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論盧梭（三）

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在「筆戰」中，盧梭「借題發揮」，一邊敘述著科學與藝術在社會中應當受到限制，另一邊卻控訴著他在成長環境中所體驗的貧富差距與不公不義。他大膽自述所有缺點之餘，卻反而嘲弄那些自以為高高在上的王公、貴族、院士、學者，有時候卻連面對自己的勇氣都沒有。他說出，上流社會裝腔作勢的虛偽，訴說著窮人面對富人貪婪剝削的悲哀。人們對於古代單純社會的懷念，以及大眾對鄰里之間能夠相親相愛的渴望，都是經由盧梭的筆寫出來的。

當大多數人都在啟蒙風潮前臣服，朝向代表進步的「現代社會」前進時，盧梭「敢言」出人們內心中最深層的感受，質疑大家以為無須再懷疑的事物。但是，這些「筆戰」的內容都容易讓人誤解，以為盧梭還在捍衛自己的論文，以「見招拆招」的方式，回應他人的攻擊。其實，在整個「筆戰」的過程中，在盧梭心中，說明不平等的起源，隱然已經成為他必須做的重點。

不知是巧合，還是有心的安排，1753 年 11 月的《法國信使》又舉辦徵文比賽，題目：「人類的不平等起源為何，它是自然法所授權的嗎？」早就準備寫一篇有關這個題目文章的盧梭，在《懺悔錄》中回憶：「這個偉大的題目震驚了我，第戎學院怎麼敢提出這樣的題目。」

為了撰寫這篇論文，盧梭在「聖日耳曼森林」（la forêt de Saint-Germain）中待了一週，找尋「原初社會」的印象。這個孤獨存在森林中的印象，充斥於整篇論文。代表自然的森林，是自由、德行與幸福的地方，是逃離社會與人的地方。對於盧梭而言，自然與城市是對立的。在自然中，存在著健康的身體，以及心靈的自由；在那兒，他能夠聽到自己內心中最深層與最自然的回應；在那兒，盧梭能夠在原始的天真無邪中，感受到內心的震動。

為什麼一定要回到自然呢？因為盧梭認為，不平等顯現出人性中的「惡」，並具體地展現在社會制度中，尤其是在富人與窮人之間。

但是，現代社會的「惡」，來自何處呢？雖然「原罪」的解釋最為普遍，但它不足以作為一個答案，因為神不曾出現在接受這個解釋的人之面前（「這確實也是一個令人感到困惑和辯護的矛盾，卻也是一個完全不可能證明的矛盾」）。

如果人並沒有背負這個原始的「惡」，那麼「惡」來自何處呢？盧梭認為，「惡」來自被壞制度所治理的人（l’homme mal gouverné）。那麼，什麼時候開始，無辜的人（l’homme innocent）變成被壞制度所治理的人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拒絕「神啟論」（La Révélation）的盧梭，必須重建人類過去的歷史。

他應用「假設推理的方法」（la Méthode hypothético-déductive），將現存的事實當成結果，透過假設與推理，回溯原先人類最原初的狀態。在重建人類的過去的同時，盧梭卻強調，這是「假設的」，並非「歷史事實的」（「這個問題完全不觸及事實，我們所採用的研究方式，其目的不在於獲得歷史真相，而在於獲得假設與條件式的推理。」）

為什麼他要這麼說呢？因為對盧梭而言，懂得用文字語言作記載的人，已經是脫離自然狀態的人。用隱喻的話來說，歷史就是建立在壓制自然的「善」之上。即便如此，盧梭也強調，歷史卻從不曾真正地消滅過我們的「善」。這個長年受到壞制度統治的「善」，一直退居在我們的內心深處，卻從來也不滿意於污染它的人類「惡」史。

盧梭要強調，人因自然而獲得的「善」，一直存在於我們的內心之中，不在歷史的演變之下，完全消弭在「惡」中。這是一場「善」與「惡」之間的對立；「惡」的發展是歷史，但這個歷史與自然的「善」無關。「惡」的歷史不斷地在拒絕、覆蓋，甚至穿越「善」，但卻不能改變與摧毀「善」。這是為什麼，盧梭認為歷史真相的探討，將無助於理解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而應當回歸到最原初的自然狀態。

