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爬山之前－禁山令與入山證

在臺灣想靠近山，最遠的距離也不過車程一個多小時便能進入山區，到山中從事休閒活動如露營、登山健行，在近日蔚為風潮。就算自己沒有什麼爬山經驗，身邊一定也有幾個喜歡往山裡跑的朋友。
 
今日想要「爬山」除了假期或時間之外，最先考慮的是個人的體力和興趣，再來考慮是否裝備齊全，最後才是考慮目的地需不需要申請。政府也已架設統一入口的網路申報系統，可以輕鬆報備入山。不過在過去戒嚴時期想要入山，首先是身份資格的問題，沒有加入正確的組織，別說爬山，光是進入山區就困難重重。
 
臺灣對於平地人入山的禁令歷史淵遠流長，自清代以來，歷經日治時期，一路到了 1965 年才開始逐步放寬。解嚴後才全面開放採取報備制。每個時代的政府對於臺灣山區的管制雖有不同管制理由，但都大大阻隔了平地與山區的交流機會。
 

土牛紅線擴張時期

清治時期，許多漢人跨越臺灣海峽來到此處落地生根，許多開墾都伴隨著與臺灣島上原住民的紛爭。於是清朝政府採原漢分治，在地圖上繪製原漢邊界（因使用紅線標示，也被稱作紅線），於邊界設置土牛溝、隘勇線。分隔漢人與原住民的生活區域，平地畫給漢人居住，原住民則被趕往山區生活。
 
因原漢衝突頻繁發生，清代從統治的觀點設置平地和山區的界線，讓各自族群能維持自己既有的生活模式互不干擾，避免紛爭產生。但隨著漢人不斷開發的路徑，邊界也不斷重新訂定，持續壓縮原住民的生活領域。
 
以新竹這邊的土牛溝為例，和現存被列為文化資產的桃園土牛溝遺址，為同段土牛溝，一路自臺灣北部畫設到苗栗南庄。
 

番界與原住民教化

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對於臺灣山區資源的開採需求，使其延續著清代原漢分隔的政策方向，改以番界稱呼土牛紅線，以警察代替隘勇制度來管理原住民，以利山區經濟活動的進行，如林業、樟腦等產業。
 
從日治中期開始，政府推動「理蕃政策」，以較溫和折衷的手段逐步「教育」原住民新的生活方式，解決過去警方與原住民直接衝突的情況。但此時山區管制的方式仍對於出入皆有限制，以保護原住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入山須申請證明，除非是探親或是學術研究，經濟活動僅限於特許的行業才得以順利申請成功。出山的申請須有正當理由，最多也只有三天的期限。
 

小心，匪諜就在山區

根據 1952 年聯合報所刊載內容，戒嚴前有持續維持入山證的申請，目的是「為保護生活、文化水準較低的山地同胞 」。後續中華民國政府在臺實施戒嚴，並根據戒嚴令第十一條以「為確保山地治安，維護山地人民利益」為由於 1959 年 2 月 15 日實施《臺灣省戒嚴期間山地管制辦法》。
 
此時設立的入山證雖然規定上和日治時期的相去不遠，由警察機關負責管理，必須有正當理由或是身份才得以申請。但卻是轉往「國家安全」的方向來管理，因當時許多共黨宣傳文宣會隨著空飄氣球散落於山區，政府也懷疑山區人煙稀少，可能被當作共產黨組織活動的基地，常民們也被告誡山區「有匪諜」不要前往。
 
不過在後續觀光活動的推動之下，山區管制放寬的聲浪逐漸上升。1965 年修改了山地管制辦法，首度放寬入山證的期限。解嚴之後，更是大幅放寬海邊及山地的管制，重新劃定管制區，並大幅延長入山證的有效期限。回到新竹，五峰和尖石兩個入山檢查哨，也在法規開放的過程中一路向內山後退，尖石末代檢查哨「秀巒檢查哨」，也在 2017 年新竹全面解除山區管制區，而卸下任務。
 

資深山客經驗談

臺灣山區一路自清代開始管制，直至今日也仍有報備制的入山申請，以及國家公園或森林區入山報備管制。但有一群登山愛好者，為了登山而入山，這次專題專訪了自 1968 年開始登山的葉良枝老師，分享關於戒嚴前後入山管制的差異。
 
在他的經驗中，戒嚴以前的爬山活動，只有兩個管道可以申請到入山證，一是救國團，另一則是政府許可登山社。在當時校園之外的民間登山社，多由地方仕紳或是民意代表主導，想要加入還得有既有成員推薦，並經過一連串的考核。對於入山人員的審核最後一步，則是必須前去臺北警政司（今警政署前身）保防科，由登山社統一申請。層層嚴密的管控，使得當時登山社的成員組成，大多是公務人員，身份審核容易通過，假期也容易取得。
 
除了入山身份的管理之外，政府也透過對於地圖的控管，來控制人員入山，並要求每團登山都必須經由政府考核的登山嚮導帶隊。在網路尚未發展的年代，民眾想要登山，還必須準備紙本的山區等高線圖來規劃路線。想要取得等高線圖必須向省政府申請，並由當地主管機關保管於單位的保險箱中，只能透過查閱或複印的方式，不能將正本隨身攜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