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革命、以及其他關於國慶日的故事

1919 年的 10 月 10 日，中華民國正在迎接他的第八個生日。

上海市的許多店鋪休業一天，以示慶祝。許多人湧到了公共體育場，參與典禮。還有一群師範女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高聲唱著：「飄揚國旗五色，猶如燦爛明霞，放出彩光萬道，照着自由花。」北京中央公園內，則有花臉力士、赤膊刀客，打鑼大鼓等等表演娛樂活動。

可是在這個理應舉國歡騰的日子，當時的國民黨總理，後來的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卻似乎開心不起來。在這一年國慶紀念詞中，他忿忿不平地說：「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專橫，政客搗亂，民不聊生之日也。追源禍始，則政客實為萬惡之首。或曰：政客不死，禍亂不止，旨哉言乎！」

除了批評多行不義的萬惡政客，要他們放下屠刀外，他更呼告全體國民：「國民國民！公等已深受痛苦八年矣！何以於痛苦流離之今日，猶思紀念而慶祝也？得毋以此為革命軍首義之日耶？」

 

按照官方版本，八年之前，孫中山當了四個月的臨時大總統，便為了顧全大局，將這個職位拱手讓人。如今的他，只能忍辱負重，屈居南方，看著「軍閥亂政」，北京的政府領導人換過一個又一個，無怪乎心中無限委屈。

這一年的國父，因此要直把國慶當革命。他說：「民國由革命而來，則凡今日承認民國者，必當服膺於革命主義，黽勉力行，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建設一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之國家，以貽留我中華民族子孫萬年之業；庶幾今日乃有可慶祝之價值。」

政客作亂，人民起義，在他看來真是天經地義。

同一天，北京真的有群熱血學生走上了街頭。他們遊行，散發傳單，並且發表演講。演講的內容，包括了勞工議題、婦女議題，還有選舉。他們甚至還發放「麵包」給路人，麵包上印著「共和萬歲」、「普通選舉」等等口號。

學生的舉動，很快就引起警察的注意，並遭到阻止。但學生們突破重圍，繼續遊行。同樣的活動也出現在天津、蘇州等地。當時的報紙說，看到這些學生的行為，「觀者莫不動容。」

這是八歲時的中華民國。將清朝取而代之後，這個新國家面對的內憂外患，政局紛擾，沒有停過。

即便過了十年，情況還是沒有好轉。

1929 年的國慶日，另一位國民黨的大老出來發言，語氣仍是憂心忡忡。他說這國家裡頭的政客，包括了「強盜式的，流寇式的，拐騙式的，穿窬式的，豺狼鬼蜮式的，蛀蟲蠹魚式的，魑魅魍魎，形形色色，在目前這個時期之內所表現的，可以歎觀止了！ 舉凡掠奪，霸佔，挾持，搆陷，挑撥，煽惑，浸蝕，腐爛，種種害人害己，誤國誤民的陰謀詭計，詖辭邪說，無所不用其極。」

當時擔任國民政府主席（相當於國家元首）的蔣中正，也發表〈告同胞書〉。他哀嘆當時的中國人已經喪失了固有之德性，只會投機取巧，「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無關乎亡國的威脅似乎日益逼近，彷彿就在眼前。身為主席的他，「不敢自棄，僅當早乾夕惕，竭其精誠。」

果然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他從國民政府主席，變成國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再從 1948 年起，幾乎一路擔任了 27 年的中華民國總統。當了 50 年實質上的國家領袖，真可謂「竭其精誠」了。

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慶日，是在 1912 年的 10 月 10 日舉行的。但就在國慶大典不到一個月前，北京的臨時參議會，還曾為選擇那一天作為國慶日，有過激烈討論。

最初的提案，是以湖北武昌起義的 10 月 10 日作為國慶日。這個提案，由當時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提出。武昌起義被認為是推翻滿清的重要關鍵，值得紀念。來自湖北的議員，對此自然大表贊成。

