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歷史偵探社：末代皇弟溥傑曾經秘密編過一本日華辭典？

我是一個歷史本科畢業的日語教師。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學業與工作，這次竟然為我開啟了一道有趣的大門，進行了一趟曲折離奇的網路探險。

「最新」的戰前舊辭典

前陣子，有位日語學生在家裡找到一本 1988 年香港出版，但卻用著戰前舊日文的《最新日華辭典》（香港：日本文化學會，1988 年）。辭典裡面的漢字仍然是我們的繁體字，日文叫「旧字体 きゅうじたい」，而且用的是戰前的拼字法（歴史的仮名遣 れきしてきかなづかい)：

而且從內容和排版方式看，肯定是戰前著作。

我覺得非常有趣：一本在 1988 年自稱「最新」的辭典，竟然是戰前的書；而這本戰前的辭典，到底又是什麼來歷？

從編者入手搜尋的驚人發現

為了了解這本字典的來歷，我嘗試 Google 編者「金東生」和「武田欣三」。二人名下除了我手上這個 1988 年香港版本之外，另一個比較舊的版本是 1968 年台南市「北一出版社」的版本，當時書名叫《標準日華大辭典》。但就算是 1968 年的辭典，一樣沒理由用戰前日文，所以這個不是最後答案。

於是我再再找，結果發現這位武田欣三 1930 年透過東京的漢籍書店「文求堂書店」發售過一本《日華辭典》，跟他合編的編者一樣姓金，不過叫金秉藩⋯⋯等一下！金秉藩，不就是末代皇帝溥儀的弟弟，愛新覺羅溥傑？！

溥傑與「金秉藩」，武田欣三與「武田欣二」

眾所周知溥傑是「最後的皇弟」，十多年前竹野內豐跟常盤貴子還拍攝過一部日劇，講述溥傑跟夫人嵯峨浩的故事。溥傑在 1920 年代末曾經奉溥儀之命，跟郭布羅潤麒一起到東京留學，後來歷經滿洲國、戰敗被俘，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改造」，供職文史工作及人大常委等，直至 1994 年去世。

「金秉藩」，就是溥儀在溥傑赴日前為他取的化名，希望他「秉承曾國藩之志，學成歸來恢復清朝」。但究竟編寫辭典的「金秉藩」，是否就是溥傑化名的「金秉藩」，抑或只是碰巧同名同姓呢？

再者，有關這本《日華辭典》，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館藏紀錄中，編者標為「金秉藩．武田欣二」而並非「武田欣三」，都增添了不確定性。

進展突破！極其精準的發現！

正當以為線索斷絕，或至少不夠完備之際，竟然在中國的舊書網站「孔夫子舊書網」又發現了 1930 年（昭和 5 年）初版，1940 年（昭和 15 年）五版發行的《日華辭典》版權頁書影，當中的資訊極為關鍵：

版權頁清楚標示著者為「金秉藩．武田欣三」，地址是「東京市杉並區天沼町二五二」。再讀《溥傑自傳》有關留學期間的敘述，當中提到：

溥傑清楚說出自己在東京的住址，雖與《日華辭典》版權頁上資訊有若干出入，但考慮到《溥傑自傳》乃是溥傑口述再由他人筆錄，過程中或出現手民之誤，而從「二五二」這個地段編號的準確度看來，兩者極有可能是同一地址，也就是說，辭典編者「金秉藩」，非常有可能就是化名「金秉藩」的皇弟愛新覺羅溥傑！

一堆未解的疑團

目前為止，雖然大致上整理出溥傑是《日華辭典》的編者，但仍然有不少光靠 Google 不能解開的疑團，有待歷史學者進一步考證。

一、有關日本人編者身份，現時有「武田欣三」和「武田欣二」兩個記載。因為「武田欣三」一名見於真實書影與眾多後來的翻印版本，我認為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紀錄或許可能是錯的。此外，究竟這個「武田欣三」與溥傑口中的「武田秀三」又是否同一人？查「武田秀三」為「東京外國語學校支那語科」出身，或許真的是他編的辭典，而「欣三」可能是別名或字號？

