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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1861- 1911），字午橋，號匋齋，托忒克氏，滿洲正白旗人，在晚清時期前後出任陝西按察使、布政使、並代理陝西巡撫。後調任河南布政使，旋升任湖北巡撫。光緒二十八年，代理湖廣總督，光緒三十年，代任兩江總督。之後作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新政，回國之後，出任兩江總督。宣統元年調任直隸總督。
他創辦了最早的現代幼稚園，現代圖書館，無線電臺，學生運動會，公費留學生專案，工商博覽會等等一系列新政措施。算是個有才能、有見識的滿人。在仕宦之餘，他酷嗜金石書畫，收藏豐富，著有《匋齋吉金錄》、《匋齋藏石記》等。
由於端方是金石文物收藏家，因此他會把別人給他的信札，好好珍藏，不會隨意毀棄的。可惜的是在宣統三年（1911）11 月 27 日他署理四川總督，因保路運動而被殺，他所藏的信札也因此而大量散佚。例如最為人所熟知的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4 月 19 日袁世凱致他的密札，因為是屬於絕對機密，袁世凱還在信中囑咐他閱後即當「付丙」（燒掉），就因為端方是藏家，自然不會將這珍貴文物燒掉，端方死後不知何時該密札流出市面，後來為章士釗所得。
1937 年徐一士將之公布在天津《國聞周報》，這是有關「丁未政潮」極其珍貴之史料，信中袁世凱的陰謀，和盤托出，遂成千古信讞矣。歷史學者沈雲龍說：「此札可見奕、袁傾軋瞿、岑，布置之周密，設詞之工巧，手段之狠辣，無怪瞿、岑非其敵手，即明察如慈禧，亦墮其彀中矣！」。而如果沒有此信，則史家只能猜臆，對「丁未政潮」的內情將無從論斷矣。
在 2004 年中國嘉德秋拍「古籍善本專場」中《匋齋（端方）存牘》的五十三封書信手稿最終以人民幣 79.2 萬元的價格成交。這批信札有恭親王溥偉、海軍大臣載洵貝勒、鎮國公載澤等清代天潢貴胄，還有裕祿、良弼、鐵良、瑞澂、岑春煊、陳夔龍、孫家鼐、魏光燾、張之洞、袁世凱、徐世昌、盛宣懷、李經羲等晚清重臣、疆吏，還有嚴修、嚴復、王闓運、陳三立、葉德輝等飽學之士，還有張謇、沈家本、伍廷芳、朱爾典（John Newell Jordan，英國駐華公使）等中外名人，他們寫給端方的手札，其內容涉及政治、社會、教育、收藏等等，史料價值極高。
《匋齋（端方）存牘》是日人佐久間楨（1886-1979）1938 年在北京購得之於端方之甥的信札，以名貴乾隆綢緞裱裝成冊的。在 1945 年 5 月 25 日二次大戰中美軍轟炸東京，佐久間楨位於青山的私邸被炸，他積年所蒐藏精槧孤本、精奇珍玩之屬，一夕盡歸於灰燼瓦礫，而此《存牘》則是倖免於難的藏品。
關於佐久間楨之生平，據其子佐久間祿所述，光緒二十九年（1903）學於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始識張繼、程家檉等人。該年初夏就職於東京《二六新報》社，年方十八，因思想急進，為日本官憲追緝，次年由長崎而至大連，就職於《遼東新報》社。
