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2 年夏，乾隆之母這位「有福之人」在承德被引薦給了康熙。鈕鈷祿氏（我們只知道她的哈拉——滿語，即姓氏）當時 29 歲，是雍正九位妻子中的第四位。
據說，在 13 歲時，身為皇室秀女的她被派往北京城東北的雍親王胤禛府邸服侍。在那裡，有一次胤禛生病，鈕鈷祿氏美麗的容貌和辛勤的服侍讓她獲得了皇子的寵幸，後來她也因此被提升為最低等級的皇室嬪妃。還有一些記載稱她直接就被冊封為皇室嬪妃。
前一個故事並非沒有可能（大約有七分之一的皇室嬪妃來自宮廷侍女），但是後一種說法似乎更為可信，因為鈕鈷祿氏的曾祖父巴圖魯額曾是後金時期著名將領，因此，雖然至鈕鈷祿氏之時，其家世並不算顯赫，但依舊是最受尊敬的滿洲家族之一。她有一個遠房姑姑曾經是康熙的嬪妃。（我們必須澄清「乾隆是海寧陳家之子」的傳說，這是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國族主義者企圖將乾隆歸為漢人，因而衍生出來的一種純粹的臆想。）
在這兩種說法中，無論是侍女還是嬪妃，其選擇方式都是一樣，也就是「選秀女」。
選秀這一概念是早期滿洲貴族享有的封建權利的遺存，它適用於滿洲八旗內 13 至 16歲之間所有的健康女子。每個適齡女子都有一個包含其旗籍、門第和容貌等基本資訊的花名冊。官員們根據這些資訊來決定一個女孩是否適合選入宮中，或是如果這女孩家世顯貴，那麼她是否適合與皇室通婚。如果在五年之內未被選中任何一種，她就可以按照家庭意願與他人通婚（當然仍需得到她所在旗的佐領的認可）；如果女孩不參加選秀，就永遠無法得到這樣的豁免，也就意味著原則上她是不能婚配的。
如果傳說不假，鈕鈷祿氏確實只被選為侍女，那麼她可能會一直服侍至 25 歲，然後重獲自由，而且可能還會得到一定數量的銀子作為補償。
但是，如果她被選為皇子的嬪妃，那麼她的一生就只能和皇室綁在一起，其自由也將會受到很大限制；從那以後，她基本上是不可能有機會出宮回家探親的。
1711 年弘曆（按：即後來的乾隆）出生後，鈕鈷祿氏地位得到提升，有三個侍女服侍，同時也享受相應品秩的食物、綢緞和例銀。除了弘曆以外她再沒有別的子嗣；不過，她唯一的這個兒子最終卻成為雍正所有子嗣中最具天資的一個，也是雍正所有滿洲嬪妃所生兒子中唯一活到成年的一個。
對鈕鈷祿氏來說，這無疑是幸事一件。
在雍正繼位成為皇上並選擇弘曆作為繼承人後，她又被冊封為皇貴妃，在嬪妃中地位僅次於皇后。（按：此處翻譯有誤，英文原文為「她成為了第二級的嬪妃」，即貴妃，地位次於皇貴妃與皇后。）
在乾隆登基之後，她的地位上升為皇太后，同時，作為乾隆的母親，她被正式尊奉為崇慶皇太后，乾隆自己的皇妃則成為新的皇后。自那以後，鈕鈷祿氏在皇宮內擁有自己的居所（慈寧宮）與大量的奴僕和豐厚的月例。
在乾隆小的時候，他和母親之間的接觸可能非常有限，我們也不知道任何有關她教育乾隆的故事。然而，這似乎並未減弱乾隆對母親的感情，乾隆盡其可能向母親表達著他的孝意，並不斷賜予母親榮耀頭銜。
從乾隆登基直到，鈕鈷祿氏於 1777 年以 84 歲高齡去世之間的 42 年中，乾隆一直虔誠地服侍著母親，幾乎每天一早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她請安。另外，他也賜給她華麗的禮品，竭力迎合她的口味和願望。
乾隆知道母親篤信佛教，於是專門為她建造了寶相樓，裡面全是宗教繪畫和物品，還有一個由七百八十七尊佛像組成的佛祠。在鈕鈷祿氏去世後，乾隆用藏傳佛教的遺骨匣來盛放她依據佛教修行所經年積累的毛髮，後來，這些又被製成了一個完全由金銀構建而成的金髮塔。[1] 塔重 107.5 公斤，但是只有 53 公分高，如今這是皇室藏品中最令人驚歎的傑作之一。
乾隆對其母親的殷勤侍奉在他有生之年就已極富傳奇色彩，這部分是來自他為母親舉辦的盛大的六十、七十和八十大壽慶典。這些慶典的經費大多由皇帝本人負擔，而滿洲貴族和高層文武官員多少也會自願捐助一些。這些慶典一次比一次華麗，成為京城定期舉辦的轟動事件。
在慶祝母親五十大壽的宴席上，乾隆親自迎候他的母親。大宴之後，他暫時離席，當他再次現身時，身著綴滿羽毛的彩色服裝，帶著兄弟、妻舅和子孫，給皇太后表演舞蹈以示其孝。（這類誇張的表演在其他皇室中也曾存在，路易十四就曾在一次專為他創作的宮廷芭蕾舞中飾演過亞歷山大大帝。）
