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頂級牛，神戶還有璀璨奪目的真珠：日治到戰後神戶的臺灣真珠商人

神戶市是兵庫縣縣廳所在地，與大阪、京都相鄰，氣候溫和，是風浪平緩的深水良港。1868 年開港後躍升為重要國際貿易港口，在今日「海岸通り」（海岸大道）一帶形成外國人居留地，外國商館櫛比鱗次，洋風建築也改變了這一帶的市街景觀，外國商人經營各種進出口貿易，並引進舶來品與西式點心等西洋文化，使得該城市充滿了異國風情。
 

真珠之王御木本幸吉與神戶的特殊地理位置

一位來自三重縣的青年「御木本幸吉」（Mikimoto Kokichi，1858-1954），自 1878 年開始分至東京、橫濱、大阪與神戶等地旅行，在橫濱時體認了「真珠」的發展潛力，開啟海水真珠養殖實驗的想法，力圖發展。1893 年，御木本幸吉從「阿古屋牡蠣」（Pinctada fucata martensii）成功培育出海水半圓形真珠，並在 1896 年取得特許權，開始在三重縣田德島（今稱多得島）養殖真珠，又於東京銀座開設「御木本真珠店」，並在 1904 年赴美國聖路易斯世界博覽會參加展出的機會進行市場調查。1905 年，當御木本幸吉將「珠核」植入真珠貝內，成功開發出圓形真珠之際，日本也正迎接日俄戰爭的勝利果實，開啟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的帝國主義路線，養殖真珠也成為日本的重要產業。
 

在地理位置上，神戶與三重、四國、九州等養殖真珠的產地距離不遠，更重要的是，神戶北面六甲山、南臨瀨戶內海，從六甲山反射出的穩定自然光線可以避免篩選真珠時產生的色差問題，提供了真珠業者良好的真珠加工作業場所，另一方面，由瀨戶內海的海水反射光線可以讓真珠光澤更為鮮豔，故舉行「入札會」（競標）時，業者打開向南的窗戶就能提高交易成功率。因此，結合了優良自然環境與聚集外國商人的神戶，成為適合真珠加工與出口的集散地。
 

神戶華僑與臺灣人組織的此消彼長

神戶也聚集了從中國移民過來的華僑，他們以同鄉網絡為基礎，組成幫會公所等團體，形成商肆連綿的中華街，也設立了華僑學校與關帝廟。1893 年，華僑更打破幫派界線，創立了「神阪中華會館」，形成神戶華僑社會的初步規模。1895 年日本統治台灣後，臺灣人開始赴日求學與經商，留學生多前往東京就讀，相較於此，神戶位處臺灣總督府指定的第一條命令航線「神戶─基隆」的門戶，許多臺灣人經由神戶進入日本，逐漸聚集了臺灣商人，形成與東京非常不同的人口結構。
 

日治時期在神戶經商的臺灣人並非與華僑社會毫無聯繫，由於清代到臺灣移墾的多為福建人，在此關連下，有不少臺灣商人加入神戶的「福建公所」。1937 年發生「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身處「敵國」的日本華僑陷入艱苦的環境中，許多人因此返回中國，旅居日本的華僑人數大幅降低。戰爭中，華僑結構的改變，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人不僅脫離了日本臣民的身分，也因熟悉日語的語言優勢，而躍升成為神戶當地華僑社會的主力，並著手參與重建戰爭中受創的商貿活動，其中有部分臺灣人敏銳嗅出商機，以自身優勢投入日本的真珠產業。
 

真珠自古以來一直都是富裕人家配戴的重要飾品，在世局承平時更是愛美人士競相購買的奢侈品。二戰前，御木本幸吉建立了真珠養殖漁場，確立真珠加工與銷售的經營規模，並成功地區隔天然真珠，為養殖真珠奠定基礎，也帶動了日本養殖真珠產業的發展。戰前，1930 年代是日本養殖真珠最興盛時期，主要出口到歐美國家，1938 年歐洲大戰爆發後轉為美國市場。以 1938 年的出口為例，出口總金額 512 萬日圓中，美國占 200 萬日圓，居第一位，其次是歐洲 130 萬日圓，接著是印度 100 萬日圓，台灣 50 萬日圓位居第四位。不過，整體而言，太平洋戰爭前才是養殖真珠最興盛的時期，年產近 3000 貫，約 11,250公斤（一貫＝3.75 公斤）。
 

