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通史】在山川河海中寫作，並且四處買書看書：清代臺灣的文青養成之路

要成為一位稱職的「文青」，寫作、讀書都是文青之路上的重要經歷。在現代要書寫各式文章、閱覽各類書籍絕非難事，不過如果時光回到清代臺灣，想要成為一位清代文青，應該要寫什麼樣的文章？又會讀什麼樣的書呢？

多數人對於士人的印象，大多脫離不開科舉考試，不過這並非清代臺灣文青的全貌。在臺灣豐饒物產以及奇秀山川的孕育下，也孵化出許多文學創作與文史書籍。在清代廣袤書海之中最引人注目，也最能代表臺灣當文化風貌的書籍，就是當時由官府所編修的「地方志」，以及文人來臺後所撰寫的各種「遊記」。

地方志書中的臺灣風景

纂修方志的傳統起源於宋代，而在明清時盛行於中國各地，大多記載著各個地方的風俗民情、山川河海與人文風貌。雖然撰寫方志的初衷是作為官員們快速理解各地的統治筆記，書寫的內容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質，不過方志的內容也反映著撰寫者所看到的風景樣貌，現在讀來或許像更像是一本旅遊指南。
  臺灣開始撰寫方志最早可以追溯至劃歸清朝版圖之際。由於施琅攻克臺灣以後，象徵著清朝完成了統一帝國的霸業，因此官員們便思索著編修「大清一統志」的需要。當時擔任臺灣知府蔣毓英為了讓臺灣進入清朝官員們的視野，便在短短三個月內寫出了《臺灣府志》，裡頭不僅記載臺灣的地理、文化、風土民情，也在清政府討論臺灣棄留爭議時，成為影響臺灣納入版圖的關鍵之一。

因為清初臺灣士人稀少、學校設置也有限，對當時的士人青們來說，編纂方志便成為少數能發揮所長的舞臺，如臺灣縣首位舉人王璋，在中舉之後、正式任官以前，就深入臺灣各處蒐羅史料，協助臺廈道高拱乾寫下《臺灣府志》，成為臺灣方志體例的標竿；漳浦文人陳夢林也在辭官至各地遊歷數年之後，應諸羅知縣周鍾瑄之邀，將臺灣的山川風俗盡收在《諸羅縣志》。當然這些負責纂修方志的文青們，包含陳夢林、王璋、高拱乾以及周鍾瑄在內，也都分別在方志中留下詩句，在修志的事業中一展文才。高拱乾甚至相當有雅緻地在《臺灣府志》中評選起臺灣各地風景，將安平晚渡、沙鯤漁火、雞籠積雪等八個景點合稱為「臺灣八景」，並邀請文人以詩詞吟詠著這些優美名勝，留下著名的「臺灣八景詩」。
  清代臺灣的地方志種類和數量多到讓人眼花撩亂，按照地區、年份的不同，更是有不同樣貌與版本。在清朝統治臺灣的兩百多年間，官員們至少編修了 33 本方志。隨著時間推移，許多風俗民情改變，各地的方志也陸續修訂。當然，各種方志間也有不少抄襲、殘缺、散佚或是語焉不詳的情況，甚至有官員什麼也沒做就偷偷把名字放上作者欄，以致清代臺灣晚期的方志品質略為不佳、難以確實地反映臺灣的歷史。

不過在諸多的地方志中，還是有那麼幾本方志相當引人注目，不僅是因為它們相對完備，這些地方志也對歷史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如高拱乾《臺灣府志》、周鍾瑄《諸羅縣志》，以及王珍《鳳山縣志》等。史學家方豪也曾撰文一一點名盛讚這些清初負責修志的文人「因為惟有他們才是對臺灣鄉土史真正出力，真正有貢獻的人」。

宦遊文人的旅遊文學

文人們撰書、寫作也不全靠官府修訂方志，除了方志以外，詩詞、遊記也是清代文青們經常撰述的體裁。雖然文青們並非僅撰寫遊記，不過由於臺灣風景迷人、古蹟頗多，又因臺灣孤懸海外、長年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有限，讓初來臺灣的中國文人們備感驚奇，因而提供了許多創作素材。從明代陳第《東番記》到清代藍鼎元的《東征集》，文人筆下的臺灣多帶有遊記的性質，連橫就在《臺灣通史》之中觀察到這種現象，形容臺灣「固天然之詩境也。」也點名臺灣縣知縣孫元衡《赤崁集》、漳浦諸生陳夢林《遊臺詩》、巡臺御史張湄《瀛壖百詠》等文人作品的文采之盛。文人們透過五感所得知的訊息，透過文字書寫而鐫刻了下來，在這些作品之中，最為著名的便是郁永河《裨海紀遊》。

