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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想靠近山,最遠的距離也不過車程一個多小時便能進入山區,到山中從事休閒活動如露營、登山健行,在近日蔚為風潮。就算自己沒有什麼爬山經驗,身邊一定也有幾個喜歡往山裡跑的朋友。
今日想要「爬山」除了假期或時間之外,最先考慮的是個人的體力和興趣,再來考慮是否裝備齊全,最後才是考慮目的地需不需要申請。政府也已架設統一入口的網路申報系統,可以輕鬆報備入山。不過在過去戒嚴時期想要入山,首先是身份資格的問題,沒有加入正確的組織,別說爬山,光是進入山區就困難重重。
臺灣對於平地人入山的禁令歷史淵遠流長,自清代以來,歷經日治時期,一路到了 1965 年才開始逐步放寬。解嚴後才全面開放採取報備制。每個時代的政府對於臺灣山區的管制雖有不同管制理由,但都大大阻隔了平地與山區的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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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牛紅線擴張時期
清治時期,許多漢人跨越臺灣海峽來到此處落地生根,許多開墾都伴隨著與臺灣島上原住民的紛爭。於是清朝政府採原漢分治,在地圖上繪製原漢邊界(因使用紅線標示,也被稱作紅線),於邊界設置土牛溝、隘勇線。分隔漢人與原住民的生活區域,平地畫給漢人居住,原住民則被趕往山區生活。
因原漢衝突頻繁發生,清代從統治的觀點設置平地和山區的界線,讓各自族群能維持自己既有的生活模式互不干擾,避免紛爭產生。但隨著漢人不斷開發的路徑,邊界也不斷重新訂定,持續壓縮原住民的生活領域。
以新竹這邊的土牛溝為例,和現存被列為文化資產的桃園土牛溝遺址,為同段土牛溝,一路自臺灣北部畫設到苗栗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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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界與原住民教化
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對於臺灣山區資源的開採需求,使其延續著清代原漢分隔的政策方向,改以番界稱呼土牛紅線,以警察代替隘勇制度來管理原住民,以利山區經濟活動的進行,如林業、樟腦等產業。
從日治中期開始,政府推動「理蕃政策」,以較溫和折衷的手段逐步「教育」原住民新的生活方式,解決過去警方與原住民直接衝突的情況。但此時山區管制的方式仍對於出入皆有限制,以保護原住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入山須申請證明,除非是探親或是學術研究,經濟活動僅限於特許的行業才得以順利申請成功。出山的申請須有正當理由,最多也只有三天的期限。
小心,匪諜就在山區
根據 1952 年聯合報所刊載內容,戒嚴前有持續維持入山證的申請,目的是「為保護生活、文化水準較低的山地同胞 」。後續中華民國政府在臺實施戒嚴,並根據戒嚴令第十一條以「為確保山地治安,維護山地人民利益」為由於 1959 年 2 月 15 日實施《臺灣省戒嚴期間山地管制辦法》。
此時設立的入山證雖然規定上和日治時期的相去不遠,由警察機關負責管理,必須有正當理由或是身份才得以申請。但卻是轉往「國家安全」的方向來管理,因當時許多共黨宣傳文宣會隨著空飄氣球散落於山區,政府也懷疑山區人煙稀少,可能被當作共產黨組織活動的基地,常民們也被告誡山區「有匪諜」不要前往。
不過在後續觀光活動的推動之下,山區管制放寬的聲浪逐漸上升。1965 年修改了山地管制辦法,首度放寬入山證的期限。解嚴之後,更是大幅放寬海邊及山地的管制,重新劃定管制區,並大幅延長入山證的有效期限。回到新竹,五峰和尖石兩個入山檢查哨,也在法規開放的過程中一路向內山後退,尖石末代檢查哨「秀巒檢查哨」,也在 2017 年新竹全面解除山區管制區,而卸下任務。
資深山客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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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擁有等高線圖,但他同時也是政府列管人員。
1968 年 參加救國團中橫健行
1971 年 1 月 1 日 第一次登頂玉山主峰
1979 年 7 月 5 日 於西巒大山完成百岳
1993-2019 年 國立交通大學登山社指導老師
臺灣山區一路自清代開始管制,直至今日也仍有報備制的入山申請,以及國家公園或森林區入山報備管制。但有一群登山愛好者,為了登山而入山,這次專題專訪了自 1968 年開始登山的葉良枝老師,分享關於戒嚴前後入山管制的差異。
在他的經驗中,戒嚴以前的爬山活動,只有兩個管道可以申請到入山證,一是救國團,另一則是政府許可登山社。在當時校園之外的民間登山社,多由地方仕紳或是民意代表主導,想要加入還得有既有成員推薦,並經過一連串的考核。對於入山人員的審核最後一步,則是必須前去臺北警政司(今警政署前身)保防科,由登山社統一申請。層層嚴密的管控,使得當時登山社的成員組成,大多是公務人員,身份審核容易通過,假期也容易取得。
除了入山身份的管理之外,政府也透過對於地圖的控管,來控制人員入山,並要求每團登山都必須經由政府考核的登山嚮導帶隊。在網路尚未發展的年代,民眾想要登山,還必須準備紙本的山區等高線圖來規劃路線。想要取得等高線圖必須向省政府申請,並由當地主管機關保管於單位的保險箱中,只能透過查閱或複印的方式,不能將正本隨身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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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振順(2008)。我國山地管制政策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碩士論文,臺北市。
- 桃園市政府(2017)。桃園市文化景觀「土牛溝調查研究暨保存維護計畫」成果報告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