光緒三十一年歸返日本，並與宋教仁相識。是年秋與張繼同訪孫中山於東京築地八幡寓居。次年因宋教仁之介，往湖南長沙叩謁王闓運之門，並以左幹青（後改吳斌、吳孟卿）的中文姓名受其業。
佐久間祿云：「先父寄寓湘綺樓，時端方奉仕四川鐵路督辦大臣之職，赴任途中，路過長沙，嘗造訪王闓運，事錄於《湘綺樓日記》。不料之後資州起事，端方及其弟端錦竟為鄂軍士兵所殺。先父早年馳心革命，不期於湘綺樓得見端方，雖料未有一言之交談，後年寓居北京，復偶得此存牘於其甥，因緣蓋如此也。」而 1995 年夏，佐久間祿囑託時在東京的中國學者閻崇璩教授識別文字及考證信札之日期，次年 6 月由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這五十三封信起迄日期是光緒二十四年起至宣統三年（1898-1911）止，也就是端方出任陝西按察使至被殺那年的 4 月止。
從這些書信可以看出許多史事，例如同為滿人與端方有世誼的瑞澂（後為末代湖廣總督），在光緒二十八年秋給端方的信云：「此間傳聞，香帥任內，公虧不下數百萬金。果有其事，則吾哥接收，亦大費躊躇矣。為數過鉅，一時彌縫實難，不知現在作何計較。愚昧之見，似須自佔地步，或設法委曲陳明。吾哥雖察察不衿，度早見及於此，無待鰓鰓過慮也。」信中說張之洞在湖廣總督時是有虧空公款，而當他奉調代理兩江總總督時，原湖廣總督就由端方接任，瑞澂一片好心，要端方想辦法收拾爛攤子。
這事後來陳灨一在《睇向齋秘錄》也提到：「文襄調督兩江，鄂任虧空五百餘萬，電致盛宣懷挪借二百萬，以備彌縫，訂期歸還。盛覆電『有心無力』，文襄閱畢，怒曰：『杏蓀原來是一個大滑頭！』」後來由於張之洞與端方各回原職，張之洞公虧之數自行彌縫，也無須端方傷神，這恐是瑞澂寫此信時所始料未及者。
光緒三十一年春，湘中大儒葉德輝有信給端方云：「城內開洋行之事，英領似有轉圜之機。公與之再見，告以湘紳素來敬服英國之文明，近日於豫亨泰一事，頗與平日湘紳優待之心反對，非獨失湘、英之交情，損文明之名譽，且恐將來轉與法、德、俄相忌之國相聯，於英國揚子江上游利權損礙。不如將豫亨泰移居外城，俟租界定妥，遷入租界，何如必袒護一流氓之貝納賜，使日後富商入境，轉以貝納賜為此例，而不能取信於湘人云云。輝即以此言動之，必藉公再申明之以取信。此以情理動之，又餌之以利權所在。彼果熟權利害，亦必欣然樂從。」此信的歷史背景是光緒二十八年，清廷與英國簽訂《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議定長沙為通商口岸。
光緒三十年 7 月 1 日，在日本的一再催促下，清政府開放了長沙商埠，日本的捷足先登，讓英國政府極為不滿，於是光緒三十一年初，貝納賜在英國駐漢口領事的支持下，在城內西長街買下一個門面，開設豫亨泰洋行。曾任嶽麓書院山長的王先謙不忍眼看其他本土商人的利益受到貝納賜的威脅──他本來就忌恨城外租界的外商，何況貝納賜竟然入城開洋行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他做了長沙紳商驅貝的領頭人，同時也因此反英政府。
端方在光緒三十年 11 月任湖南巡撫，居於長沙，距葉德輝所在之湘潭不過咫尺，他禮賢下士，不惜紆尊相就，否則以葉氏自視甚高，向例不入公門，兩人未必能夠得識。也因此葉德輝在信中向端方提出相當好的建議，來處理這一棘手的問題。此信原無日期，但可推定在光緒三十一年春，因為同年 6 月後端方即調離湖南，出洋考察憲政矣。
