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日臺灣」是理所當然的嗎？若林正丈看臺灣的兩個「戰後七十年」

「抗日戰爭勝利 70 週年」與「臺北大空襲70週年」

2015 年的臺灣，進行著兩種「70 週年」的紀念活動。

一種是由政府（現在的執政黨中國國民黨）盛大進行的一連串「抗日戰爭勝利 70 週年」活動，密集舉辦了軍力展示、發行紀念郵票、攝影展、大規模國際研討會等等活動。7 月 4 日在新竹軍事基地所舉辦的軍力展示演習中，可以看見參加抗日戰爭的老兵穿著當年軍服的樣子，也展示了抗日戰爭期間，有著勇猛名字的「飛虎隊」圖案被彩繪在空軍 F16 戰機上，等等的表演。

原本，在戰鬥機上面也畫了被擊落的日本軍戰鬥機數量的日本國旗，但因為日本政府對此表達關切，而被擦掉了。[1]同時，國民黨內定的總統候選人（7月19日於國民黨黨代表大會決定）洪秀柱的激進中國政策發言受到極大關注，所以對於此事（戰鬥機彩繪）民間的反應並沒有非常大。

另一種是由民間團體「台灣教授協會」主辦的「台北大空襲資料特別展」（會場為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以及系列座談會活動。這是為了喚起 1945 年 5 月 31 日被美軍轟炸的臺北空襲[2]記憶，也是該協會從去年就開始舉辦的「太平洋戰爭 in 台灣 終戰七十週年紀念」的系列活動之一。展示資料是以臺灣學者從美國國家檔案局入手的、一千張左右的照片為主。關於美軍的臺灣空襲，去年（2014）10 月也舉辦了「岡山大空襲紀念祭」活動。[3]這個活動不能說是被盛大舉辦，在媒體上的能見度也很低。但是，因為台灣教授協會是臺灣民族主義者系統裡有力的意見團體之一，在社群網站上有獲得一定的注意。

「抗戰」和「終戰」這兩個「70週年」的紀念活動背後，有著兩種迥異的對待日本的戰爭態度、迥異的日本經驗、以及奠基在該日本經驗之上的日本觀，這些紀念活動的舉行，顯示出在現代臺灣，存在著這兩種日本觀既共存、又相互競爭與對抗的狀況。在理解臺灣的「日本觀」與「歷史問題」的時候，這又顯現出日臺關係具有著怎樣的結構？雖然筆者準備不足、學界的積累也稱不上豐富，仍試圖藉由本文，處理這個問題。
 

回顧七十年前，被日本殖民統治半世紀到 1945 年的臺灣社會，被對日戰勝國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戰後臺灣，就是從這樣的結構開始的。臺灣社會的大多數是，在日本統治下被稱呼為「本島人」的漢人居民、與被稱為「高砂族」的山地原住民族，並依據中華民國戶籍法給予這些人臺灣省籍，被稱為「本省人」（人口約 600 萬）。

另一方面，與中國共產黨的內戰導致 1949 年前後有一百萬餘人的「外省人」來到臺灣，從中國國民黨的重要人物開始，新的統治菁英階級有一大半都是這些大陸出身者。若就與日本的關係而言，這樣的結構乃是：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具有被日本殖民經驗的大多數人，被剛與敵國日本戰鬥結束、具有被日本侵略經驗的外省人菁英階級所統治。

這兩種日本經驗以及因此而生的日本觀，並非對等的存在。以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鎮壓以及40年代末期以降的「白色恐怖」為人所知的、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治威權體制下，後者的日本觀具有霸權地位，前者則被禁止在公共場合發言。依據臺灣的人類學者黃智慧的調查，到 1980 年代為止，在臺灣的著作、雜誌報導等刊登的日本論，多為外省人文化菁英所寫。[4]另一方面，在戰後出生的本省人子女，被擴大中的學校教育體系、以及媒體力量灌輸了以中國國民黨官定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的「中國性」。

