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有些人冒著被裁罰、指責的風險，也要離開隔離處？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壓力、焦慮、缺乏社交是主因

中研院院區開放演講：台灣防疫成功了嗎？

宛如平行時空的台灣，我們做了什麼？

在這場世紀大疫中，台灣未曾封城、禁足，社會與經濟活動很快重見熱絡，繳出了不錯的防疫成績單。跟各國相比，台灣政府在防疫上顯然做對了不少事，成功建立起人民信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

李宣緯認為，「台灣模式」來自幾項重點。首先是謹慎行事，每一步都有妥善規劃，中央、地方政府相互配合。

第二，快速反應、超前部署。去年底，政府從網路一得知武漢出現可疑肺炎，馬上繃緊神經。隨後也迅速拉高應變層級，展開邊境管制。

第三，資訊透明，「防疫五月天」連續 140 天每日召開記者會、現場直播，接受媒體詢問，和全民報告疫情變化。

最後，則是良好的公民素養。經歷過 SARS 慘痛經驗，台灣社會已建立起高度公衛意識，當疫情來襲，配戴口罩迅速成為全民共識。

這些關鍵作為，讓台灣到 10 月底還不滿 600 例確診，僅有 7 例死亡。根據中研院社會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 4、5 月的問卷調查，高達 79.1% 的民眾認為政府防疫做得「很好」，18.1% 則回答「好」，表現評價可說是接近滿級分。此外，台灣今年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僅微幅衰退 0.6％，遠勝受疫情重創的世界各國。

至今為止，台灣防疫表現不只是對抗病毒的優等生，也獲得民眾的高度認同。

防疫點日記：透視被隔離者的內心

對抗病毒除了政府的政策戰略，更需仰賴眾人配合。例如，返國者誠實告知身體狀況，遵守隔離規定。也因此，每當新聞出現趴趴走隔離者，必定引來千夫所指、罵聲不斷。然而，為什麼多數隔離者願意配合、服從？在哪些壓力、環境影響下，會讓他們浮現「落跑」念頭？隔離者長時間不能和別人接觸，他們身心有什麼變化？

為了進一步瞭解隔離對個人的影響，中研院社會所與統計所共同展開「防疫點日記」計畫。研究團隊開發了「防疫點日記」網站，募集 140 位被隔離者，參與為期超過 30 天的線上調查；同時也加入 158 位沒有隔離經驗的人，進行對照。

被隔離者必須詳細記錄每天的日常生活細節，譬如昨天花了多少時間工作或學習、和他人社交？今天覺得孤單嗎？起床後會覺得漫無目的嗎？透過這些情緒反應、娛樂活動、社交頻率，觀察分析他們的身心變化。

此外，調查也要求參與者提供跟他人的互動接觸紀錄，不論是面對面，或者線上臉書私訊。所有參與者都需要記下他跟誰互動，和對方的關係，互動時間，當面、電話或網路接觸。隔離者每日平均至少記錄 3 筆人際互動，解除隔離後、非隔離者則每日平均提供 5 筆以上的紀錄。

「我們想要看的是，這群人的社會網絡有沒有變化？」李宣緯補充解釋：「大家可能沒有聽過社會網絡，在臉書上把人跟人串連起來，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社會網絡。」

簡言之，防疫點日記研究試圖要瞭解：在疫情高度衝擊下，我們的社會網絡、人際互動是否被改變？隔離者會出現社交行為或身心變化嗎？對政府的滿意度是否受到影響？

社群留言關鍵字第一名：謝謝

研究發現，經過隔離並沒有讓人們對政府不信任，反而更加肯定。在點日記開始前的前測調查中，隔離、未隔離兩組人都有超過 55% 認為政府資訊「透明」；等到 30 天結束的後測，兩組人認為政府資訊「非常透明」又分別躍升超過 10%。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有沒有經過隔離，多數人皆高度推崇政府的防疫政策相當透明。

另一方面，研究團隊也從社群平台的互動，檢視政府和民眾的溝通關係。他們徵得部分參與者的授權，存取他們過去一年的臉書社交紀錄。

讓人意外的是，比起隔離者，未隔離的人與「衛福部粉專」的互動數量更多，而且幾乎以按讚為主。社群留言的關鍵字前六名，則分別為「謝謝」、「防疫」、「辛苦」、「部長」、「人員」、「所有」，普遍是支持政府的正面聲音。