光緒三十一年 7 月端方與載澤等五大臣奉命出洋考察憲政，翌年歸來，端方因此寫成《歐美政治要義》一書，定稿前他請創建京師大學堂的張百熙核定，張百熙看完書稿後奉還，並附有一函云：「大稿快讀一過，經世之鴻文也。拜服拜服。」而光緒三十二年端方曾託當時駐俄公使胡維德代購俄文書籍三部，胡維德回信說：「照單覓購，書價無多，幸勿拘拘。」從這兩封信我們可以看出端方不斷地向西方甚至俄國，求取新知，拓展新視野的企圖心。
光緒三十二年夏天，根據《清史稿・德宗本紀》載，淮河泛溢，江北災重，清廷撥款十萬兩賑濟之。當時端方甫任兩江總督，他急派員到四川購糧發放。嘉慶皇帝的曾孫載澤，因曾與端方出國考察憲政，兩人相當熟稔。他在光緒三十三年夏給端方的信中說：「祇悉春賑就緒，額慶再四。百萬瘡痍，得我哥起諸溝壑之中，江北蒼黎，何修得此。非徒遺惠靡涯，抑且造福無量矣。」
而當時在朝中的侍講學士惲毓鼎在光緒三十三年間也致信給端方云：「聞委孫令赴蜀買米，川中米多而價廉，江南得此，民間食惠不淺。近已運到否？公之愛民真無時不為籌畫矣。」
同樣因江淮賑災而贏得好感，世襲侯爵的李鴻章嫡孫李國杰在光緒三十三年間也寫信給端方說：「夜觀天象，熒惑光芒折入南斗，分野適應江南一帶。雖新學家無此占說，究宜先事預防，以期弭象於未形。」顯示兩人交情頗好的，沒料到光緒三十四年 8 月發生楊崇伊持鎗率眾，夜入吳韶生家逞兇之事。當時江蘇布政使瑞澂揭發楊崇伊在地方上種種胡作非為後，呈報江蘇巡撫陳啟泰和兩江總督端方，請予嚴辦。
楊崇伊被「革職，又永不敘用」，又加上「嚴加管束」，終於病死。楊崇伊遺言要女婿李國杰替他報仇，因此當宣統元年 10 月，端方已升任直隸總督，在慈禧出殯之時因拍照驚擾隆裕皇太后，輿從橫衝神路，時任農工商部左丞的李國杰逮到機會馬上彈劾，而端方因此事被革職。
端方在這段賦閒時間裡，則忙於他的金石收藏及著作的出版（《匋齋吉金錄》便是在宣統元年 10 月成書的。）從他的老部下姜桂題在宣統二年的來信可得知一、二：「陶齋仁仲尚書閣下：奉教。辱惠審定板橋真跡，並拓本八種外，墨妙片麟，已足光輝蓬蓽。執事鑑賞收藏，照耀寰海。拓本諸種，保存古物，藝林偉觀，尤可寶貴。拜荷無已，唯有傾佩耳。伏惟起居萬福，不宣。如小兄桂題頓首」姜桂題在宣統元年調直隸提督，是直隸總督端方的部下，年紀較端方為長，故信中自稱「如小兄」，而稱端方為「仁仲」（即「仁弟」）。
又詩人樊增祥（樊山）在光緒三十四年曾任江寧布政使與端方（時為兩江總督）過從甚密。他在宣統二年 3 月給端方信中說：「高雲在天，卷舒自如。公真天人，非下士所敢妄企。但恐華夷喁望，山林之樂，弗能久享耳」，果不其然，一年後也就是宣統三年 4 月，端方就被起復為粵漢川漢鐵路大臣，但沒想到幾個月之後，竟因此而身亡。
端方具有維新觀點，善於接受新事物，對各項新政十分熱心，尤其是在任內大力興辦新式教育。他任兩江總督時在南京創辦暨南學堂，是暨南大學的前身，是第一所由國家創辦的華僑學校。