但是，儘管如此，我們並不能認為，以「被殖民經驗為基礎的本省人日本觀」在「國民黨的『抗戰八年』口號下被正統化的日本觀」裡面有順利地被整合進去（引號與粗體為譯者所加）。為什麼？

臺灣的歷史學者周婉窈指出，可能是因為本省人的「絕對多數的力量（sheer number）」。

戰後 1940、50 年代的臺灣社會中堅份子是「戰中世代」以上（1930 年代初期以前出生）的本省人。這些人多為曾經因為脫離日本統治並「光復」（回歸祖國）而一度歡天喜地，卻面臨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因而對「中華民國」產生違和感。

「正經地說日語是在終戰後（日本語を本気で話す終戦後）」──是這個世代某些臺灣人所創的話語，同樣的，他們被迫具有比較日本殖民統治與戰後中華民國統治的視角，甚至可以擁有一個可能具有霸權地位的、與被侵略者的日本經驗相對的視點。[5]

但是，他們經歷了二二八事件等與政治相關的強烈恐懼感，上述所說的「比較統治者學」的觀點，只能在非中華民國「國語」的母語（福佬話、客家話等等）的各種小親密圈裡私密談論而已，而且他們也會因為考慮這些話萬一被小孩聽到，小孩可能會在學校講出來而招致政治災難，所以即便是在小孩面前，也不敢說這些話。周婉窈敘述，在小學時期，偶然在爸爸和鄰居的對話裡聽到「反攻大陸是不可能的」時非常震撼。[6]

但是，與這種國民黨政權官定中國民族主義不同的看法[7]，在人口上佔「絕對多數」的本省人家庭中，透過「小孩看著父母的背影而長大」式的溝通，也傳給了受「中國化」教育的子女。依據周婉窈所言，「在小孩之間常常吵到『誰打敗了日本』這個問題。一派認為是美國原子彈造成的，另一派主張是中國八年抗戰的成果」。顯然，前者是周婉窈父親世代的看法，後者是國民黨教育的結果。

在這樣的狀況下，即便是在國民黨一黨獨大體制下的臺灣社會裡，也有著可謂相反的日本觀，「一個在檯面上、一個在檯面下，在時光流轉之中相互較量著」。[8] 在親密圈談話中被壓抑的被殖民者日本經驗，可以說是作為本省人的「絕對多數力量」，而把官定的中國民族主義日本觀相對化。

為何「歷史問題」很難在日臺關係中被「檯面化」？

與現今的日中關係與日韓關係相比，日臺關係之中，較少出現被政治化的、過去的殖民地支配以及與戰爭相關的各種問題、也不常登上政治和輿論的舞台，這樣的狀況。也就是說，臺灣存在著「歷史問題」很難被「檯面化（日文原文為「前景化」）」的問題。

這很奇妙。如同前述，因為戰後臺灣是「有被殖民經驗的社會」與「有被侵略經驗的國家」二者的組合，東西冷戰體制的崩解，解除了對日歷史問題的禁忌，若產生許多問題，其實也不奇怪。但是，後來的發展並非如此。雖然日臺之間並非不存在「歷史問題」、也不是因為日本方面沒有應對上的問題，[9] 卻不像日中和日韓那樣的「檯面化」。為什麼呢？

大致可以歸納出三個原因：

第一，是安保因素。

對在 1970 年代退出聯合國並與大國斷交、成為「非承認國」之一的臺灣安全保障來說，最大的外部依靠就是美國國內法《台灣關係法》所訂的安保承諾，以及日美安保體制中對中國的牽制力。在這樣的狀況下，對臺灣而言，只要不指望放棄事實上的獨立，對日關係的過度惡化，是對自己而言也好、對美國的顧慮也好，都必須避免的選項。