為什麼他們想離開隔離處？

新冠肺炎爆發以來，為了遏止疫情擴散，各國紛紛祭出封城、禁足、邊境管制等不同手段。當政府以安全、公衛之名，要求人民放棄部分自由，人們願意讓渡什麼？能夠容忍到什麼程度？國家管制與個人自由之間的權衡衝突，備受熱議。過去，便有學者針對 SARS 研究發現，「外出社交」是個人最難放棄、遵從規範的部分。

因此，研究團隊也以「今天有沒有想要離開隔離地的念頭？」，檢視隔離者服從政策的意願。這包含了兩項研究議題：一是哪些因素會影響民眾服從或不服從？二是焦慮在其中扮演了什麼作用，是不是一個中介因素？

李宣緯分析，影響服從度首要是負面情緒；曬不到日光、感受到較少支持、遭受隔離汙名化等等，都可能導致負面情緒。再者則是社會責任，是否清楚認知隔離對於社群的意義。另外，是否獲得充分資訊、具備公衛知識，也會影響到服從度。

根據迴歸統計結果，男性較女性服從意願高。內心愈焦慮、孤單，愈容易想離開隔離處。隨著隔離天數拉長，愈到後期，愈會有出門的想法。另外，遭受陌生人指責的汙名化程度愈高，或是覺得隔離對社會沒有幫助，只是在浪費時間，也都會降低隔離者的服從意願。

反過來，無論是透過線上或線下，只要接觸人數愈多，和家人朋友愈常聊天互動，則愈不會有想離開的念頭。

那麼，經歷過隔離，又會帶來哪些變化？

14 天閉關後，隔離者的「互動人數」顯著下降，「防疫和公衛知識」明顯提升，對「政策公開透明度」認同比例也上升，不過「認同自身隔離對社群有幫助」反而下降。

李宣緯解釋，原因可能是隔離者認為自己其實是健康的人，但卻得禁足 14 天，因而認為這次隔離實際上沒有太多價值。分析隔離者的汙名化經歷，他們遭受的汙名壓力最主要來自陌生人；隔離期間遇到麻煩時，他們尋求協助的對象則多數是家人。

總結來說，究竟為何有些人會冒著被裁罰、指責的風險，想離開隔離處？根據研究發現，當負面情緒湧現、缺乏社會責任意識的情況下，就會使人傾向於不服從。另外，和原本預期不同，防疫公衛知識程度越高，愈清楚身體不舒服時，要與他人保持距離、通報醫護人員，反而愈容易想離開，推測可能是認為自身感染可能性低、有能力自我保護。

焦慮也確實扮演部分中介，當個人感受到被大眾指責的汙名化壓力，可能產生焦慮感，降低隔離者的服從意願。

李宣緯強調，防疫是眾人的努力總和，隔離者一定程度犧牲了個人自由，以換得社會的公衛安全。若我們能更了解個人獨自面對隔離的壓力、焦慮、身心變化，以及需要的正向支持，或許也更有助社會共同對抗病毒。

演講最後進入問答環節，不少學生熱烈發問：

政府有很多防疫文宣或影片，各族群的接受度可能也不同，如何衡量政策溝通是否有效？

我們大致從三個面向，檢視政策溝通是否有效：

一是根據中國效應小組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民眾普遍肯定防疫政策是成功的，政策支持度很高，可以看到政府的防疫作為的確獲得正面的溝通成果。

其次，在防疫點日記研究中，無論隔離者、一般人，多數參與者都認為資訊相當公開透明，顯示政策傳達是有效的。

第三，研究也分析參與者和衛福部臉書的互動情形。留言關鍵字多數是正面，謝謝高居榜首，互動形式也以按讚、笑、愛心等居多。

以上綜合來看，防疫政策確實達到有效的溝通。

台灣的防疫策略是特例嗎？類似做法移植到其他文化脈絡，會不會造成反效果？

目前看來，很多做法應該是共通可行的。

比如邊境管制，許多國家後來陸續採行，但如果初期就開始執行，防疫效果可能更明顯。口罩徵收、統一配發政策，也有安定民心的效果，降低物資缺乏的集體恐慌心理。另外，包括政委唐鳳協調的數位應用政策，提供大家即時資訊，這些都能參考、挪用。

廣義來說，我認為多數政策應該都能被複製，差別只在於政策施行的時間、強度。某些措施越延遲開始，效果就不如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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