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通史】不只是清寒學子的科舉明燈，也是阻止民變的錦囊妙計？清代義學的發展

俗話說「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許多讀書人夢寐以求的事情，便是考取功名，謀得一官半職；金榜題名時更被列為古人所說的四大樂事之一。縱然教育經常淪為階級複製，但教育也給了清寒學子們翻轉階級的希望。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可以透過到圖書館、上網自學或使用開放式課程找到免費的學習資源。不過，假設身處在清代臺灣，家境清貧的青年學子想要靠著讀書識字、科舉考試翻轉階級的話，又有什麼管道、可以去哪裡學習呢？

書院、私塾、義學：今天你選哪一個？

如果今日想要就學的話，無論是在那個學習階段都有非常多樣的選擇，而其實清代的社會中也存在著非常多種的教育機構。若依照學習程度分類的話，主要可以分為兩類：初階的教育機構為社學、義學、私塾等；進階的教育機構則有儒學、書院等單位。其中，儒學的進入方式最為困難。儒學是官方正式設置的教育機構必須先經過「童試」、成為生員才能進入儒學就讀。但是考上童試可不是這麼簡單的事，童試為地方政府所舉辦的地方考試，需要通過縣、府及院三個階段的才能成為生員，也就是俗稱的秀才。同屬進階教育機構的書院則與儒學不太一樣，書院由地方官或民間社會發起，經常邀請地方名士進行講學，部分書院也肩負著義學的責任，書院的規模大小也反映著地方的發展狀況。
  基礎教育機構社學由地方村落設立、私塾為私人興辦、義學則以收清寒學子的教育機構，主要的目的是讓學生「蒙學」，也就是接受啟蒙教育的意思。在清代臺灣，社學與義學的界線並沒有非常明確，在《臺灣通史》曾記載著：「知府蔣毓英始設社學二所於東安坊（今臺南中西區），以教童蒙，亦曰義塾。」義塾即為義學，由此可見連橫將義學與社學畫上等號；而高拱乾修纂的《臺灣府志》也將蔣毓英設立的社學稱作義學。細究原因，可能是因為這些教育機構皆由官員捐錢設立，具有強烈的公益性質，因而同樣被稱為義學。無論這些機構的分類為何，在多樣化的學習機構中，除提供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源以外，也肩負著學童們日常的教養學習、讀書識字、記帳作生意的功能。

清代臺灣義學的發展

然而，這種不需要學費的學校是如何發展的呢？臺灣的義學最早於康熙年間由官方所設置，且分別座落於不同地區，在臺灣府、臺灣縣、諸羅縣、鳳山縣、彰化縣各設有一間義學。北部的義學則直至乾隆年間才由貢生胡焯猷將其舊宅、田產捐出，在淡水廳（今新北市泰山區）建立義學（即日後的明志書院）。不過義學的發展其實並不那麼順遂，清朝統治初期的臺灣由於尚在拓墾階段，民間對於教育的需求並不興盛，因此僅在各個府縣內設置一所義學。對於有意求取功名的學生來說，免費的學校能提供的教育資源終究有限，隨著書院的大量增加、為學生為了追求更優質的學習資源，官方開辦的義學就不足以應付需求。因此許多義學開始面臨轉型的問題，有些義學選擇持續經營、有些則選擇退場、也有些轉型為具有義學性質的書院，依然對清貧學子提供免費的獎學金，不過同時增進設備、招募優質師資，藉此吸引學生前來就讀。以此因應著時代對於義學需求的變化。
  然而，專門的義學並沒有就此消失，例如在同治六年（1867），淡水同知嚴金清為重振為地方奉獻的慈善風氣，廣興義學便成為他的目標之一。在他的號召、倡議之下，如仕紳、商人與業戶們等地方有力人士紛紛捐款，在竹塹城與艋舺設立義倉、並撥款設立義學，不僅提供急難的糧食救濟、也提供貧寒家庭的就學管道。這類倚賴民間善心的義學，其實反映著地方士族以及讀書人對於「學校」的想像，開辦學校不僅是為了提供學生們良好的學習環境，也希望藉由設置學校來教化民眾、以此彰顯自身的善行與公益。義學看似捲土重來，但仰賴善心的捐款並不能長久維持。在義倉經營不善的狀況下，這類型的義學也在同治末年陸續停辦。

