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全臺瘋開寫真館？從臺籍攝影師彭瑞麟與吳金淼的鏡頭下，一窺大眾生活

於暗房中取出玻璃底片，塗上調配完成的感光乳劑，放入相機中。「......三、二、一！」玻璃板曝光形成潛像，經繁複地顯影與定影過程，最終形成底片負片，再經過沖洗，小小的相紙上呈現了被攝影者的姿態，同時也呈現了攝影者的視角。

「攝影」這項技術，從十九世紀來到臺灣開始，先後造訪寶島的外國人們與來自日本帝國的殖民者，藉由攝影的視角觀看與呈現臺灣的樣貌，為我們留下了難得的紀錄。不過，是從何時開始，臺灣人才真正地開始從「被觀看者」，作為「觀看者」之一呢？

1900 年，總督府開放民間印刷事業，在這一片嶄新的事業「藍海」之中，不少商業寫真館雨後春筍般地成立，為了能在這個嶄新的市場中拔得先機，日籍或臺籍的經營者們紛紛出奇招，無論是從燈光的技巧、服飾打扮、布景陳設都創造出個人的風格，爭奪顧客喜愛的同時，也引發了業餘攝影的風潮。

從此往後，一群臺灣的攝影師們，開始以另外一種視角，記錄下日治時期的生活樣態，成為有別於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從上位者的角度進行風土考察或殖民的影像紀錄，成為現今我們考究當時社會風貌的另一種珍貴材料。

臺灣第一位攝影學士──彭瑞麟與アポロ（亞圃廬）寫真館

彭瑞麟（1904-1984），原本為美術教育者石川欽一郎的學生，在石川的推薦下，他進入了日本東京專科寫真學校（今東京工藝大學）學習寫真技術。他不負眾望，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成為了臺灣第一位專攻攝影的學士。

學成歸臺後，他在臺北開設アポロ寫真館（亞圃廬寫真館），同時投入攝影教育開設寫真研究所，並積極地嘗試各種攝影技法，更在 1938 年以作品《太魯閣之女》靈巧的構圖、搭配上東京寫專校校長結城林藏私下傳授給彭瑞麟的漆金寫真祕法，入選「每日新聞」主辦的「日本寫真美術展」。

由彭瑞麟開設的「亞圃廬寫真館」位於大稻埕太平町，此區自清代而來累積了濃厚的漢人文化與風俗，更是日治時期漢人主要的集中地。 從彭瑞麟的影像作品中，可看到當年大稻埕的景象，彭瑞麟於寫真館內由上而下的拍攝，可看到當年大稻埕的景象，彭瑞麟於寫真館內由上而下的拍攝，視線從招牌間探出，猶如窺探的角度，記錄下大稻埕熱鬧的廟會遊行。

全家出動的外拍團隊──吳氏兄弟與金淼寫真館

由吳金淼、吳金榮兄弟倆主持的「金淼寫真館」，是當年中壢有名的寫真館之一。跟前文提到的彭瑞麟一樣，吳金淼自幼也喜歡繪畫，可惜未能成功赴日習畫。受到同為主持寫真館的好友陳振芳影響，吳金淼也愛上攝影，並一頭鑽入攝影工作，於 1935 年 6 月取得政府的「寫真營業許可證」，金淼寫真館正式開始掛牌執業。

和其他寫真館不同的是，金淼寫真館可說是吳家總動員，寫真館上上下下都由家人打點。由吳金淼（合照畫面中右二）主持整個寫真館，畫面右側抓著一隻小狗的則是小弟吳金榮，在寫真館包辦暗房裡的大小作業。妹妹吳明珠（左一）負責底片的修整，母親吳鍾緞妹（左二）掌理財務，而父親吳阿昌（左三）則擔任機動的助手。

此外，活躍於在地的金淼寫真館也包辦了楊梅地區大小場合的「委製外拍」，時常出機至地方上的重要場合中幫忙攝影，這也讓金淼寫真館成為日治時期，紀錄與刻劃了楊梅地區豐富的社會文化、庶民生活的重要代表。

從前述幾間照相館的簡單介紹中，可以知道在殖民政府開放民間印刷事業後，當時的臺灣攝影師們，如何開始嘗試以自己的視角記錄著臺灣的各種生活風貌，綻放出臺灣攝影史上一段璀璨的黃金年華。

可惜，好景不常，這段攝影史上的光輝歲月，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殖民政府開啟「登錄寫真家制度」，對底片、藥水等攝影器材進行管制後，日治臺人的攝影記憶，也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湮沒於歷史的洪流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