戰後臺灣人身分轉變與活躍於真珠貿易

養殖真珠發展日益興盛之際，臺灣也與之產生連結。清代臺灣時，真珠既為婦女珠寶飾品之用，亦為漢方藥材之一，據說最早為臺南珠寶商許固、學氏兩名商人從上海購入阿拉伯天然真珠，帶回臺南販賣；進入日治時期，臺南珠寶商人轉而購入日本養殖真珠，並加工製成髮簪，於是聚集於神戶。被譽為臺灣「真珠大王」的鄭旺 17、8 歲時赴日，爾後設立鄭旺真珠會社，成為首位經營真珠事業的臺灣商人，在成功與「高島真珠」展開交易後，也與大月菊男、山本勝等日本重要真珠商人發展了良好關係。此外，大約在 1942 年，臺灣人組織了專門經營「天然真珠」與「藥用真珠」這類細粒真珠出口的「日本天然真珠株式會社」，由鄭旺擔任社長，可見他已居於臺灣真珠商人的領導地位。然而，受到戰爭影響，1943 年真珠的出口貿易即完全中斷。
 

雖然日治時期即有臺灣人經營真珠，但臺灣人真正活躍於養殖真珠貿易，應該是二戰結束後才開始，此與戰後台灣人身分轉變有關。從 1945 年到 1952 年，以美軍為主的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進駐日本，簡稱 GHQ 占領時期。此時居住在日本的台灣人因台灣回歸中華民國統治而成為戰勝國國民，只要向駐外單位申請「華僑登記證」就可取得華僑身分，並能以戰勝國國民身分享有法律與配給物資等方面的權益。然而，從 GHQ 占領初期發布的法令中，可看到在日臺灣人與在日朝鮮人原則上是「解放人民」，但必要時也視為敵國人這樣的記載，顯見法律地位模糊未定的態勢。因此日本政府主張，在締結和平條約之前不承認在日臺灣人的新身分，而給了「第三國人」這個具有貶意的稱呼，仍想繼續擁有其治安管轄權。直到 1946 年 7 月 19 日，發生日本警察取締在澀谷黑市擺攤的臺灣人時引發衝突的「澀谷事件」，而凸顯出問題的嚴重性，翌年 1947 年 2 月，獲 GHQ 許可，凡登錄為華僑的臺灣人在刑事裁判權方面可得到與華僑相同的待遇，另一方面，日本仍堅持在締結和平條約之前臺灣人仍不具有中國籍身分。
 

GHQ 占領日本後，隨即對日本進行管制並展開各項改革，並依據 1945 年 9 月 23 日公布的〈美國對日本投降後初期政策〉之「占領下的對日貿易方針」項目，全面管理對外貿易。在日本國內，除零售店（小売店）將庫存的真珠向 GHQ 報告後可以進行小額買賣外，另外只有 GHQ 指定的商社，能與美軍中央購買局（CPO）簽訂買賣合同。因緣際會下，GHQ 美軍官兵將大量真珠帶回美國後受到歡迎，促使對美出口需求的急速成長。更在 1948 年 8 月開放民間貿易後，出口金額從1948 年的一億日圓，到 1950 年急速攀升至十五億日圓。
 

此後養殖真珠開始興盛發展，並維持至 1960 年代中期。根據「日本開發銀行」調查顯示，1957 年度由國籍別顯示的商社數量來看以日本最多，其次，分別為美國、中國（筆者註：應為臺灣）、印度等國，但若由出口商品的平均單價來看，則為中國（推測原資料應指包含台灣）每一匁（3.75 克）3.31 美元最高，義大利每一匁 3.12 美元次之，印度每一匁 1.12 美元最低。這是因為臺灣與義大利以經營高級品為主，而印度因自古偏好細粒真珠，屬較低價商品，故產生了區別。真珠產業是包括從製核（將ドブ貝〔河蚌，water mussel shell〕磨成小珠後，插入真珠母貝體內）、養殖、加工到出口的階段，臺灣人則以真珠加工至半成品真珠串鍊的「通系連」作業及出口貿易為主。
 

