擋不住的硬傷──讀《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上）

裴士峰（出版社譯名為史蒂芬．普拉特；英文原名為 Stephen Platt，下文通稱裴士峰）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在 2015 年由衛城出版中文譯本，引起許多關注。[1] 事實上，早在 2007 年英文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行時，即有一些關於此著的書評。[2] 本人其實早就將此書閱畢。並且寫了篇評論文章，然而諸事耽擱，這篇文章一直堆在檔案夾中，直到現在才被重新「挖掘」出來。

我一向認為除了史料之外，學術著作也必須緩慢、精細、「帶有問題意識」地閱讀，不僅閱讀正文，同時連同學者的註腳、徵引書目都必須考慮。拜讀裴士鋒的大作後，筆者發現的確有太多問題，有著「不可忽視的硬傷」。這些問題，來自作者、負責出版英文版的哈佛大學出版社，以及出版中文版的衛城出版。下文將一一陳述。

非黑即白：湖南 vs. 中國

裴士峰很有雄心壯志，他告訴我們：這一部書是要跳脫原本的國族敘述，從「地方」的觀點討論整體。他認為在近代中國史中有許多不同的歷史論述、民族主義，但最後都被「大中國民族主義」吞併，合為一流。他希望能夠透過「湖南」一地的觀點，去質疑整個大的宏觀歷史敘事、「並提出不同的可能」。

裴士峰的提問，看起來像是呼應杜贊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所說的「必須把這些（革命）話語及歷史解讀為不斷變化的、部分地製造身份認同的方式，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統一的整體」。[3] 在裴士峰眼中，由於政治的需求，讓原本繽彩的「地方民族主義」被「國族民族主義」吞沒，其中又以湖南民族主義最為明顯。因此，他想要從湖南的角度來看待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他相信，「答案將會很不一樣」。

裴士峰的提問值得深思。不過，若將湖南拉出整體中國，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湖南？

當務之急，就是定義湖南人的概念為何，且應該用什麼標準來劃分？地域性？國別性？民族性？裴士鋒從未給個清楚的定義，但就是這個不清不楚，讓他多了很多操作空間。他告訴讀者，「把湖南擺在中央，重新了解中國近代史」。然而，他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卻建構了一個「湖南人」vs. 「中國人」的模型，他告訴我們湖南人是個特殊的群體，是與其他中國人不一樣的。在這個理論中，湖南人可以獨立成一個分析客體，而湖南的民族主義，被中國民族主義吞併（章 1 註 47），為了言之成理，裴士鋒製造了些許假想敵。

他批判以往的歷史論述都只將湖南民族主義視為「湖南人的『神秘精神』」[4] ，忽略了他們的特性。湖南人是否有所謂的神秘精神，這點尚未定論，但就他所建構的模型而言，裴士峰很明顯地忽略了湖南人本身也是近代中國史的參與者。強調省際造成的影響，只讓歷史支離破碎。

況且他在後面所舉的例子，如王夫之、譚延闓、毛澤東等人，似乎不祇甘心做一個湖南人。中國有「老鄉」的概念，同地區的人自然比較容易聚集、共事，然而裴士峰刻意忽略這點，不斷擴大湖南的排外性、獨立性。

例如他描寫湖南嶽麓書院的「禮」，裴士鋒如此說「他學校的禮，不是讚頌帝國的那些禮，而是讚頌湖南與村子的禮（頁 64）。」但岳麓書院的禮究竟跟其他學校的禮有何不同，他卻未加說明。又像陳家鼎的〈二十世紀之湖南〉（頁 158），裴士峰認為這是湖南獨立宣言，因為認為陳家鼎在這篇文章中，未把湖南稱作「省」，而是稱做為「國」，由這二者可以看出許多湖南獨立意識。

但再看之後的引文，便會發現十分詭異。陳家鼎如此說：「以湖南比作世界帝國，一日耳曼二十五「聯邦」之德意志也，以湖南比世界之共和國，一美國十三州中之華盛頓。」但讀者不禁好奇：難道德意志、華盛頓是國嗎？