但馬上有議員質疑，武昌起義雖然重要，可是只紀念這個日子，對其他革命份子未免太不公平了。比如，廣州的黃花崗起義也很重要，就算當不成國慶，總得給它一個紀念日吧。

安徽來的議員也說，別忘了當年我們安徽有兩名革命烈士──徐錫麟和熊成基──從容就義，他們對民國的貢獻豈能遺忘？

四川來的議員則強調，我們四川當時的「保路運動」，對後來革命影響深遠，當然必須記上一筆。

最後議會交付表決，還是決定將 10 月 10 日訂為國慶日。

但需要國慶日的念頭，並非從民國成立之後才出現。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些人提倡國家應該要需要有特別的紀念日，以培養全體國民的愛國心。抱持這種想法的，包括當時最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梁啟超。他看了美國和法國國慶的例子，認為紀念日可以鼓舞人心，團結士氣，實在有無比的重要性。

結果 1910 年，清朝頒佈了六個紀念日，外帶五個「國恥紀念日」，包括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的 7 月 24 日，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的 8月 8日，還有甲午戰爭大敗給日本的 8 月 16 日等等。

除此之外，還有三個日子特別重要，同樣被當成了國家的慶典。這三個日子分別是皇太后萬壽節（慈禧的生日）、皇帝萬壽節（末代皇帝溥儀的生日）和孔老夫子生日。

不過規定頒佈不久，清朝就被推翻了。

沒有了皇帝，大家只好轉而慶祝「國家」的生日──雖然「國家」似乎比皇帝抽象多了。

為了讓人們可以感受到這個看不見也摸不到的「國家」，在中華民國，就跟任何國家一樣，需要創造出國旗和國歌。從那時開始，人們開始學習著唱國歌，揮舞國旗，甚至出現了所謂的國旗體操。這都是前所未有之事。

但當時國旗長得跟今天不太一樣。最早的中華民國國旗，是以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所組成的五色旗，象徵五族共和。最早的國歌，歌詞則是這樣唱的：「中國雄立宇宙間，廓八埏，華冑來從崑崙顛，江河浩蕩山緜連，共和五族開堯天，億萬年。」

是在 1928 年，國民黨黨歌才變成了國歌 ，黨旗才變成了國旗。

當時每逢中華民國國慶，報紙上偶爾會刊出「華僑慶雙十節」之類的活動。比如 1927 年在嘉義，有幾十名「華僑」，就在中華會館內舉辦慶祝活動，大家向國旗敬禮，然後輪流致詞。典禮結束之後，「到宜春樓，齊舉祝杯，酒三行。」當天有日本官員到場，中日雙方人士除了寒暄，並且「相期日華親善，酒闌舉觴，祝中華民國萬歲，於爆竹聲中散席。」但是，不管是皇帝萬壽，還是雙十國慶，也不管國旗是五種花色，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對 1945 年以前的臺灣人而言，都不過是另一個國家發生的事情。

但對當時大部分臺灣人而言，雙十節並不是國家慶典。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臺灣，有另一個國慶日：2 月 11 日的「紀元節」。

這一天是什麼日子呢？按照當時日本政府的說法，西元前 660 年的這一天，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這一天，日本的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即位。換句話說，從這一天起，日本國誕生了。

現在不少學者對於神武天皇究竟是傳說人物，還是真有其人，抱持高度懷疑。但對於十九世紀末的日本政府而言，首要任務既然是創造光榮歷史，塑造愛國國民，神武天皇到底存不存在，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從 1873 年（明治六年）開始，「紀元節」成了日本最重要的國定節慶。身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當然也必須乖乖遵循，盛大慶祝。於是每年的這一天，全臺除了放假一天，並且舉辦各種運動會和音樂會，或是腳踏車競賽、圍棋和五子棋比賽等等。