1697 年（康熙 36 年），福州硫磺火藥庫發生爆炸，致使硫磺嚴重短缺。當時盛傳臺灣島上的雞籠、淡水一帶盛產硫磺礦，政府急欲尋人一探究竟，不過臺灣北部在清政府的眼中仍是化外之地，這趟開採硫磺之旅注定並不容易。在眾人退卻之時，性喜冒險的郁永河無懼眼前危險，自告奮勇來臺。郁永河在公務與遊歷之餘，憑藉著為期十個月的探險經驗寫下了《裨海紀遊》。換句話說，這本書就是郁永河的旅遊日記，從島嶼南方的臺灣府，一直到北方北投的硫磺及溫泉，撰述的內容很大程度地補足了當時《臺灣府志》所未能企及的部分。
  郁永河在北方乘坐獨木舟、跟著原住民一同深入山林，那些他所記載下來的人文風土與地理樣貌，成為臺灣史上相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除了為人熟知的《裨海紀遊》之外，郁永河也寫下了《番境補遺》、《海上紀略》等著作，這些書籍除了具有地理學、歷史學、甚至是人類學的貢獻外，郁永河的文筆之優美，也讓他在文學史上留下成就，堪稱清代臺灣第一旅遊作家。

買書、看書哪裡去？書市、書院、圖書館！

清代的文青們除了遊歷與寫作之外，買書跟看書也是不可或缺的活動。不過由於清代臺灣的印刷術及書籍市場尚未發展成熟，要購買書籍其實並不容易。連橫在《詩薈餘墨》等文集中就屢屢抱怨:「購書不易，而購善本尤難」，連橫所指的善本，意思是指較為忠於原典的抄本。當時臺灣書市上就算有書籍，品質也未必良好，需要細心挑選才不至於受騙。許多書市上流通的書本在傳抄時有所錯誤、缺漏或被加油添醋，造成許多愛書人們的困擾。若要取得優良的善本書籍，就得從上海等城市購買或與人相借傳抄。許多與臺灣有關的著名出版品，諸如郁永河《裨海紀遊》、孫元衡《赤崁集》、黃叔敬《臺海使槎錄》等著名宦遊著述，甚至僅在中國發行，而後才傳回至臺灣。臺灣遲至道光年間，才出現第一家印書館「松雲軒」，這也才讓書市稍微活絡起來。

雖然在清代臺灣讀書並非易事，不過還是有些獲取書籍的管道。清朝統治臺灣以後，官府為培育科舉人才、獎掖學習風氣，在全臺各地設立儒學、書院，收藏圖書的單位也就相應而生。此類藏書單位最早可見於雍正 12 年（1734）時，當時來臺灣府儒學任教的官員袁弘仁，鑑於臺灣島內書籍購買困難，因此特地捐贈六百餘本藏書供學子們閱讀。在乾隆 14 年（1749）臺灣府儒學更出現專門藏書的典籍庫。
  在地方官員及眾人的捐獻與建置下，書院的藏書逐漸豐富，據傳臺南海東書院藏書達萬卷，鹿港文開書院更藏有數十萬冊書籍。官府也在光緒年間於臺北府設立臺灣通志總局，收藏古今圖書數萬冊。雖然許多藏書機構並未確切地紀錄藏書書目，不過在《臺灣通史》中，連橫剛好記下了在海東書院中關於臺灣文人著述的藏書名稱與數量，其中海東書院藏有臺灣方志 15 種、共 200 卷；臺灣文人著述 40 種、共 203 卷；宦遊人士著書 80 種、共 160 卷，相關著述的數量並不算少。臺灣人文風氣一時蔚起，甚至得到「海東之鄒魯」的稱號。可惜的是由於清代的動亂頻仍，許多文獻在衝突之間因而散失，在清領末期的乙未之役中許多藏書單位更受到嚴重破壞，目前可見的書籍僅是清代臺灣文人撰著的其中一部分。
  不過就算清代就設有這些藏書機構，同樣也有著各種限制。由於藏書單位屬官府或學校所有，並非所有民眾都能就近使用。一直要到日治時期臺灣才出現具有近代意義的圖書館。在 1901 年由私人興辦的「臺灣文庫」，為全臺第一座現代化的圖書館，藏有圖書 10,261 冊，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今國立臺灣圖書館）的前身。雖然日治時期圖書館的設置具有鮮明的殖民意圖，圖書館負擔著舉辦國語講習會、開辦展覽等任務，希望以日本文化教育臺灣群眾。不過在現代化圖書館的基礎上，圖書館也著手搜集、保存以及流通圖書的使命、許多清代以來的地方志書與書籍也因此被妥善地保存了下來，除供日本學者研究臺灣文化以外，也讓一般民眾得以閱覽。圖書館因此成為愛書文青們閱讀詩書、充實文學底蘊的好去處。
  清代文青的養成之路與現代文青的養成之路大不相同，不過喜好閱讀的心或許是一樣的。若有機會不妨再拿起清代的地方志書與旅遊文學，試著從清代文青所留下的文字之中，重新看看他們眼中的臺灣究竟是什麼樣的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