盧梭坦承，這是一個實用的考量，因為「自然狀態」「在一個不再存在的狀態、一個過去也許從來沒有存在過的狀態，一個或許在未來永遠不會存在的狀態之中」，但是「為了對現狀做出正確判斷，擁有這個狀態的正確概念無論如何是必要的。」盧梭認為，若要作「自然狀態」的探討，就必須用理性來作判斷，因為「最偉大哲學家不會指導這種實驗。」盧梭指的，是霍布斯（T. Hobbes），這位論自然狀態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

盧梭說：「所有曾經檢視社會基礎的哲學家都覺得必須追溯到自然狀態，但是卻沒有哪一個人真正成功地做到這點。」霍布斯錯誤地認為，自然狀態中的人，「天生就是壞的。」盧梭認為，霍布斯用啟蒙與政治社會發展以後的思考方式描述自然狀態的作法，是錯誤的。這錯誤使得霍布斯的結論，即自然狀態就是一個人人相互攻擊的戰爭狀態，不合常理。

如果人在一開始就面對生死存亡的戰爭狀態，那麼他們必須立即放棄那可怕的狀態，否則只有面對滅絕的下場。果真如此，那麼霍布斯根本就無法解釋，在「地理大發現」後，歐洲在世界各地所目睹的各種「前政治社會」。霍布斯的錯誤，在於他宣稱描述自然人，然而在實際上描述的，卻是那已經「啟蒙」的社會人。

自然人沒有道德嗎？對於盧梭而言，「他」根本就不知道「道德」為何。自然人因為無知，「所以不知道如何運用理性」，但因為同樣的理由，「所以也不知道如何濫用他的能力。」我們可以因此說，自然人不壞的原因，正是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是好。自然人並不是因為啟蒙的發展，也不是因為法律的限制，「而是因為情感中的安寧，以及對於壞因的無知，使他們不做壞事。」

盧梭認為，在理性發展前，情感中包含兩項自然天性，「自保之愛」（l’amour de soi）與「憐憫」（pitié）；它們使得自然狀態維持在一個相對均衡與穩定的狀態之中。為求「自保」，自然人必須以力相爭維持生存所需要的東西，但需求也僅限於最低階層，容易滿足。因此，雖然在我們眼中，自然人的行為處處顯得粗魯，但他們之間不會有真正的衝突。即使他們發生衝突，也是隨著眼前的爭奪分出勝負而結束，沒有記恨與報復。

加上所有人（也包含動物）天生即具備的憐憫心，使得人不會因為見到別人痛苦而感到快樂。這也使得處於弱勢的人，不用擔心強者，因為自然提供滿足所有人的需求，「強者」與「弱者」也一樣活在「自保」與「憐憫」交雜的狀態中。

所以，活在這個「前政治狀態」中的自然人處在「好的狀態」中，原因在於他們是「自足的」。他們與外在環境維持了一個均衡，使得人與人之間，享受了自由與平等。他們是自由的，因為他們在物質的、心理的以及人際的需求上，都能夠獨立地被滿足。他們是平等的，因為他們自然的不平等，不具有任何道德的意義。

這是一個無知於自己好壞的人所組成的狀態，於其中，沒有人的內心與外表是分離的；如果他粗暴，那是因為他不知道什麼叫精緻，如果他誠實，那是因為他不知道什麼叫欺騙。盧梭想要提升自然人，貶抑文明人的企圖已經很明顯了；自然人不但自由平等，還因此而比文明人幸福。

人的天性中，包含一種「求好」（perfectibilité）的特性，會使人在自然環境中，追求比較好的生活空間。若是自然環境維持滿足「自保」條件時，自然人不會主動「求好」。但是，當自然環境改變了，當人口增加了，物質缺乏了，氣候改變了的時候，人會隨著外在環境的改變而隨之調整生存方式。這代表原先「自足」條件的破壞，接踵而至的就是依賴、分工、比較、獎懲的狀態。