動態的地區概念

裴士鋒完全不討論地區概念。 但事實上，在歷史的脈絡當中，地區的概念是動態的，這也是《辛亥革命在兩湖》一書的作者周錫瑞（Joseph Esherick）選擇兩湖而非湖南一地作為分析的原因（緒論註 4）。[5]若按照裴士鋒的定義，我們一下子就會碰到這個問題。

以本書的精神指標王夫之為例，裴士鋒認為王夫之是近代湖南的精神、思想依歸，是個徹頭徹尾的湖南人。這個說法放到歷史脈絡中，一下子就會碰到問題。王夫之是明末人，痛恨滿清政權，在明朝的統治下，他出生是在「湖廣承宣布政使司」的衡州府，這時的湖南尚未跟湖北分家。裴士峰強說他是湖南人，恐怕他還會覺得奇怪。

裴士鋒並非不知道這個問題，但他只願意用一個註來稍微處理（章 1 註 2），談到湖南湖北皆是「楚」文化的繼承者，而湖南更以此自豪。但這兩者間如何發展出不同省籍意識，他卻擱置這個問題，略而不論。

但地區的概念，卻特別重要，若把它帶入裴士峰的分析，我們一下子就會發現問題。裴士峰在第三章談到了近代中國西力東漸時的「湖南抵外民族主義」，並用當時民族主義者周漢（1842-1910）的《鬼叫該死》為例，強調當時的排外運動，是「把湖南人視為自成一體、可與中國其他人分開的群體來宣說」（頁 76），證據是周漢是向「湖南人」咒罵太平天國，而非是「中國人」。姑且不論周漢是否如此認為，光是從事情的後續發展就可看出問題所在。周漢的《鬼叫該死》後來傳到了湖北，且在當地大為流行（頁 78）。

但很奇怪的是，如果當時的周漢真的（只要）團結湖南人，那麼這種驚悚駭人的傳單到了湖北，卻也能被當地人接受（還印了 80 萬份），難道湖北人看了沒有任何反應？若如裴士鋒自己所推測的，周漢的言論「融入民間文化」，湖北人顯然接受這個概念，那麼湖北人就這樣直接了當地支持湖南人？

甚至，從民族的觀點來看，也不無商榷之處。湖南在中國內部是個移民區， 且有著相當多的少數民族。他們是否認同當地漢族湖南人的所作所為？他們認同這些事情嗎？又有沒有激發起自身的「民族主義」？裴士鋒想舉起湖南民族主義之矛攻擊中國民族主義，但在定義什麼叫湖南民族主義時，他卻避而不談這裡面的構成要件。

走調的歷史敘事

裴士鋒是文字高手，很會用零碎的史料拼湊故事。但也因為如此，他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塑造自己想要的故事。推論是否有問題？乍看之下似無問題，但這些零碎的東西組成一個論述，便看起來言之成理。

故事從王夫之著作的編纂開始，裴士鋒認為這項工程代表了湖南意識的興起。而主事者鄧顯鶴（1777- 1851）所選用的編輯都來自湖南，並以提倡本省學術、文化自居不凡，立志「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頁 41）」。 鴉片戰爭失敗之後，當地仕紳發掘王夫之思想中「夷」的概念，除了發展王夫之指射滿清政權的「夷」，更衍伸出指稱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夷」。王夫之的著作，也在攻打太平天國的湘軍部隊中廣泛流傳，提供了湘軍的「意識形態（頁 32）」。

戰後隨著士兵的卸甲歸田，湖南人彼此之間共同認同也益發增大。一位外國觀察家 Charles Wilfrid Allan 認為「湖南人是個剛毅且獨立的種族……他們的性格使他們頭角崢嶸，成為這國家自然而然的領導人（頁 37）」。郭嵩燾（郭嵩燾是那一國人？他代表湖南人出使英國？）更是將這個精神發揚光大，裴士峰認為郭創建船山祠、刊印王夫之的文章，「都只針對湖南人而發，非對所有中國人而發。（頁 41）」而「在他們眼中，王夫之是湖南人的，且是為湖南人的，因此與中國其他地方截然不同」。但就這個如何不同，裴士峰卻給不出個說法，也未加說明。