二、溥傑是否真的有參與辭典編輯工作？辭典於 1930 年 12 月初版，距離溥傑 1930 年 4 月入讀「學習院」只有 8 個月，而溥傑自言由在中國開始學習日語到赴日並入讀「學習院」之間只有約兩年時間，其日語造詣是否足以勝任辭典編輯？但從辭典辭解極為簡單看來，溥傑或只需為詞語提供基本中文解釋，亦未可知。

三、有關辭典編纂的目的。將《日華辭典》與文求堂書店於同時期出版的《井上支那語辭典》（井上翠。東京：1932 年縮刷發行）比較，就會發現《日華辭典》是由武田欣三自行發行，文求堂書店只是負責售賣。

可惜因為文求堂書店早於 1954 年已經結業，而無法透過網路進一步直接求證。

如果這個編輯和發行的「武田欣三」真與溥傑寄住其家的「武田秀三」有所關連，則不得不懷疑當中目的並不單純。

溥傑曾稱武田秀三的哥哥「武田秀一是一個最後當了師團長的高級軍官。他的叔父是個退役多年的陸軍前輩軍官。」（《溥傑自傳》頁 32）按查此叔父或為武田秀雄（1863-1942），是日本海軍機關中將（與溥傑說法有出入），於 1913 年退役，後來任職與軍隊關係密切，生產大量軍用器械的「三菱合資會社」的顧問等。《日華辭典》由與軍部關係密切的人自行發行出版，印刷次數由 1930 年至 1940 年十年間多達五次，而且現時不少辭典均流落中國（孔夫子舊書網、淘寶等均見不少放售），不免令人聯想，這本《日華辭典》是不是由軍方授意甚至出資，供當年進軍滿洲以至中國本土的日本文官武將，帶到中國使用的呢？

更重要的是，辭典序文是由與溥儀及日本均關係密切，後來就任滿洲國國務院總理的鄭孝胥所寫，並稱譽武田欣三「著此書，將使太平之人相愛相親，以發其仁德，其志遠矣」，這會否就是後來日滿親善、東亞共榮的先聲？

溥傑在其不絕歌頌社會主義中國和共產黨，並徹底「反省己過」的自傳中，對歡送過出征中國之日軍已表示「羞愧、悔恨不已」（《溥傑自傳》頁 35-6），卻絲毫不提編纂辭典之事，或可側證此事與侵略直接相關，故此刻意隱諱？

四、辭典在戰後仍有翻印出版（即台南版本及香港版本），日本人編者姓名不變，華人編者則改為「金東生」。這令人聯想到當年國民黨政府嚴防「為匪宣傳」，致使翻印大陸出版物均須篡改作者姓名的歷史，在史學界即有陳寅恪改成「陳寅」，周一良改成「周乙良」「周乙量」等例。

溥傑在戰後被蘇聯軍隊俘虜，後來轉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加上 1960 年代正值「文化大革命」，台灣出版商避用他的名諱（哪怕只是化名），以防警總登門拜訪，在那個大力水手都可以等於總統蔣公的年代（1968 年柏楊事件），自是順理成章。後來香港再行翻印辭典，或許不知道當中因由，便襲用「金東生」一名，於是辭典編者本為溥傑這件事，就更被湮沒在歷史洪流中了。

結語：力求真實的網路探險

歷史研究，首重證據，所謂「孤證不立」，更何況野史傳聞，網路閒言？

所以這次全靠網路做成的考證，從史學專業的眼光看來，的確毫不綿密，甚至漏洞處處。但是時代確實在變，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天，網路資訊或許已經成為不少範疇無可取代的原始史料，我們也應該思考如何有效而可信地運用它們。例如這次考證當中，就運用了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線上館藏作為旁證，可惜《日華辭典》並無線上館藏，只能依靠中國的舊書網站，否則考證的證據將可以更堅實。

這次網路探險揪出的線索，希望可以讓大家認識溥傑這不為人知的「小事」，如果能夠拋磚引玉，為研究愛新覺羅家族、日中關係，或是滿洲國歷史等範疇開啟新的方向，那我將更感到榮幸，算是為自己所學的專業略盡綿力。

最後，必須感謝兩位日語學生兼朋友：擁有辭典的施葦俊君，幫忙大量網路搜尋並提供寶貴意見的李駿宇君，讓這次網路探險得以順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