設置義學的目的是彌平動亂？

不過，為何官方會如此重視義學的設置呢？那是因為在教育以外，義學還肩負著其他的社會責任。康熙末年，朱一貴事件襲捲南臺灣，事件之大也驚動朝廷高官。前來隨著南澳總兵鎮藍廷珍來臺灣平亂的藍鼎元，在事件後也上書長廷，藍鼎元這樣說著：「臺灣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興學校，重師儒，自郡邑以至鄉村，多設義學，延有品行者為師⋯⋯斯又今日之急務也。」藍鼎元認為臺灣之所以動亂頻仍並不是經濟層面的問題，而是在於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倘若大興學校、招攬師資、給予臺灣人品德教育的話，那或許便不會再有動亂問題。
  於道光年間來臺擔任臺灣兵備道的徐宗幹，也有同樣主張，他說：「公議倡捐，於鄉里添設義學，用廣教育；⋯⋯冥頑之習可冀相觀而善，默化潛移，俾風俗漸蒸蒸日上」徐宗幹同樣認為，透過號召鄉里捐錢，廣設義學、透過免除學費的方式，能使臺灣人的個性移風易俗，改善浮浪閒人甚多的問題。兩位生存年代差距百年的清朝官員的意見大抵相同，同樣反映著數千年來漢文化中心的文化觀念，將民心浮動或是心生叛變的原因，歸咎於不文明、不開化之上。從後續的動亂仍持續發生的角度來看，或許事情最終仍與藍鼎元與徐宗幹的願違。

而義學再次廣為興建，則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社事件後，由於西方世界的衝擊，清朝官員一改將番界以外視為化外之地，開始推行「開山撫番」的政策，義學又再次成為執政者用以推廣教育的解方。為了使未曾受過漢文化薰陶的原住民得以廣受教育，將番界也納入清朝版圖。政府便，廣建「番社義學」，積極推廣原住民教育，甚至為了要鼓勵學生入學，不但提供飯食錢，每季再各提供衣褲一套。義學發展的不僅兼具提供學習的功能，其實也背負著出資者的期望，無論是民間慈善、公益或為了平亂、教化的政治目的。
 

義學的跨時代意義與繼承

日本統治初期，雖然清朝官方所設立的學校就已經廢除，無論官方或民間所支持的義學最終大多消失殆盡，不過義學的形體卻用另一種形式保留下來。在日治初期，日本人為了推廣國語並以新式教育取代傳統儒學教育，過去曾作為義學或具有義學性質的書院，就成為日本用以設置國語傳習所、公學校的最佳場址。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至今仍然尚存的板橋大觀義學。

大觀義學由板橋林家創立於同治 2 年（1863），除藉由授課講學外，也會舉辦詩文聚會，邀請漳、泉文士彼此交流，希望藉以彌平漳泉之間頻仍的械鬥問題。日本統治臺灣之後，大觀義學改名為「大觀書社」，雖然不再保存清代義學的教育方式，但仍肩負地方上重要基礎教育機構的角色，不僅曾作為國語傳習所、也曾作為公學校使用。在公學校搬遷之後，板橋林家於昭和2年設置私立板橋幼稚園，繼續承擔著地方教育的責任。雖然曾在太平洋戰爭之後，幼兒園一度荒廢，不過戰後在地方有力人士的推行下，在原址成立「大觀幼稚園」，並且持續營運至今。
  由於清代沒有所謂的「義務教育」，並不是人人都可以想要讀書就有讀書的機會，若想要參加科舉考試考取功名，義學便是清寒子弟的引路明燈。義學不僅提供基礎教育，許多人因此得以識字、記帳，而使未來有更多的可能性。同時，義學的設置也投射著資助者的期望，也不純然只具有學習功能而已，每間義學的發展，都會因地方的發展與地方人士的想法而有所不同。時至今日，義學早已不復存在，不過義學留下的故事，或許也能讓我們重新思考教育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