人也以彭定康為知己。彭定康目睹中國人在面對政治現實時的人情世故，將香港主政五年的日記擇其精趣公開，引為歷史紀錄。

時間是最好的裁判，隨著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滴水穿石、淘砂爍金、愚賢互見、忠奸漸辨，許多得到英國殖民地特權利益者，或英國人一手栽培的政務官，或因人格缺陷、或因學識和意志而缺乏根基，或因一些香港重商而拙政的賺錢的歷史基因，或因歷史學和政治的精髓，都有如航海家魯賓遜對土著學徒星期五一樣，英國人從來沒有教過、紛紛成為投機的賣港者，在在證實了彭定康準確的眼光和預言。

但在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既有王船山之類的一道貫義，又有錢謙益那樣的貳臣叛德。在中國人循環三千年的世道裡，劣幣驅逐良幣的時候多，公義申驅邪氣的時候少。在這方面，彭定康雖未涉獵魯迅、梁啟超、柏楊等中國現代名家對中國民族性的深入論述，但命運的因緣際會，香港成為他政治生涯的其中一站，無意間於中國文化有如此深刻的認知收穫，也是他對西方文明一個合理的歷史交代。

警世的《香港日記》

這本日記記錄了身為末代港督的彭定康在香港與中國交手的詳細狀況。中國共產黨的思維方式與其對世界認知的局限，與北韓一樣，長年受到僵固的意識型態的嚴重局限，即使是鄧小平、朱鎔基那類「改革派」也不例外。其強硬的「底線」不必指望有任何「開明」的修正，在表面靈活陰柔的統戰煙幕後，是中國下層官僚對帝皇旨意的遠東宮廷式去人性化的執行。彭定康的經歷顯示，英國的實力無法與美國相比，中國只有在對方強大軍事的實力之下才會低頭，不會有任何所謂的理性討論。昔日「改革開放」的「好日子」如此，後來個人獨裁的今日猶是。在今天看來，大家就會明白這個國家在執迷的自我中心絕對權力意識黑洞中，無法與世界接軌的基本原因。

由是之故，此書的出版，對今日各國的政要和商界，包括自由世界裡的台灣，毫不過時。這是自從馬戛爾尼訪問清國之後，西方洞窺中國天朝與中國人性格另一部重要的歷史文獻。

千禧之後，西方進入網絡全球化的狂躁和歷史記憶的斷層世代。政客水準低落，民主公義變質，左翼菁英沉淪，「政治正確」頑強，金權勾結氾濫，柏林圍牆倒塌之後的一陣狂歡，證明只是西方自由主義短視無知、驕傲自滿的一陣虛火，離柏拉圖的理想國越來越遠。彭定康珍貴的心得，在西方世界能有幾人聆聽惜取，以護衛文藝復興以來五百年的人道自由和理性公義？值此空前亂世，縱容豢養中共成為過河拆橋的新強權，美國終於急了，而彭定康在出幽入冥之間已做了誠實的抉擇，取捨有道，俯仰無愧，世界秩序如何取向，也只能看歐美和人類本身的造化了。

香港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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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末代總督日記
以五年紀事悼念香港回歸25週年
 
　　「擔任香港總督是我的公職生涯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甚至可以說是我畢生擔任過最重要的職位。我認為未來幾年香港所發生的一切，對所有人都至關重要。我們必須持續關切香港，為香港發聲，表明我們認同香港市民為自由民主勇敢奮鬥的價值觀。正如同我們從香港發生的事情所得知的那樣，我們不可認為這些價值觀能繼續存在是理所當然的。香港為自由、個人權利和尊嚴而戰，這也是我們共同奮鬥的目標。」──彭定康
 
　　一百多年前，英國以租借方式從清末中國手中獲得香港大部分的土地（即新界）。到了1992年7月，彭定康以末任英國派任總督的身分前往香港履新，準備在1997年將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而非依循過去數十年英國處理其他殖民地的慣例讓其獨立。接下來五年內，彭定康在其港督任内撰寫這些日記，詳細描述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運作方式，以及隨著主權移交臨近之日所發生的各種事件。
 
　　這本日記對於與北京當局的談判、強化香港（遲來的）的民主制度，以及彭定康如何尋求適度的自治制度讓香港在1997年後能持續運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真知灼見。出乎意料的是，不只中國共產黨反對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一些英國商人和政府高官也對彭定康的作為非常不悅。對這些人來說，與北京保持良好的關係似乎比較重要，香港的政治自由和法治反倒是枝微末節。
 
　　本書英文版在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之際出版，作者反思過去到現在與北京當局打交道的種種經歷。書末短文〈香港的毀壞〉描述香港自1997年以來的情勢發展，對近年香港所遭受的挫敗做了一番權威性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