日趨壯大的神戶真珠臺南幫

表 1 依據 1966 年度《真珠年鑑》創刊版，以及訪談多位業者後所整理出來的「戰前至 1966 年的神戶台灣真珠商人名錄」。
 

資料來源：本表以 1966 年度《真珠年鑑（版）》為主，再參考 1968 年度版本製作而成。加藤鉄彦編集，《真珠年鑑（1966 年版）》（東京：真珠新聞社，1966 年 4 月），頁 345-456；加藤鉄彦編集，《真珠年鑑（1968 年版）》（東京：真珠新聞社，1968 年 6 月），頁 554、557；及2012 年 7 月 31 日訪談戰後神戶真珠商人林英隆先生整理而成。
 

說明：
（1）「—」為不明。
（2）柳春彥為戰前臺灣真珠商人。林英隆先生提供（2012 年 7 月 31 日訪問）。
（3）臺灣真珠商人發展真珠事業的時間分段點與出身地為林英隆先生提供（2012 年 7 月 31 日訪問）。葉水永的出身地為後代子孫提供（2013 年 2 月 5 日）
（4）資料中亦有將王廷義、王廷科兩人名字寫為王延義、王延科，此應為誤載。
 

表 1　戰前至 1966 年的神戶臺灣真珠商人名錄
 

由表 1 得知，從事養殖真珠加工與出口的台灣人，多來自臺南及高雄，居住神戶的臺灣人就將這群真珠商人稱為「臺南幫」。以血緣、地緣、業緣關係組成幫群是華僑社會的特徵，戰前神戶華僑社會主要有廣東幫、福建幫、三江幫（浙江、江蘇、江西），及大阪的北幫（山東等北方省籍），戰後「臺灣幫」成為第五順位，此時又有獨特的「臺南幫」出現，饒富趣味。
 

臺南幫的形成依其背景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首先是親族關係，例如戰前來到神戶的鄭旺設立鄭旺真珠會社，之後弟弟鄭水木與鄭添根也來到日本，前者在神戶開設水木商事、後者在東京開設德和真珠並在神戶設立事務所；而鄭壽峰則是鄭旺的長子，在鄭旺真珠會社任專務。其次，是因朋友相互介紹而轉進此行，例如 1921 年高雄出生的 A 先生，公學校畢業後，二戰期間以軍屬身分至南洋參戰，戰後先至橫濱日本人機械工廠工作，1950 年代初期在朋友邀約下，轉至神戶從事真珠事業。又如，約 1918 年出生於高雄富裕家庭的 B 先生，戰前在東京求學，每逢寒暑假即到神戶遊玩，進而了解真珠事業的發展潛力，戰後也在朋友邀約下展開真珠事業。另外，真珠商人 C 先生的祖父，戰後靠走私累積資金，先在九州開設彈珠房，之後改經營一所綜合醫院，卻以失敗告終，後因聽聞神戶臺灣人經營真珠貿易，興盛繁榮，1960 年左右，也轉至神戶發展真珠事業。
 

以上四例說明地緣關係是臺南幫的基本構成，也表現了它的集團性。日本在 1960 年代規定，出口真珠的會社必須加入「日本真珠輸出組合」，申請時須有兩名擔保人，因臺南幫只願意為同鄉擔保，因此真珠會社自然僅限於臺南幫的成員。此外，由華僑社會的「鄉幫」發展而出的關係，也只有臺南幫成員有資格參加入札會或交換會，向養殖業者收購真珠或成為加工業者，只有這樣才被認定是臺灣真珠商人，其餘從事輸入珠核及真珠買賣的零售商皆無法列入。就這樣，經歷戰後的輾轉變遷，神戶臺灣真珠商人搭上了日本養殖真珠的潮流並迅速發展，開啟了戰後在日臺灣人的新時代。
 

