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起兮，曠野尋星──觀看《受困的思想》的角度（上）

 可以馳騁歷史沃野，亦能上天求神諭、入地探酷土，有著經院的深厚內力，更藏蘊俠客的詠歌異能，更且理性與意志鍛造了多語傳輸，足以智服眾生、感性懾人。通俗的說法，這是一個能綰合學院知識與社會實踐的奇葩，放眼這塊島嶼，能擔得上如斯讚譽者，吳叡人或許不是唯一，卻絕對是名副其實。

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待焚之書？

作為台灣民族主義的絕地武士，吳叡人在政權再度易幟、轉型正義之聲高亢的今夏，終於付梓了首部曲──《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以下簡稱《受》書）。

就在眾人企盼作者能述說「原力」從何而來？原力如何與我同在？作者卻於書中序言寫道：「這是一卷等待焚燒的書。它紀錄著無知者測度歷史，異教徒等待啟示，絕望者希望，瘖啞者歌唱，癱瘓者狂舞，瞽者觀星象，聾者聽驚雷……它是用渺小的理性，貧困的知識，微弱的熱情，以及平庸的生命記錄的，關於受困的編年」。如斯的「受困」語境，不由得讓人聯想到韋伯「對外物的顧慮該像一件單薄的外套那樣輕輕地披在聖徒的肩膀上，隨時可以脫下，但命運卻使這外套變成像鋼一般堅硬的牢寵」！

愁容深鬱的韋伯和神采洋溢的吳叡人，明明是不同屬性的人類，何以都因著牢寵，深困於存在主義的寓言裡呢？是的，早在 7 月 14 日首場新書發表會，吳叡人就不斷反覆咀嚼薛西弗斯神話和普羅米修斯受難的況味──脫困／受困／再脫困的篇章編排，意味了徒勞無功，卻必須坦然接受。受困不僅於個人，更是台灣近世以來的悲運，又何嘗不是資本主義世界作繭自縛的啟示。

於是，讀者展書閱覽前，首先得確知：這不是先知書。先知儘管痛陳現世的污濁混沌，卻總勾勒清朗的來世。為抵未知的上帝之城，必然得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也就是要堅定排它固我。然而，《受》書，描摹的是一幅黯黑中有幽光，未來不必然會更好的圖景。這不是地獄、煉獄，也絕非通往天堂的階梯。《受》書所陳述的更非截斷眾流、唯我獨尊的聖諭。若真要和先知連結，那麼《受》書該是依循《舊約‧約伯記》有關信心與苦難的思辯，是古老精神的復歸。

該書也不是四平八穩的學報文字。身受芝加哥大學嚴格學術訓練的吳叡人，思辨邏輯清楚、提綱挈領，但在偉岸穩固的鋼架裡，填以詩意音韻的流動情感。但一方面，由歷史分析、地緣政治剖解、政治經濟學的鋪陳所形構的全書內容，對於底蘊不足的讀者，恐導致見太廟卻不敢入堂奧；而習於學院規格的文員，頗多除了線性邏輯，諸多見解並列的窠臼外，關於文學藝術與神學的想像，不是早隨童年遠颺，就是從未有之。於是，絕大多數人不易進入吳叡人的詩意園地，縱有略論也祇是清淺小語。《受》書懷念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摯情信件談及吳叡人自身的三重受困（歷史─結構、知識─個人、進步意識形態結構）最可感知作者的孤獨之旅，蒼涼、無奈，卻不得不走。

我的建議是：要把《受》書當成散文詩、卡夫卡的寓言小說、德弗札克（Antonín Leopold Dvořák）的音樂，尤其莫忘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身影。大膽直觀再行理性排列，勇於和作者對話。

還有，不必囿於篇章順序。像首列〈臺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的觀點〉，看似仿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的論綱〉，其實是濃縮凝造的〈心經〉，初閱者不宜直入，接續〈賤民宣言〉和〈黑潮論〉之後較適切。而本書副標「臺灣重返世界」和篇章脫困／受困／再脫困的牽繫，並非正反合辯證，而是「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的序幕開啟。

揭櫫公民民族主義賤民路線

先行釐清《受》書的特質後，再來就進入全書導覽。

總的說，吳叡人以歷史為縱線，地緣政治、政治經濟學為橫軸，具體主張公民民族主義之當然與必要，其鞏固端賴由下而上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並而創造出一條「全球公民社會」而來。

他清楚說明了當代東北亞的民族主義格局是「未完成的區域性民族解放工程，逐漸喪失平衡的多極體系地緣政治結構，以及不平等的資本全球化」，而臺灣和琉球、南北韓、香港都是置於此種「多中心的共同邊緣」底下成為「帝國的碎片」。帝國夾縫的地緣政治結構催生了這些地區的近代政治主體意識與民族主義，但同時也限制了它們做為近代主體的完成與民族的獨立。因而吳叡人痛斥兩次大戰間的民族自決是「一個矛盾、偽善而保守的體系。…它揭櫫普遍的原則，卻從事選擇性的實踐。它誕生於帝國之瓦解，卻護衛現存的國家邊界」（頁 60）

一方面，唯有悲觀主義者方能孰諳國際權力系譜並能洞悉東北亞現行特質，這才有「賤民」思惟的產出； 另一方面，吳叡人析理了日本正式帝國的殖民統治期（古典帝國主義時代）、冷戰二元體系下美國的非正式帝國支配期、後冷戰新自由主義美國霸權期、中國崛起後的新帝國主義時代，藉以說明臺灣民族主義如何源起於古典帝國主義時期，其後歷經冷戰與新自由主義的塑造，以及對中國附庸化的過程，最終在三‧一八運動中顯現其當代面貌。

吳叡人冷峻的指出，儘管臺灣民族主義係一種「晚期民族主義」，「它的起源是他律的、外部的、由上而下的，然而它的完成卻是自律的、內部的、由下而上的；它被賦予了國家（polity），但也創生了社會的意志（will）。」（頁 339-340）因而，吳叡人指出臺灣獨特性在於「政治史的斷裂VS.社會史的連續，以及政權的不連續 VS. 制度的積累，第一組二元對立意味著政權更迭下，移民社會的持續整合過程；第二組對立則意味著先後外來政權之間制度繼承、積累與發展所導致的政治整合」（頁 324-325），他以近年來包括反美牛進口、大埔反農地徵收、反國光石化等「進步本土主義」，據以拈出臺灣已然由「每日的公民投票」，致使「公民民族主義」已然穩住陣腳。

經由高亢的〈賤民宣言〉與濃烈史詩性的〈黑潮論〉，再回到〈臺灣後殖民論綱〉的課題，就可以理解吳叡人的擘畫，在歷時的「連續殖民」（清帝國、日本。國民黨），以及共時性的「多重殖民」（殖民母國／漢族移民／原住民）的架構下，梳理出「臺灣人全體解放」的相互解放論。看似虛渺，在現實中已有諸多進展，然前路依舊迢遙，這是希望的烏托邦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