結果是：類似於虛榮的「自重之愛」（l’amour propre）從自然人所有的原始性格中脫穎而出，成為主導社會發展的動力。原先人與人之間那種不具有價值意義的「不平等」，現在開始展現他們在競爭環境下的優勢。那些比較強壯、比較聰明、比較敏捷、比較美麗、比較大膽的人，就會注意到他們的才能，並會想盡辦法，讓這些長處能夠在競爭環境中，發揮最大的價值。原先那種不具道德意義的不平等，變成有社會價值的不平等。人的行為與內心，也不再合而為一；行動的目的，是為了受別人的肯定與讚揚。

盧梭說：

人墮落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無須多久，這種不平等的現象，不但發生在財富與權力上，也發生在心智與外表上。總之，只要是能夠贏得眾人注目的品質與才能，都是大家趨之若鶩的對象。追求社會價值，成為所有人努力的方向。

至於個人本身變成完全不重要的東西。「真實與表面變成兩種完全不同的事物，在這個區別中，發展出驚嚇人的吹噓、迷惑人的計謀，以及所有附帶的惡行。」慢慢地，心智與生理上的不平等，逐漸轉換成為富人與窮人之間階級的不平等，然後是主人與奴僕之間的不平等，最後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不平等。總之，他們之間的結構都一樣，就是利用天生的不平等，博得最大的利益，並造成他人的損失。最嚴重的，是後天的人為不平等，它同時使得佔優勢者與居弱勢者，一起墮落。

盧梭說：「富人的霸佔，窮人的搶劫，各種無節制的熱情，使自然憐憫心偕同那微弱的正義之聲音一起窒息，並展現出人的吝嗇、野心與惡毒。」在「先佔為主」的權利與「強者為主」的權力之間，一直不停的發生爭端。只要看到對方還不是處在最悲慘的環境之中，我方就必須用盡心機，迫使其走投無路。爭端的結果就是無止境的戰爭與謀殺。「初始社會變成最可怕的戰爭狀態。」

盧梭在論及戰爭狀態時，表現出他對於當代社會最嚴厲的批判。當人人讚揚現代法治社會之穩定奠基於契約理論時，盧梭卻認為社會契約，是富人對窮人「不安好心」的建議。當富人發現，持續的戰爭，不但花費所有累積的財富，也讓自己處在永遠的不安之中。為數眾多的窮人雖然更慘，但卻處處與富人拼命，彼此相互威脅，終非長久之計。盧梭說：「富人因為在緊急情況的逼迫下，最後在腦中浮現出人類從來不曾想過的最周詳計畫。」這就是一種契約關係；它制訂原先自然權利所反對的機構與規則，轉換原先的敵人。它讓窮人反而變成防衛富人利益的配合者。

簡言之，盧梭說：

在這個協同關係中，傻乎乎的窮人還以為終於受到公平的待遇了。殊不知，法治社會的起源，永不回頭地破壞了自然自由，卻將財產的不平等固定成為法律。現在，為了少數人的野心，將多數人置於工作、奴役與悲慘的境地之中，原先非常精緻的掠奪，變成無可挽回的「權利」。

這不是「自然權利」，而是「公民權利」；它存在於「公民社會」中，不但用來約制「公民個人」，其實也還隱而不彰地合法化那原來因霸佔而出現的不平等。「合法化」來自一種使人與人對立的制度；它不但不鼓勵人與生具備的憐憫性情，反而加以壓制，將個人權利的基礎，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制度之上。

這充分展現了盧梭在「第一篇論文」中即已揭示的一個重要觀念：人在變壞的同時，原始的善良卻不曾完全消失。這同時也說明了，為什麼人因自然而是善良的人，卻因為壞的制度而被治理成邪惡的人。這時候，盧梭已經成功地在「第二篇論文」中，解釋了他在「第一篇論文」中所留下的問題，也將「兩篇論文」的精神（「現代社會的批判」與「個人權利的起源」），用他那一貫能夠打動人心的文字，連結在一起，成為他政治著作中最具原創性的一部分。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