商跡：日治時期到戰後台商的海外拓展故事，管窺台灣在世界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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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來台灣商人在不同地區，透過各式各樣的商業項目，包括製冰業、茶產業、真珠事業、機車製造、製鞋、五金百貨以及餐館等，不僅在經濟上有所貢獻，更重要的是，透過他們的在地深耕，建立了台灣在海外的影響力，開拓了台灣的國際空間。」——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曾齡儀主編

你對台商的印象是什麼？舉凡財經議題到政治新聞，都不難看到「台商」二字，不同於其他國家，台灣商人面臨的不僅是商業層面的難題，還有時時變動的政治與國際情勢，每個決策都考驗著判斷的勇氣與冒險的膽量，然而百年前的台商是怎麼出走的？接軌國際的篳路藍縷又有著什麼樣的故事？

本書共分為兩個部分，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的台商，循著脈絡走到1980年代以後的台商，看時代背景如何影響台灣商業的運作模式？飄洋過海的台商如何挾帶著文化的浪，築出台灣與世界交流的航道？透過本書的八篇文章，走進日治時期到戰後的時代，在歷史的航線上重新認識「台商」。

生活在他方的身分認同該怎麼看？

是台灣人還是日本人
台商是台灣的商人嗎？日治時期台灣人屬於日本帝國臣民，在海外（中國、東南亞）的台灣人被稱為「台灣籍民」，日本國籍的身分對台灣人相對有利，基於中日之間的不平等條約，台灣人當時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甚至在汕頭開拓了屬於台商的社群，但1930年代中日關係惡化之後，那些台商該何去何從？他們如何走到今日？

隨著歷史更迭的身分
國籍的界定不只影響這些台商們的法律權益，一場二十世紀初的商業糾紛，竟然引起國與國之間的商戰？巖泉號與萬寶源號的茶葉帳款糾紛竟牽扯出身分認定的羅生門？中、日雙方會如何交手？自十九世紀開始，西方勢力不僅影響了亞洲軍事與貿易的發展，國際觀與外交體系也在此時悄然植入國家與人民的思想，那雙看不見的手在這場商戰中又如何發揮作用？

日久他鄉是故鄉
久居異鄉的台商，不免與當地產生了情感的牽絆，民族的向心力也促使台商們建立組織，藉此連結情感，在異鄉打造安身立地的第二故鄉。但越深耕他國是否就會越模糊了家的想像？2021高雄獎影像暨科技媒體藝術入選獎洪鈞元的作品「我與母親的民國六十四年」中所寫道：「家對我來說定義非常模糊。我不知道哪一個算是我家」。全球化的影響，對台商來說，異鄉是僑還是家？

這些現象原來和台商有關係！

搭起多元族群的橋樑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截至111年底，台灣新住民配偶人數已逾59萬人，但跨國婚姻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根據外交部領事局的統計，2003年發出的越南配偶依親停（居）留簽證即有11566人，其中近七成是發給越南籍配偶，可見台越之間的通婚情形在1990年代以後甚為熱絡，且與台商在越南的投資息息相關？

南美洲的「台灣製造」
巴拉圭東南方的第二大城市，街邊的「台灣製造」也成為巴拉圭特殊的街景？東方市座落在巴拉圭、巴西與阿根廷三國的交界處，東方市的一大特色是其獨特的移民人口結構，移居東方市的亞洲人全盛時期曾達1萬5千餘人，其中大部分為台商，他們為何選擇南美洲的巴拉圭？又是如何開拓、打造「台灣製造」的市場？

法國人也喝珍珠奶茶
許多台商之所以選擇落腳他鄉，不外乎因為土地價格與人力成本較低等因素，因此「典型」的印象中，台商多半出現在東南亞、中國等地，但比起這些足跡超越百年的台商歷史，近30年來，法國台商也以細水長流、緩步增加的速度逐漸紮根，以批發、銷售業及製造業為大宗，但除了工廠，台商在法國建立的「台灣印象」竟然是珍珠奶茶？

在那個沒有手機與網路的年代，憑藉一己之力前往陌生之地，他們承擔著經濟風險，在世界金融結構劇變的浪尖上，守在異鄉耕耘、茁壯，走過百年，他們未必在歷史課本上留名，但台商對台灣的影響裡仍持續發散，他們是台灣經濟力的堅固支柱，也是強化台灣在區域發展、引領台灣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