第二，是臺灣民族主義的性格。

台灣政治的意識形態構造中，日本問題是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對抗下，次要的對立結構。這樣的對抗結構中，如同前節所述，就算是國民黨一黨獨裁時代，被殖民與被侵略的日本觀的相互較量也默默存在著。在建構民族主義團體的認同時，與「他者」的對峙是對該團體而言很重要的。對殖民時期的本島人民族主義來說，「日本」毫無疑問的是這樣的重要「他者」。

但是，對現在的臺灣民族主義而言，重要的「他者」無疑是「中國」。在戰後史之中，這個「中國」首先是「中華民國」，然後在近年漸漸轉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10]

對臺灣民族主義而言，臺灣政治上存在著的一個脈絡是，新「他者」的登場，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壓抑了「被侵略」日本觀的進一步激烈化。而且，日本這個已經從「他者」這個位置離開的國家，作為一個面臨著發達經濟中各種課題的「課題先進國」，日本也成為了面臨同樣問題的臺灣社會在反思自身時的一個參考標準。

第三個因素是選舉──尤其是總統選舉。

「台灣民族主義 vs 中國民族主義」這樣的、兩種民族主義的對立／對抗，當然具有分裂政治共同體的力量，但是臺灣的「中華民國」保持實質獨立作為一個最底限的共識，這兩種民族主義雖然競爭著、也共存著。總統選舉為全國單一選區，兩種民族主義的對抗很容易把「中國政策」檯面化成一個光譜（日文原文為「軸」）的對立。

但是，因為中間選民很多，如果不把中間選民的選票向光譜兩側延伸，當選就有危險。現任總統馬英九就是呈現出這樣想法的候選人。雖然馬英九被認為是國民黨教育下的優等生外省人，過去的發言也是「八年抗戰」式的典型日本觀持有者，但是在 2008 年的選舉中，被認為是「反日」的東西被理解成不利於選舉，發言（或表演）稱許了在過去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所建設的嘉南大圳設計者、在南部農村被尊敬的日本人技師八田與一，表示自己也是「知日派」、「友日派」。[11]

「親日臺灣」是理所當然的嗎？

常有人說「臺灣親日」。的確有民調數字顯示日臺國民相互抱有好感，[12] 在災害時的互相援助的密度（1999 年台灣中部大地震、2011 年東日本大震災、2015 年台灣新北市大量燒傷事件等）上也看得出來。

但是，「親日臺灣」的印象和「反日中國」「反日韓國」並列，這樣的言論在日本被流傳、消費，這個面向也難以忽視。可以說是在近年的日臺關係之中，由於「歷史問題」沒有被檯面化，也助長了這樣的言論。

可是，如同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關於日臺之間的「歷史問題」很難被檯面化這件事，從臺灣所處的國際政治地理位置所導致的臺灣的「脆弱」、及臺灣內部的政治意識型態的相互牽制狀況來看，也存在著日本正在「間接受益」的事實。

但是，此種狀況的條件也可能變化。中國在近年利用對臺灣經濟界與執政黨的滲透，不只領土問題，在「歷史問題」也希望臺灣與中國同調，這樣的動向日益強化，依據 2016 年的總統競選活動的進行方式，可能增加對日本的嚴厲言論，並不排除依場合擴大與中國同調的勢力這樣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日本，「臺灣是親日的」這樣的言論，常與過去日本殖民地統治肯定論連結在一起，在此狀況下很容易有著「日本在過去做了好事，所以現在的臺灣親日是理所當然的」的含意。即便是在日臺關係的「歷史問題」檯面化一事上態度消極、甚至反對的臺灣民族主義者，也不見得和這樣的看法持相同論調。

事實上，在前述的「台灣教授協會」之中，也有認為日本教科書中關於臺灣殖民統治的敘述必須更豐富才對的意見。[13]另外，今年是臺灣南部玉井發生居民反抗、對此日本政府過度鎮壓的事件（「噍吧哖事件」）的一百週年，在八月臺南市也預計舉行紀念活動。[14] 過去的殖民地統治與戰爭連帶發生的國家暴行，在「親日的」臺灣，也並不會自動被遺忘的。