在光緒三十三年初，教育家嚴修（曾創辦南開中學，後來又與張伯苓一起創辦了南開系列學校，1919 年又創辦了南開大學，被稱為「南開校父」）有回覆端方向其請教辦學事宜之信，云：「旌節所至，才俊景附，學務之興，可立而待。大學不日開辦，高掌遠蹠，即此略見一斑。奏章有言：中國地大民殷，非各省設大學不可。」又云：「先擇繁盛重要增設，以漸推及於各省。夫繁盛重要，莫江南若矣。又適得學識氣魄如公者，以謀其始，此千載一時之會也。部中前經電覆，想達籤典。惟管見所及，有可備採者兩端：一程度宜核實，程度不足則酌加年限，務期學成以待後，真可以供世用、濟時艱，可以代外國工師外國教員。一學費宜全收，客籍固當納費，土籍亦未宜全免。學務綱要所謂可期持久而冀擴充者是也。公於此事籌之已熟，聊坿不賢識小之義，以備採酌。」對於端方的請益，嚴修自然是「知無不言」的。
除在政治、教育方面的成就外，端方酷嗜金石書畫，晚清的收藏風氣，金石為盛。因此南通實業家張謇為端方所寫的輓聯云：「物聚於好，力又能強，世所稱者，燕邸收藏，三吳已編《陶齋錄》；守或匪親，化而為患，魂其歸半，夔雲慘澹，萬古同悲〈蜀道難〉!」輓聯的內容前半所描述的，也正凸顯了端方收藏之富。
端方的收藏著錄有《壬寅消夏錄》、《陶齋吉金錄》、《匋齋吉金續錄》、《陶齋藏石記》、《陶齋藏磚記》、《匋齋藏印》、《匋齋古玉圖》等，記載了端方大量的收藏，合計約 3600 餘件。《匋齋吉金錄》及《匋齋吉金續錄》是端方收藏青銅器的著錄，曾襲爵的恭親王溥偉在光緒三十四年間給端方的信就說：「《匋齋吉金錄》，考核精良。序中謂書成之後，不復從事訪求，足見守博以約之懷。然物聚於所好，千金市骨之後，益當雜遝而來。續刊之集，拭目候之矣。」
《匋齋吉金錄》成書於光緒三十四年，而《續錄》之刊在宣統元年（有端方自刊原書可證），因此溥偉寫此信當在《續錄》刊印之前。而曾與端方出國考察憲政的戴鴻慈在宣統元年 4 月 23 日給端方的信云：「《吉金錄》收藏之富，名聞海內。又公自手跋，其可寶貴未曾有，除什襲珍藏外，餘即帶至俄都分贈，俾公同好。」當時他是以慈禧光緒之喪，奉派赴俄國答聘，順道把該書帶到俄國分贈同好。《匋齋藏石記》是專門記載端方所藏石刻的專輯，成書略晚於《吉金錄》。
端方為此還請了「揚州學派」的「國學大師」李審言和晚清詞學四大家之一的況周頤（蕙風）等人助之校勘，可見其用心之深。這書令專治金石甲骨之學的羅振玉十分渴望，因此在宣統元年冬的信中說：「《匋齋藏石錄》是否印成，乞賜一部，渴望久矣。」《匋齋藏石錄》是羅振玉筆誤，當為《匋齋藏石記》，是書凡四十四卷，端方付刊於宣統元年歲暮，因此羅振玉來函說尚未及得見。
當年丁文江、趙豐田在編《梁啟超先生年譜長編》，曾大量徵集梁任公的遺札、家書及友朋書札，總數近一萬封之多。而也因有此第一手材料，才使得此年譜價值陡增，讀之令人趣味盎然，被稱為年譜中之翹楚。
然而，此項龐大工程做起來實非易事，蓋因舊時人物寫信都不記年月日，要從其信中內容去詳加考訂，明其時間及原由，才能甄別剪裁，置之該放的時間段落裡。而這些書信字跡信筆由之，揮灑自成一格，可謂龍飛鳳舞，如何辨識，如何才不至於魯魚亥豕，也都需要專業鑑識。至於寫信人與受信人之間的關係，談話內容的歷史背景，則更非對其史事相當熟稔之人，無法解讀。
而由書信可看出諸多史事和人際關係，常常可補歷史之闕。例如《匋齋（端方）存牘》就是最好的例證，除此之外你還可見證到端方是位金石收藏家的另一面影。而端方的藏札，當不僅僅如此而已，還有散落在其他角落的。例如 2010 年 7 月 19 日中貿聖佳夏季藝術品拍賣會《中國古代書法專場》，就再拍出〈張之洞致端方信札〉六通。當更多的書信的出土，將讓更多的史事浮現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