在皇太后六十與七十大壽時，除了京城裡的慶祝活動外，乾隆還安排她去氣候宜人、風景如畫的江南觀光遊覽。在 1771 年皇太后八十高壽之時，乾隆覺得年事已高的皇太后不再適合江南之行，便採取了極為鋪張的做法，下令把皇太后南巡中最喜歡的蘇州集市在北京進行仿建，可謂將江南搬到了北京。
這條仿造的「蘇州街」位於紫禁城和京城北部的皇太后的夏宮之間，它就像乾隆時期的迪士尼樂園，在長街上有各類店鋪、餐館、戲院和茶館，有些是新建，有些則由政府出資重新修繕。除此之外，乾隆還命人在皇宮範圍內建造了大量蘇州風格的茶肆、飯店、店鋪、旅舍和戲院，所有人員均由太監化裝扮演。
同時，從北京到頤和園的運河沿岸都安置了彩色的帳篷和用以戲劇、音樂演出的戲臺，並在沿途裝飾以花彩、樹木和盆花等。乾隆還耗費鉅資修建了意在追憶江南的拱廊、亭台、橋樑、戲院、酒肆和微型園林。
也許讓人更為吃驚的是，乾隆幾乎每次出行都會帶著母親一同前往，一直到她不能自如地行動為止：在北京的時候去圓明園，夏天去承德和木蘭，前往盛京的故土，甚至還參加了南巡。事實上，乾隆在一開始就強調，愉悅母親是他進行這些規模宏大的皇家巡遊的主要原因：
乾隆和皇太后的興致如此之高，即使是攀登泰山（海拔 1524 公尺）這樣的難事也無法使之退卻。也許正是因為這些持續的活動，才使得皇太后直到年邁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體，據記載，直到 66 歲，她才開始長出白頭髮。
乾隆陪同母親周遊全國，應該並非是出於讓母親分享他所擁有的自由之意。
畢竟，滿洲女性比漢人女性享有更大的自由。到過北京的外國人經常能夠看到騎馬的婦女，並提及滿洲女性可以在城內自由行動、交際拜訪和購物等。十七、十八世紀的滿洲文人在他們的作品中也描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騎馬的滿洲侍女以及一些滿洲權貴女性的形象，這也證實了許多漢人所持有的滿洲女人帶有男性氣質的印象。乾隆家族中的一些女性甚至參加過木蘭圍獵。
也許在滿洲女性與眾不同的「自由」身分中，最明顯的標誌就是她們並不纏足。確實，纏足是滿洲婦女從未仿效過的漢人習俗；而且，也正是一位滿洲女性（慈禧太后）在二十世紀初下令在法律上禁止了這一習俗。
[1] 這種佛塔是源自印度的一種宗教聖物，在方形基座上通常是一個半球形的高肩塔身，塔身之上是一個高高的裝飾性的圓柱，圓柱至頂部後收窄。有些小的佛塔甚至可以隨身攜帶，而有些佛塔則如房屋般大。佛塔中可能會有僧人、尼姑或是虔誠的佛教信徒的遺物，這些佛塔通常都屬於聖地。建築佛塔本身就是一種虔誠的體現，所以乾隆命人為其母親修築佛塔，既有其宗教意義，也可以展示出他的孝行。
作者簡介
歐立德（Mark C. Elliott）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博士委員會主席，是北美漢學界「新清史」學派的重要學者。
主要研究領域為：清史、內陸亞洲史。
著有《滿洲之道：八旗制度與清代的民族認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1）、合編《新清帝國史：清朝在承德建立的內陸亞洲帝國》（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2004）、《鑲紅旗檔案：清代八旗研究指南及東洋文庫所藏史料目錄》（The Archives of the Bordered Red Banner: Research Guide to the Qing Eight Banners and Catalogue of Materials in the Toyo Bunko, 2001）等。
乾隆治下的清代中國，事實上通過諸多方式，在經濟、文化、政治、學術等層面，多方參與並影響了世界史的發展。本書更把乾隆治下的清帝國與同時代的其他帝國進行比較，讓我們得以在全球背景下解讀乾隆及其朝代，並了解清代中國並無自成一獨立體系而隔離於世界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