即使是在個人的朋友關係裡，若把朋友對自己的好意當作理所當然，朋友早晚都會離開的吧。在日臺關係之中，政治上也好、日常交流也好，都不應該把臺灣對日本的好感當作理所當然。朋友關係要長久，就得謹慎守護、培養之。現在良好的日臺關係，亦是如此。

（作者為早稻田大學政治経済学術院教授）
 

[1]〈台湾：戦勝70年パレード〉，《毎日新聞》2015年7月5日、第7面。

[2] 美軍的臺灣空襲從 1944 年 10 月與「菲律賓奪還作戰」的開始同時白熱化。45 年 5 月 31 日的台北空襲時，台灣總督府建築也被轟炸破壞。根據台灣總督府的統計，44 年 10 月開始到 45 年 8 月為止的十個月中，全台灣有 6100 人死亡。關於台灣空襲，參照張建俅〈二次炸彈台灣遭受戰害之研究〉，《台灣史研究》（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第 4 卷第 1 期、1999 年。

[3] 台灣教授協會網站 (link is external)、2015 年 7 月 5 日閲覧 (link is external)、2015 年 7 月 5 日閲覧。

[4] 參照黄智慧〈台湾における『日本文化論』に見られる対日観〉、《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第71号。

[5] 黄智慧〈ポストコロニアルの都市の悲情————台北の日本語文芸活動について〉、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アジア都市文化研究室編《アジア都市文化学の可能性》清文堂、２００３年、129-130頁。

[6] 周婉窈（若林正丈訳）〈二度の「国引き」と台湾〉、《ODYSSEUS（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科紀要）》第12号、106頁。

[7] 筆者曾談過這些不同的想法，是作為與戰後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國家說話」相對的、台灣社會的「社會說話」。若林正丈〈現代台湾の日本像〉、山内昌之・古田元夫編《日本イメージの交錯》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 年、70-86 頁。

[8] 周婉窈、前引述、107頁。

[9]作為過去問題的日台間「歷史問題」包括：台灣人日本兵補償問題、軍事郵便儲金等「確定債務」支付問題、從軍慰安婦等問題。手邊最方便的參考文獻是東郷和彦・波多野澄雄編的《歴史問題ハンドブック》岩波書店、2015年。

[10] 關於民族主義的行程，從「他者」的存在這個觀點去看台灣民族主義，可參考若林正丈〈台湾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忘れ得ぬ他者』〉，《思想》第957号。

[11]關於馬英九勝選的 2008 年總統選舉的過程與機制，可參考小笠原欣幸〈2008 年台湾総統選挙分析——政党の路線と中間派選挙民の投票行動〉，《日本台湾学会報》第11号。但是，臺灣的總統只能連選得連任一次，沒有下次選舉壓力的總統在第二任期，姿態會改變。雖然前任總統陳水扁的狀況是傾向「獨立」，馬英九的狀況則是與之相反。關於臺灣總統政治的這種傾向請參照若林正丈〈台湾の総統政治に棲む「魔物」——「ヒマワリ学生運動」が浮きぼりにしたもの〉 (link is external)YOMIURI ONLINE/WASEDA ONLINE(2014年4月14日掲載)（譯註：中文版同刊載於想想論壇，中文版標題為〈附身於台灣總統政治的「怪物」──「太陽花學生運動」的啟示〉，譯者林彥瑜）。

[12] 有民調顯示，日台雙方回答對彼此有親近感的人都超過六成。參考日本外務省〈最近の日台関係と台湾情勢〉 (link is external)、2015 年 7 月 1 日閲覧。

[13] 政治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薛化元教授へのインタビュー、《蘋果日報》2015 年 7 月 3 日 (link is external) 、2015 年 7 月 4 日閲覧。

[14] 關於噍吧哖事件請參考周婉窈（濱島敦俊監訳）《増補版　図説の歴史》平凡社、2013 年、第三章（譯註：中文版為《臺灣歷史圖說》、2009 年、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