當然，既然是建國紀念日，最重要的活動還是讓民眾感受國家和天皇之偉大。因此，各地都舉辦了演講活動，講解紀元節的重要性。

1926 年的紀元節，甚至在臺北的新公園之內，舉辦了一場遙拜祭典，並由軍隊模擬演出兩千多年前神武天皇「東征」的英姿。當天晚上在樺山小學校（今天華山藝文特區附近），更舉辦了大型的演講會，有三位講者輪流上台，講述「所謂有色人種的反撲」、「建國與臺灣」、「東方帝國的締造與新日本的建設」等課題。據說當時台下的民眾聽的熱血沸騰，不能自已。

而從 1931 年之後，日本和中國之間的軍事衝突越演越烈，日本在殖民地也越來越需要「精神總動員」。1932 年紀元節，在新公園舉辦的祭典，據說超過了兩萬五千人參加。現場除了日本帝國國旗飄揚外，更可以聽見眾人高喊萬歲。

一直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了二次世界大戰，紀元節的慶祝才正式告終。美軍佔領下的日本，被禁止製造國家崇拜，像紀元節這樣的節日，自然在廢除之列。儘管如此，戰後有許多日本人，對於這個天皇神話仍是戀戀不忘，屢屢想要復興紀元節的傳統。

不過 1945 年起的中華民國，並沒有太多時間為了國慶歡欣鼓舞。

1945 年 10 月 10 日，因為剛剛結束對日戰爭，各地還能熱烈慶祝國慶。但接下來的幾年之內，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內戰爆發，國慶日與其說是慶祝，還不如說是一年一度向全民喊話的心戰時間。1945 年之後的臺灣，沒有了紀元節，卻迎來了一個有點陌生的國家，和一個全新的國慶日。

只是戰爭不能只靠喊話。

1949 年，中華民國的國軍仍然不敵共軍，撤退臺灣。那一年的蔣公，就像 30 年前的國父，一點也不開心，只是一心想要反攻大陸。那年國慶前夕，他氣憤地說：「我淪陷匪區的同胞，久在黑暗鐵幕之下，本已不堪受其暴力迫害，而今日又是目不能見國旗，耳不能聽國歌，其喪家亡國之痛，更不知如何忍受了。」

但他又充滿希望，對全國軍民同胞說：「我們深信為爭取中華民國獨立而戰，為保障人民自由而戰，為國際正義世界和平而戰，其戰爭必得到最後的勝利。」

不過隔了一年，情勢沒有好轉。蔣公在 1950 年的國慶日當天，「自愧不能立刻光復神州，拯救同胞，脫離水深火熱痛苦無告的苦境。」只好希望全國軍民同胞，繼續忍受犧牲，堅持奮鬥，相信光復大陸的任務，必能如期完成。

只可惜三年之後又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

過了二十多年，這個世界，按照蔣公說法，仍然「陷於邪正不分，善惡不明，以黑為白，積非成是，充滿貪婪、迷惘、喪亂的痛苦時代。」因此在 1971 年的國慶上，蔣總統只好繼續期待大家保持苦撐堅忍，獨立自強，戒慎而不恐懼，並放眼下一個十年能夠光復大陸。

但儘管意識型態南轅北轍，針鋒相對，1949 年以後，不管海峽這一岸和那一岸，對於利用國慶來宣揚國威、高調放話的作法，倒是有志一同。在臺灣的國慶典禮上，有美軍將領上台致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就有蘇聯的代表團來訪講話。

至於海峽對岸，毛主席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就從 1949 年起，把國慶日從十月十日移到十月一日。這個中國不唱三民主義，改唱義勇軍進行曲；沒有青天白日，而是改升五星旗。

1958 年，大躍進前夕出版的國慶小冊子上，列舉了各地不斷傳來的生產捷報，和農業與工業的非凡成就。在廣東，「三千八百萬人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沖天幹勁……廣東人民和中國人民一樣，生活日益美好，在躍進的廣東，越來越偉大和可愛了。」

至於臺灣，雖然暫時被「蔣賊」和「美帝」所竊據，但是手冊的作者強調，這個自古以來的中國領土，一定要解放。1970 年代的報紙上，仍然提到有許多臺灣出身的苦孩子，因為不堪被壓迫、被奴役，因此投奔自由，「在祖國大陸愉快地工作，幸福地生活。」