裴士鋒為了讓自己的論述成立，也不深入分析一些湖南籍的重要人物，像是魏源、曾國藩。[6] 因為他也知道，如果進一步處理這兩個人，那麼他就得不到想要的答案。於是，他只將焦點放在留在「湖南」的「湖南本地人」，卻不談論那些在中國各地的湖南人，並刻意放大地方意識與地方文史編纂的「民族情懷」，合理化自己的推論。

郭嵩燾是全書的核心，是裴士峰找的湖南民族英雄。由於不見容於清政府，且因出使英國，故郭嵩濤一直不被重用，只能在湖南待著，默默地從事自己的「本省工作」。裴士峰引用郭的「將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光大先生之業……，確然有以知先生之學非元明以後諸儒所能及也，儻亦先生之遺意也與！」

裴士鋒認為郭嵩燾的宏才大業只為了「湖南人而發，非對所有中國人而發」，但所引史料徹底露餡，因為他根本無法解釋文本中「國家」究竟意指哪國，除非郭嵩濤想建立湖南國（頁41），但郭嵩燾顯然不會這麼說，他也未直接說「只為湖南人而發，非對所有中國人而發」，希望自己家鄉的學子奮發向上。郭嵩燾是想要改革教育，可是那真的是認為「湖南獨一無二之命運」？

很多徵引史料的部分，其實都出現了「國」字，但裴士鋒都視而不見，然後牽強地無限放大「湖南」（或「楚」）？（頁 60、62）很奇怪的地方是，裴士鋒在（頁 62）後文繼續說「他（郭）無意將改革局限於湖南一地，但把湖南的改革視為優先」，這樣一來，又如何與「獨一無二之命運」結合在一起？郭嵩燾說清朝是亂朝（章 2 頁 69），但裴士鋒忽略了這個「朝」非代表中國的清「朝」，指的應該是當時握有大權的官員（也就是郭嵩濤不喜歡的當權派），裴士鋒沒有弄清楚二者的區分。

甚至，他也不引郭嵩燾這段話的出處，只簡單地用郭喜歡張載的一個註含混帶過。最後，郭嵩燾什麼時候認為「湖南人有別於中國人（頁 68）」，他特別提到楚地、瀟湘文化，就代表兩者不是中國？那麼史料中那麼多的「國」究竟是什麼意思？且這樣子就代表湖南人民族主義？地域之間的區別，真能用民族主義形容？甚至再進一步地咬文嚼字：湘楚之間，到底差別在哪？郭嵩燾為何不用湘，而用楚？這個楚到底有沒有包含湖北？

再來看到譚嗣同。譚嗣同被裴士鋒高度讚揚，而譚嗣同更被王夫之深深吸引。他提到譚嗣同繼承王夫之的精神時，認為那是「湖南師徒相成的一個傳統」，也斷定地強調「孔子思想的真義，是單靠湖南人保存下來。中國的其他學者是否也覺得對天下生民負有責任，無關宏旨」。

但仔細閱讀他的引文，卻看不到半點跟湖南有關的字眼，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譚嗣同明明就說「孔、孟、程、朱（這四個人都不是湖南人）之傳不墜於地」（頁 84，該註應同引註 23，但作者忽略），這是一種對中國道統的形容，譚嗣同認為道統由他的三位老師繼承，但卻未強調他們的湖南身份。

況且，譚嗣同真的只想要開化湖南？如果如此，為何譚嗣同最後還是去了北京？（頁 103）連裴士鋒自己都承認，「既是中國的民族主義，也是湖南的民族主義」。就此看來這兩者並非黑白對立的民族主義。

[1] 經由「說書 Speaking of Books」中刊載百噸的〈大中國民族主義有什麼問題〉後，本書更引起廣泛注目。參考：〈大中國民族主義有什麼問題〉，（最後檢索時間：2015 年 10 月 22 日）。

[2] 汪榮祖，〈評介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by Stephen R. Platt〉,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49 期（香港，2009），頁 490-495。

[3]杜贊奇著，王憲明等譯， 《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 221。

[4]張朋園，〈近代湖南人性格試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 期（臺北，1977），頁 145-158。

[5]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 4。

[6]他對魏源的描述也有些許問題，道光 21 年（1841）魏源應該不在北京，當時鴉片戰爭方興未艾，他應該在江蘇（頁 23）。見翁瑞廷，《魏源的政治思想》，臺北：聯亞，1983，頁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