起初，兩岸幾乎年年都有國慶；到了 1960 年代之後，頻率才漸漸降低。在中國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期間，閱兵被暫停舉行。在臺灣，則是隨著蔣中正的身體欠佳，閱兵儀式也漸漸減少。為了宣揚國威，國慶不可或缺的節目，當然就是閱兵儀式。從 1950 年開始，對峙中的兩岸，把戰場從前線一路拉到了國慶大典。

1975 年 4 月 5 日蔣公逝世，據說天有異象，風雨飄渺。但那一年的國慶，仍然照常舉行，並且為了安定人心，停辦多年的閱兵大典，也重出江湖。當時的總統，是臨時接任的嚴家淦，而真正的接班人蔣經國，則以行政院長的身分，站在嚴家淦的背後。

不過，這一年的國慶典禮真正的奇觀，不是軍容盛大的國軍，而是有群來自北一女與景美女中，總數超過五千人的高中女生，在總統府前廣場，聯手演出排字大戲。整齊畫一的演出，比起今天的北韓，毫不遜色。（影片 09:30 起）

表演的最高潮，則是為了懷念民族救星，眾人合力排出了一幅蔣公遺像。據說在台上的蔣經國，看到此情此景，感動地留下了眼淚。

在那個國家就是蔣家的年代，國慶日究竟為的是哪個國、哪個家，真要讓人傻傻分不清楚了。

臺灣最後一次的閱兵大典，舉辦於 1991 年。

那一年國慶日的前兩天，有群人在總統府前廣場，開始靜坐──包括當時的中研院院士李鎮源與臺大法律系教授林山田。他們的訴求，是廢除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根據這條法令：「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在過去的 45 年內，有許多政治上的異議份子，只要你不擁戴政府，不管你是主張統一（中共同路人）或是臺獨（還是中共同路人），就會被指控意圖叛亂顛覆，進而遭到逮捕──這是傳說中的白色恐怖。

這或許正是愛國主義最大的弔詭。

在那些日子，每一年的國慶，政府總不忘提醒人民：覆巢之下無完卵，沒有了國哪還有家。可是 40 多年過去，國還在，黨也還在，只有政府製造出的許多家破人亡，默默地被遺忘。

1991 年 10 月 10 日國慶日的那一天，閱兵大典按照原訂計畫，照常舉辦。總統府前廣場被鐵絲網重重包圍；但再往外一點，氣氛就完全不同。原本在總統府前靜坐的民眾，因為被警察驅趕，只好轉移陣地，改在臺大醫學院大樓門前靜坐。

沒想到為了讓國家生日一派和氣，沒有雜音，警察竟然直接進入臺大醫學院，驅趕參與靜坐的老師和學生。

軍警進入校園，這個侵害學術自由的舉動，讓當時的臺大校長孫震也忍不住出面抗議，宣示與臺大師生站在同一陣線，要求將校內事務交還校方處理。

沒想到時任行政院長的郝柏村，態度十分強硬，指責孫震不負責任。孫震因而辭職抗議。

靜坐雖然被驅離，但抗議行動還在繼續。從那一天起，越來越多人加入響應。終於在隔一年，完成了刑法一百條的修訂。從此，再也沒有人會只因為反對三民主義，就被逮捕入獄。

從 1919 年國父高唱的不斷革命，到 1991 年總統府前的靜坐抗議。中華民國與臺灣，早已經歷許多物換星移。一個國慶日，也隨之衍生出各種不同的意義。唯一沒變的，大概是每個政府──不管是哪一國的政府──大力宣傳的舉國一心，最後都成了夢幻泡影。

一個後民主化的時代，我們應該更能理解，這個社會中永遠存在著不同的群體，擁有不同的利益。比起擁抱國家，更加重要的，或許是如何創造出一台機器，其中每個齒輪看似朝著相反的方向旋轉，但仍然可以順利地運行下去。

紀念又一年的「國慶」。

同場加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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